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移動互聯網產生的深廣的社會意義正在逐步彰顯，如通訊、消費、支付和生產邊界的泯滅，工作、社交和娛樂的一體化，主體和客體的難舍難分，等等。城市的開放性、互聯網的延展性使生活方式逐漸轉型，消費和生產互相轉化，傳播變得越來越重要。科技的支持、與都市消費文化的契合使女性的創業實績日趨卓著，創業成就人生價值。文學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契機，通過珊映（陳謙的《無窮鏡》）、朱靈境（笛安的《景恒街》）、滕納蜜（張欣的《千萬與春住》）等創業女性形象頑強追求自我實現的歷程，表現出女性自我認同的變遷。她們逐漸掌握對生活的主導權，更改了傳統的價值觀。

關鍵詞：認同 城市 互聯網 創業女性 消費

一、女性創業自主性的提升

移動互聯網來到世間，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其改變之巨難以估量。漫長的農業文明塑造了安土重遷的民族品格，但由于出嫁，女性對家的認同始終有變化，如先是父家、后是夫家等觀念變遷。這就使得女性認同容易與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性合拍，從早期留學生文學中聶華苓與白先勇對故鄉的書寫中很容易看到男/女對家園認同的差異。相對于故鄉、大歷史，女性更容易認同當下的生活，這也對她們拋開包袱、勇敢創業有所助益。在亦舒筆下，那些在愛情和家庭中遍體鱗傷的女子于事業開創中得到撫慰；新一代海外華人作家陳謙、廣州作家張欣筆下的女子在創業中建構了主體的自我認同。這些貌似零星的創業故事如果集中在一起，就能反映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端倪。在高科技的幫助下，互聯網給女性帶來了新天地，她們的自立、自主和自由都更前進一步了，創業女性帶給世界的精神能量正在被重估。

當代文學里有一首很短的詩《生活》，正文只有一個字：網。池莉在小說《煩惱人生》中以“夢”對這首詩進行了戲仿，網與夢對應著意識與潛意識。這樣的詩歌是大寫意，但好的詩歌仿佛是預言，時代做了詩歌的注腳，網絡時代如約而至。媒介預言家麥克盧漢早就以蛛網來形容思想和信息的高速公路。伍爾夫則將小說比喻成蛛網，總是附著在人生上。中國人則比較強調人際關系網。綜上，網基本是一個限制性的意象。移動互聯網來到世間，打破了我們對網的刻板想象，網絡將地球連接為“地球村”，固然有限制的一面，更多的卻是連接，是向自由延伸的一面。

網絡迅疾而猛烈地介入我們的生活，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臺廣受追捧。我們很容易發現，有了移動互聯網的幫助，女性創業變得更普遍了，創業的難度和意義都隨之發生變化，女性的認同也發生了新的轉型。

互聯網帶來了通訊、工作、生產、社交和消費一體化，我們已到了人、機相連的臨界點。各行各業都受到挑戰，科學界正積極討論機器人的倫理問題。馬爾庫塞所批評的機器對人類奴役的狀況和程度到今天應該被重新思考。移動互聯網帶來的數字革命比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革命更便捷地宰制我們，從手的“延伸”變成心的延伸、大腦的延伸，給人帶來方便的同時，使抑郁、狂躁等心理疾病增加，焦慮、悵然、不安的情緒如此普遍。網絡可謂利弊交織，毀譽參半。從長時段看，我們甚至很難說清是芯片大腦化還是大腦芯片化，二者互滲互仿。

移動互聯網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中間物”，網絡與手機的結合進而讓網與物結合，它既是科技革命的產物，也是進一步刺激新思想革命的催化劑和生產地。肇始于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最終帶來全球化，讓整個世界納入全球資本主義。地理大發現是對全球新大陸的發現和殖民，移動互聯網則是對虛擬空間的發掘和長驅直入，這是更為激蕩的現代轉型。在社會學家鮑曼看來，流動是全球化的重要表征，“流動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價值之列：流動的自由（它永遠是一個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們這個現代或后現代時期劃分社會階層的主要因素。”漫長的游牧文明強化了人類渴望流動的基因，但游牧生活總是隱隱地受到饑餓的威脅。生命的本能是讓基因流傳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性本身獲得超越愛的優先性。基因保存在一切法則中占上風，故農業文明犧牲了游牧文明的流動性仍被認為是人類一大進步。漫長的農耕文明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安土重遷的性格和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所以現代轉型對中華民族而言，歷史上是一個被動而屈辱的蛻變過程。流動伴隨著未知與風險，我們至今處于這一艱難重重的歷史進程中。

