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作為一名文藝理論戰線的普通老黨員，聆聽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尤其是這段精辟論述，自然聯想起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文藝戰線。實踐雄辯地證明，如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各條戰線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健康、持續繁榮的根本保證，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00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重要人物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和瞿秋白等，本身就是革命家、政治家兼大文化學者、大作家。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優勢中就蘊含著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必須與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相交融的中國化的必然趨勢。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資源優勢中就包含著獨特的文化資源和文藝資源優勢。惟其如此，從陳獨秀五四時期發表《文學革命論》起，到毛澤東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當時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之大成的里程碑著作問世，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重視和領導，從而保證革命文藝為民族解放發揮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后，尤其是進入新時期、新時代之后，黨對文藝的領導又與時俱進地在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經濟的關系上做出了更精準的調整。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深刻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之后，黨中央又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由此，開啟了上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文藝復蘇的繁榮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資本對文藝的影響和制約，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并明確要求文藝創作應追求“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這就旗幟鮮明地匡正了那種以銷量、票房和收視率論英雄的錯誤傾向，保證新時代文藝的健康、持續繁榮。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字字鏗鏘地說道：“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黨的領導為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根本保證？歸根結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真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就是行。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的成果，是確保文藝健康、持續繁榮的理論指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把握住兩條：一是要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他還全面辯證地指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毋庸諱言，時下仍有生吞活剝西方文論中的諸如“類型片”理論，來剪裁、誤讀、闡釋中國影視藝術實踐的現象。不是說不可以學習借鑒諸如西方“類型片”里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有用的東西，而是說應當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首先“各美其美”，實事求是地從中國豐富生動的影視藝術創作實踐抽象總結出成功經驗，然后再“美人之美”，將西方文論中有用的東西拿來為我所用，并進而實現“美美與共”，以中為主、中西互補、交融整合，創新出真正“萬有相通”的新理論。而亂用西方“類型片”理論剪裁中國影視藝術實踐的錯誤，已經產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一是誤導某些創作者迷信西方“類型片”理論抽象出的那套章法配方不能自拔，以至脫離生活、脫離實際、脫離人民，靠胡編亂造墜入同質化歧途；二是銀屏上一部言情類型片火了便群起效尤，一部諜戰類型劇火了又追風雷同，百花齊放便沒有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我們的文藝界人士也要“走自己的路”。

黨領導的文藝，是人民的文藝，是為人民、寫人民、人民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習近平總書記深情地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突出強調的就是要高度重視文藝的人民性。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離不開文藝，文藝更離不開人民。“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與人民的經典名言，已經越來越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踐行的座右銘。我們堅信，在新的百年征程上，黨領導的新時代文藝一定會為守江山、守民心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