移動互聯網拓展的空間與弗洛伊德發現人類的潛意識結構相似。意識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潛意識才是未露出浩海的八分之七，聯通著洶涌起伏的大海，無限地深、無限地廣、無限地延綿。網絡接通了一個超越肉眼的宇宙，其鏈接出來的多重折疊空間極大地延展了我們的生活世界，讓我們的生活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相關；網絡將我們的心眼固定在屏幕上，千變萬化的信息蜂擁而至，真相有時像芥川龍之介的經典短篇《密林中》一樣莫衷一是。移動互聯網支撐起足不出戶的生活，宅成為一種時尚。網購、快遞、粉絲經濟、虛擬貨幣、云會議、云課堂等新興行業提供的體驗和服務有很大一部分是無形的，與原來的實物生產、面對面的服務截然不同了。人變成一串數據隱匿在機器的后面，機器人成為介乎機器和人之中的一個新物種，挑戰了既定的人類倫理，人、機的交互體驗促進文學想象和敘述的更新。生產力和科技的高速發展，使人類的欲望被大幅度打開，我們對精神生活的豐富性要求越來越高，如何想象和引導消費轉化為生產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新課題。

游牧、農業文明時代，創業幾乎是勇氣和體力的專利，男性高大強壯的身體明顯占優勢，所以鄉土文學中女性亦認同“夫為妻綱”“從父從夫”。現代教育鼓勵女性克服性別恐懼，勇敢地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公共空間。都市消費文化的柔軟性、夢幻性讓女性的創業夢想受到鼓勵，她們變得自信，創業實績日趨卓著。嚴肅文學、通俗文學、網絡文學、影視劇等領域興起一股表達創業題材的熱潮，尤為可喜的是塑造出一批新的創業女性形象。她們自強自立，有獨立的價值觀，對生活擁有越來越多的主導權，如陳謙《無窮鏡》中的珊映、笛安《景恒街》中的朱靈境、張欣《千萬與春住》中的滕納蜜、亦舒《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等等。這些作品對應的敘事空間分別是硅谷、北京、廣州、香港，無不是商業繁盛、人口流動頻繁的國際化大都市。女性的創業歷程敘事展示了文學和時代的新質，而且她們的獨立自主將促進社會的進一步解放。

二、創業加愛情

陳謙的《無窮鏡》和笛安的《景恒街》書寫網絡時代女性的創業之路。《無窮鏡》呈現了華裔女性在硅谷的高科技行業的創業過程，有堅實的細節支持。《景恒街》創業其表，情愛其里。故事發生在北京的金融中心，通過風險投資經理朱靈境與粉疊創始人關景恒、男閨密潘垣以及有身體交往的老板劉鵬錯綜復雜的關系，表達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創業的諸多變化，尤其是粉絲經濟的虛擬性、空幻性和不可理喻性。過氣歌手關景恒利用自己的殘余人氣創業，設計APP“粉疊”。笛安直覺到粉絲幾何倍數的疊加效應，以“粉疊”隱喻網絡時代傳播的重要作用。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自媒體，粉絲本身乃是一個傳播站，每一個主動的傳播會轉化為再生產，消費和生產在媒介傳播過程中互相轉化，所以今天粉絲體量成為融資的重要依據，這與過去創業追求產品質量有了差別。

關景恒渴望以重金吸粉來擊敗對手，同時與風投經理之間產生了曖昧的感情。笛安熟稔地將敘事方式設置為創業加愛情。創業讓自我與現實世界發生深廣的聯系；愛情讓人意識到自我內部是一個隱蔽而神秘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以不同甚或相反的邏輯運行。創業要求人遵循社會規則，與更多人和諧合作，建功立業，而愛情則要求專一，要求我們回到自身，服從內部自我的召喚。二者所包含的沖突就是人的社會傾向與自我傾向之間的沖突。在《景恒街》中，朱靈境與公司領導劉鵬已發生性關系，與關景恒的搭檔潘垣又是男女閨蜜，所以關景恒和朱靈境的愛情一開始就遭遇職場法則和道德的雙重困境，突破了職場回避原則——創業方和融資方必須關系清白。關景恒以股權變更等各種計謀逼合伙人出局，并孤注一擲讓大家非理性地哄搶“粉疊”，渴望贏取粉絲爭奪大戰，但最終無法挽救“粉疊”走向衰敗。關景恒與朱靈境間的愛情也隨之枯萎。

笛安善于刻畫網絡時代用情不深的身體關系，但對創業的復雜性和企業內部的實操經驗了解不足，故《景恒街》更像愛情小說。不可否認，消費時代性觀念日益開放，愛情與創業的互動關系賦予了朱靈境一些新質，這與革命加戀愛的文學的邏輯有內在一致性。愛情，作為一種至關重要的力量被文學史再三歌頌，但現實告訴我們愛情不具備反抗的能力，權力資本有歸根結底的制約力。在消費社會，資本成為權力再度凌駕于女性的主體性之上。波德里亞早已察覺：“在性革命的影響下，沖動變為革命養分，潛意識變為歷史主體。解放那種作為社會現實的‘詩歌’原則的初級過程，解放那種作為使用價值的潛意識：這就是體現在身體口號中的想像。人們可以看出，為什么身體和性承載著所有這些希望：因為身體和性在我們的‘歷史’社會曾經有過的任何秩序中都受到壓抑，它們變成了徹底否定性的隱喻。”無論是政治意識形態還是市場意識形態的支配，愛情一直是作為自我最深的替代物活躍在文學藝術里，而自我像鐘擺一樣在抗爭與妥協的變奏中晃動，在超我與本我的對話中搖擺。

中國傳統婚戀依據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義是門當戶對。《無窮鏡》的新穎之處在于啟動了一種新的矛盾結構——創業與愛情的時間分配矛盾，這使得人物更深地走向自我的世界，深入內心來做選擇。我們已經熟悉階級敘事、性別敘事、殖民敘事的矛盾設置套路，階級斗爭的發現構筑了革命小說的矛盾機制。農業文明面對的是一個實物世界，土地是最大的社會資源。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的資源是匱乏的。休養生息政策讓人口可以成幾何倍數增長，但食物無法成倍增長，有限的資源使很多人處在饑饉的威脅中。資源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壟斷土地就意味著占有食物，沒有土地的人就得忍饑挨餓，所以有“為富不仁”“奸商”“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說法。可是網絡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一個可以承載精神需求的虛擬空間，電影、視頻等電子數據資源幾乎是可以無限復制的。從理論上說，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通過網絡終端同時欣賞同一資源。無窮的復制和分享改寫了實物一次性消耗完畢的邏輯。受眾之間不再僅僅是競爭、對抗甚至壓迫的關系，而可以變成共享關系。網絡時代是提倡資源共享的時代，網絡讓貧窮地區亦可能分享優質的教育。新科技致力于讓大眾都可以分享美好的感官體驗、精神享受和柔性服務。“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邏輯遭遇挑戰，正如麥克盧漢的判斷“媒介即訊息”，網絡的瞬時傳播可以讓多方共贏。數據生成資源，成為個性化服務的助手，也更深地將程序員、快遞等從業者困在其中。《無窮鏡》中主角珊映遭遇的就是這種矛盾——創業與心靈生活爭奪時間與熱情，這來自新的時代經驗，也來自作家自身的工程師經驗。

網絡時代的創業未必仍是辦工廠、生產可見的產品，完全可能生產虛擬的產品，提供無形的精神服務。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溫飽支出占比下降，休息時間增多，由單休到雙休，以后甚至三休，人們需要更多的精神服務。陳謙就在正面碰觸這些新事物，小說主角珊映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全新的形象，她站在世界最前沿的舞臺上。珊映研發的3D眼鏡，讓人宅家就可以坐擁世界，享受上帝的特權，而渴望知道上帝在干什么曾是人類發明望遠鏡的動力。科技的優勢壓倒了性別、族裔劣勢，她超越了性別和種族成為獨特的“這一個”。當然，她也承載移動互聯網的困境，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時常會感到體力精力的極限，這是創業帶來的矛盾，即個人時間、精力的有限性與高科技產業結構革命對效率無限追求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落到女性創業者身上，就轉化為創業與家庭親情、婚姻、生子之間的矛盾。集體與家庭的利益沖突曾經被《創業史》加以表現，突出的是農業合作化時期老一代農民和社會主義新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在陳謙筆下，華裔留學生背負著古老綿長的宗族倫理，同時經受了西方現代文化的洗禮，原生家庭共同體認同逐漸被城市的個人認同所取代。

在崇尚實現自我、“成為你自己”的文化熏陶下，科技創業者認同硅谷意識形態，將有限的人生投入爭分奪秒的科技轉化以及利潤兌現的競爭中。硅谷取代了海外華人文學的標配——唐人街，成為陳謙最主要的敘事空間。硅谷被稱為世界科技的“珠穆朗瑪峰”，“號稱平均每天產生六十三個百萬富翁的地方”，讓人愛恨糾結并形塑了中西文化的對話網絡：一方面塑造商業的正面價值，讓我們重新認識“科技乃第一生產力”；另一方面也刺激科技工作者的無限潛能，見證他們煙花般燦爛的青春，為奮斗的人生吶喊。科技漸漸成為一種新的信仰，支撐線性時間觀給人類帶來一種茫然而懵懂的信心。科技的逐新與人類的懷舊也滋生出敘事的張力。基于此，硅谷也成為陳謙反思和逃離的對象，變得迷離、深邃而豐盈，它至少具有三重意義：敘事空間、對話鏡像和意識形態。全球化時代，科技與人文日益融合卻依循不同的倫理：科技的逐新汰舊與人類的懷舊和不朽……陳謙就在前沿的科技和古老的人生難題的起伏之間展開敘事。一邊是以事業為標志的陌生自我的激活，一邊是愛情這個原始自我幽靈的盤旋。在硅谷，愛情與創業競爭、與時間競爭、與生命競爭。愛情要求陪伴，創業追求效率，它們共同掠奪時間。陳謙捕捉到二者之間的矛盾，并以煙花和燃香的意象分別對應創業的璀璨和生活的綿長。

在《愛在無愛的硅谷》中，陳謙將一男二女的經典文學模式扭轉為一女二男：成功商人利飛與落拓畫家王夏分別象征商業和藝術兩種不同性質的生活方式，刻畫現代女性在婚戀關系中變被動為主動。蘇菊，具有良好的學識、嬌美的容顏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在硅谷，公司是真正讓她精神有所寄托、有歸屬感的地方，它包涵了她職業生涯的全部內容”。對“銅臭”味的厭膩讓她逃離硅谷去追逐愛情和遠方。如果不用“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結尾的話，愛情總是經不起現實的挑釁和時光的碾壓。可貴的是，陳謙看到傳統儒家倫理對商業的貶抑，依然正視商業對儒家文化的汲取，儒商利飛作為一種積極的形象被建構；同時小說也努力打破市場與藝術的對立，著力展現二者之間的滲融、互惠互哺，商業也給藝術提供創作源泉。

陳謙致力于發掘科技對人的解放意義，肯定現代女性的生命潛能、職場競爭力以及對自己生活的主導權。從宗教角度看，職場勞作乃接近神祇的方式，是領受神恩成就天命的方法。勞作是人類的天職，但男權文化阻礙女性進入公共空間。高科技對于女性乃是空白領域，珊映與王鐳（《望斷南飛雁》）就是率先進入此領域的新女性。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響徹云霄之際，王鐳的名字是對居里夫人的隔空致意。珊映為夢想遠渡重洋，“樣樣都要爭先，樣樣都要第一”。導師尼克則吸收了中庸之道的智慧，懂得人生的奧秘在于平衡，在逐夢的過程中要停下來聞聞玫瑰的馨香，讓生命張弛有度。

越是大都市，科技越發達，為女性提供的機會越多、空間越大，女性越有可能與男性共享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的成果。女性的飛揚與進取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同時女性彼此之間也惺惺相惜，她們能從彼此共同經歷的奮斗和喪失之痛中找到共情。而流產、喪子就成為陳謙著力逡染的情節。在蕭紅的《生死場》、張愛玲的《小團圓》等作品中，血腥可怖的流產、生產細節是指向男權的批評利器。如今，生育觀和養兒防老的觀念變了；現代社會激烈的競爭將大家規訓為秒秒計較的人，懷孕的時間成本必須被納入人生重大規劃中。“過勞時代”也給現代女性帶來新的人生難題：如何對待生命本身？過度自我中心、不斷延宕生育契機導致流產甚至不孕的悲劇。流產成為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也是男女審視雙方關系的契機，在神奇的新生命面前最能檢索男女的責任感和人生觀。

陳謙對以自我實現為內核的硅谷意識形態的理解有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硅谷就像一面鏡子，照見人物的初心，召喚她們壓抑很深的夢境并賦予她們精神的雙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觀念早已鑲嵌在民族無意識中，吃苦、忍耐化為我們的精神支柱。出人頭地的傳統欲望與硅谷熾熱的競爭氛圍“金風玉露一相逢”，煙花夢劇烈燃爆，引發猝不及防的連鎖反應。工作和愛情成為幸福的兩只腳，缺一不可。創業競爭固然激烈，但個人仍可憑努力所致；而愛情的褪色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人類沒辦法弄懂愛情的迷狂，大家都是愛情的囚徒。

三、網絡時代的創業女性及其認同變遷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隨著城鎮的心靈的形成，喚醒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生活……具有決定性的一點是：真正的城里人不是原始的土地意義上的一個生產者。他與土地或經過他的手的物品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他不同這些東西生活在一起，而只是從外面去看它們，并參照他自己的生活水準去評價他們。”生活在城市，人脫離了土地，以更超脫的眼光看物所包含的價值和象征價值。移動互聯網的到來進一步刺激人的欲望，消費變成了鼠標輕輕一點，網購快遞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雙十一硬生生成了購物節，網癮宅居正日益加劇，新的消費構筑新的生活模式。

女性創業經驗和消費經驗正構成城市文學的重要風景。創業讓女性長驅直入地進入生產領域，進入公共空間，認識社會的內部結構。這樣，女性的主體性才能更充分地建構。女性以寫作為職業是“五四”之后的事情，總共才一百多年，而中國的歷史已經幾千年。相對于漫長的歷史，女性文學所積累的經驗太少，隨著越來越多女性開始進入職場，從事寫作、教育、出版、傳媒等文化事業以后，更多的經驗將會不斷被積淀、被更新。我們可以期盼女性文學有更好、更繁榮的未來，這些是拜城市的活力和科技的發展所賜。都市人口密集、職業繁多，在這種高密度的氛圍中人們更容易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更容易找到興趣共同體，人的創造力和潛能也更容易被激發出來。同時，都市的生活方式還讓我們增添了忍受孤獨的力量，這又便于我們培育個人興趣。都市生活的流動多變、多層次和人的豐富性對于寫作尤為重要。

戴錦華指出：“都市確乎給女人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文化舞臺，使女作家們得以在其中展露女性文化經驗、性別創傷并再度反觀自身。”賢妻良母、母憑子貴、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主內、女人應該成為房間里的天使……這些舊時代的規訓統統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女性的自我追問深化了。女性的身份認同由“我是誰”變為“我要成為誰”，“我是誰”由“從哪里來”——家庭、籍貫、性別、種族、文化等既定的因素所決定，但“我要成為誰”則更多地取決于自身的努力，通過創業與愛情來重新鑄造自己的身體和靈魂，“我要成為誰”通向“到哪里去”。從長時段考察歷史，古典時代女性基本上是從屬性的，她們沒法單獨回答這些基本的哲學問題。現代女性則可以獨立思考、選擇自己的人生。“認識你自己”的命題延伸為創造你自己、生產你自己，父母只是將我們的身體帶到世間，女性得自己讓靈魂起舞。另外，女性進入社會公共空間的歷史不長，重大的革命、戰爭、社會巨變等問題往往不曾落到女性的肩膀上，她們不曾思索國族大事。整體來說，女性積累的思想資源和創業經驗都十分稀薄，這些女性成長道路上的羈絆也是塑造創業女性形象時不得不考慮的。

《傷逝》中子君曾經喊出“我是我自己的”，這一聲穿透整個世紀，至今振聾發聵。捍衛自我是文學古老的母題，也是成長小說的中心。有研究者將美國成長小說的敘事模式概括為：“天真—誘惑—出走—迷惘—考驗—失去天真—頓悟—認識人生和自我。這個過程也就是所謂人物成長的‘心路歷程’。”誘惑、考驗往往與愛情和事業息息相關。《簡·愛》經久不衰的魅力建立在女性對男女平等的追求和抗爭的基礎之上，“生而為女性，命中注定在分配給她的有限空間內，身不由己地領受男性的照料。”所以在漫長的時段，女性的獨立是從自由戀愛開始，崔鶯鶯、杜麗娘等人物至今光彩照人。魯迅以子君的悲劇提醒大家“愛情要有所附麗”，20世紀初并沒有為女性提供相應的生存空間，所以“娜拉”出走后面臨種種困境。“娜拉”成為20世紀最經典的形象，提醒陷于浪漫幻想的女性，珍貴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他人身上。

改革開放讓女性逐漸擺脫家務的桎梏，分享全球化成果，參與到各行各業的創業和建設中，與男性一道被消費社會規訓為消費者，被網絡馴化為網民，女性自我教育的渠道多元化了。時節如流，亦舒成長于經濟發達的香港，她書寫精神飛翔的同時關注經濟、金錢、物質的力量。在瓊瑤講述愛情的純潔與浪漫、三毛歌頌詩與遠方的時候，亦舒反其道而行之，告訴我們生活必然含有眼前的“茍且”。蓮花是從淤泥中生長出來的，稗子將自己夾雜在禾苗中。亦舒深諳金錢對人和世間一切美事的奴役能力，人與此時、此地無法割舍的關聯以及歷史對潛意識的宰制，“女人的依附性是內在化的：即使她的行動有表面上的自由，她也還是個奴隸。”小說《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行走在奴隸的延長線上，原本渴望出嫁從夫，安樂地躺在婚姻的溫床上坐享其成，維護貴婦人的位置，結果卻在人生中途被丈夫嫌棄，不得不重入職場，反而發掘了一片嶄新的天地，真是塞翁失馬。被拋棄沒有摧垮子君，反而逼她走出舒適區，走進職場。創業讓她找到了新的認同、新的人生。

張欣認同亦舒的價值觀，塑造了一系列不屈不撓拓展生命邊界的獨立女性。《黎曼猜想》中家族企業“青瑪”的掌門人就是女性，新作《千萬與春住》的滕納蜜做教育培訓也是無心插柳，她由于人事分流受到排擠，卻意外趕上了重視培訓的熱潮。時代為女性關上一扇窗，卻為她打開了另一扇門。滕納蜜將培訓學校的后院打理得生機勃勃、繁花盛開，這是另辟蹊徑的空間隱喻，也是對廣州美譽花城的如實描繪。滕納蜜在創業之余打理庭院也是對農耕時代耕讀傳家生活方式的現代改寫。子君能夠重起爐灶，滕納蜜能開辟新天地，直接得益于大都市的活力。廣州生活最感人的場景就是從菜市買菜回來，很多人左手拿菜、右手拿花。我以為菜、花并重就是夢與現實、生活與藝術的平衡，是日常生活藝術化，這種生活孕育了張欣和她的創作。花卉、綠化也成為消費社會一個巨大的產業，為“無土”的都市提供勃勃生機。女性漫長的持家美家經驗、育子扶老經驗都可能在大都市的商業土壤中得到轉化，成為職業，讓女性在被需要中產生新的認同。正如《上海文學》的一則編者按所說：“在當代都市生活中，松動的男權價值體系比之幾千年僵硬的男權價值體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有挑戰性與尖銳性的考驗。在這種考驗面前，都市女性更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并不是抗爭，而是自處問題，是在繁華世界中的如何自憐、自珍、自強與自衛。”創業激活了子君、滕納蜜的潛能，讓她們對自我產生積極的認識。新的生活方式覆蓋了失寵的感傷與失意的哀愁，改寫了男權文化對女性的扭曲認知和刻板印象。

“認識你自己”“成為你自己”也是亦舒、張欣等女作家寄予女性角色的現代品格——不再依附男性，不再以飛短流長打發時間，而是努力為自己的夢想奮斗，為女性的興趣生活。有了獨立的經濟基礎，女性也可以從事思想探索和一切有難度的思考，這是時代的進步和包容。“成為你自己”不再是光宗耀祖、衣錦還鄉，而是做好自己。在鄉土中國，“我是誰”跟家庭、社會地位息息相關，一出生就在君臣父子的倫理羅網之中。今天，“我是誰”逐漸由我的職業、身份和我一生干了什么來界定，可見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認同決定我們將熱血和精力投向哪里。對于王安憶、張欣、亦舒等來說，她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可能遠遠超過家務，作家成為她們的核心認同。

創業于女性曾是陌生的、異質的號角，日新月異的職場喚醒了女性的雄心、被壓抑的初心。夢、欲望，乃人的根本特征。夢的內容是不同的，但每個人都有夢這一點是相同的。逐夢，成為一個絕對命令貫穿陳謙以及諸多女作家的書寫和創作中。陳謙以科技時代的夢想改變了現代主義主人公無所事事、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在國內很多文學作品表達失意、喪、頹廢、無聊的時候，陳謙以飽滿的能量塑造創業女性珊映、科學家王鐳等在高科技領域與男性一決雌雄的新女性。她們信奉科學，信奉行動哲學，內心充滿能量，精神積極昂揚，譜寫壯麗的詩篇。她們智慧、勇氣并具，自幼即被父親寵愛夸獎并將自己未遂的人生愿望加倍寄放，要活成黑夜最璀璨的煙花，以瞬間的爆炸照亮整個夜空。她們改寫了女性柔弱安靜的刻板印象，她們眼神清亮、打扮得體、語言干練，骨子里透露出自信，對自身建立了新的本真性認同。從飛翔到煙花，這是陳謙對現代女性夢想的歸納，高空飛翔是一種自由的自我之境；煙花，讓夜空絢爛之極，點燃的那一刻就是為了讓人觀看、贊美、眩暈，煙花與觀眾/讀者構成邀約關系。而煙火是要消融在空氣中，將淡到無形的香氣默默地氤氳進日常生活中。在陳謙早期的許多作品中，女性會因各種想象逃離硅谷，而《無窮鏡》中，珊映對硅谷的回歸成為典型的象征，人終將回到理想的懷抱，是理想將渺小的個體同比自己大得多的環境、空間聯系在一起，讓自己變成漫長歷史鏈條中的一環，參與到翻騰不息的時間長河中。

張欣、陳謙等女性作家的都市文學創作始終面對新的時代、新的環境的歷史起點，相比性別特征的束縛，她們更多地強調時代環境對女性的刺激和解放。當女性的成長被置于嶄新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會發現人物的主體性建構也獲得了充足的歷史能量。我們終其一生都在追問：我是誰？我要成為誰？鄉土文學植根于“我是誰，從哪里來”，而移動互聯網則放大了“我要成為誰”。是夢想讓我們獨一無二！獨創性原則讓我們更深地理解自我、愛情與創業：“在本真性文化中，自我發現和自我肯定必須把關系視為關鍵之所在。愛情關系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現代文化普遍強調應當滿足人的各種一般需要，而且因為內在發生的認同就是在愛情關系這個熔爐里誕生的。”在自我認同中，愛情更像一個常數，見證著創業這個變數。從家庭出走到受革命的洗禮，再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職場創業，這是一百多年來女性認同的變遷軌跡。我們能從這些鏡像中看到女性不斷擴張的自我，看到女性艱難跌宕甚至回流的主體性建構歷程。當然，這也是現代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璀璨部分，會像煙花一樣打破暗夜的沉寂，催人奔跑、奮發。從創業視角中我們看到，都市文學是一片枝繁葉茂的森林，有橡樹亦有木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