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歲末。

一艘從日本開來的巨輪，經過多日海上航行，終于來到了吳淞口，船速開始放緩，海浪輕輕拍打著船舷，幾只海鷗迎風飛舞，迎接著遠航歸來的游子。

李漢俊站在甲板上，眺望著港口的方向。越來越接近的，是即將抵達的岸，是摩登而陌生的上海，是闊別多年的祖國。視線漸漸模糊，說不清是因為江上的霧氣，還是因為奔涌而出的熱淚……

留學歸來

1904年，李漢俊第一次踏上前往日本的輪船，年僅14歲的他，緊緊跟在兄長李書城的身后，怯生生地打量著陌生的世界。輪船、大海、都市，在少年的眼中是迥異于家鄉潛江的嶄新天地。在日本和祖國之間往返幾次后，十四個春秋倏然而逝，沉潛在眼底的，是日月輪換刻下的年輪，是眼界和格局伴生的自信和勇毅。去日本時，他只帶了一個小箱子，裝了幾件替換衣服。如今歸來，行囊里裝滿了日、英、德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報刊。這是他十多年去國懷鄉取回的“真經”，也是他日后在中國大地播撒的馬克思主義火種。

一聲汽笛，穿透云層，在黃浦江上空久久回響。上海到了。

上岸后，李漢俊跟隨兄長李書城，一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這是他來到上海后的第一處寓所。李漢俊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在法租界換過多處寓所，其中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如今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白爾路三益里17號是《星期評論》社社址，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如今是中共一大紀念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李漢俊與其兄長李書城的寓所召開。

年長八歲的兄長李書城是漢俊從小膜拜的偶像。1902年5月，20歲的李書城被選派到日本留學。同時入學的有黃興等三十人，同班同學還有周樹人（魯迅）等。那年，李漢俊眼淚汪汪地送走了二哥。李書城也是打心眼里疼愛著弟弟，課業之余，想得最多的就是弟弟，每每看到身邊的低齡留學生，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弟弟也能出來開開眼界該多好。但他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供弟弟出國留學的錢。

1904年初，李書城得友人吳祿貞資助，準備第二次東渡日本留學。臨行前，李書城委婉地提出，希望弟弟也有機會去日本留學。吳祿貞豪爽地一揮手，說道：“這有何難？把漢俊帶上，錢我來出。”于是，14歲的李漢俊，便跟隨兄長一起東渡扶桑。

在日本，李漢俊學習了日語、英語、法語等多種語言。多年以后，他才意識到，當年在日本打下的外語基礎，是他日后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倚仗。憑借著扎實的外語功底，他翻譯了《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等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幫助陳望道校對《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還協助李達翻譯《唯物史觀解說》。在中共一大召開期間，面對突然闖入的法警，他以一口流利的法語從容應對法警的盤問，最終化險為夷，與會者得以安全轉移。

一封長信

黃包車把李漢俊帶到了法租界霞飛路567弄弄堂口，李漢俊走進弄堂，只見石庫門弄堂里的建筑還很新，大概只造了兩三年，紅的墻、黑的瓦，頗有些怡然自得的市井氣。前后房屋間隔很近，鄰里之間氣息相聞。霞飛路近在咫尺，但一走進弄堂，喧囂止息，竟是一方鬧中取靜的難得天地。新漁陽里6號在弄堂的深處，大門上寫著“惟德是輔”四個大字。院子很小，幾步就到了客堂。兩層小樓精巧別致，算不得寬敞，但規規整整，倒也舒適。

李漢俊對此處的居住環境挺滿意，閑暇時便去霞飛路走走，或去弄堂對面的湖北善后公會坐坐，跟湖北老鄉聊上幾句。某一日，他正坐在善后公會喝茶，聽到有老鄉在大聲招呼——“詹先生來了，快里邊請。”

隨即，一名男子走了進來，有老鄉給李漢俊介紹說：“這是詹大悲先生。”李漢俊之前早就聽聞過詹大悲的大名，知道此人經歷非凡，膽識過人。

李漢俊與詹大悲一見如故，一聊又知道都居住在新漁陽里，比鄰而居，彼此便多了一些親近。兩人從此常在一起談天說地，聊時事，聊正在日本風行的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兩人還合作翻譯了日本佐野學作的《勞動者運動之指導原理》，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

某日，兩人一起喝酒，詹大悲趁著酒興，說道：“漢俊，你雖年齡比我小，但你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我佩服得很。來來來，敬你一杯，你我投緣，真想學古人結為異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李漢俊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沒想到，酒后戲言，竟然一語成讖。

冬去春來，法租界里梧桐披了新綠，街心花園鮮花爭奇斗艷。這一日，詹大悲叫上李漢俊，興沖沖來到湖北善后公會，說要給他引見老鄉。進了善后公會后，詹大悲熟門熟路走進一個房間，指著兩名三十多歲的男子，給李漢俊介紹說：“這位是董賢琮（董必武原名賢琮，號壁伍，“必武”是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以號代名用的諧音），武昌起義時，賢琮從家鄉趕到省城，參加了漢口保衛戰。從那時起，我倆就成了并肩戰斗的好兄弟。這位是張兄國恩。”

四位湖北老鄉在他鄉相遇，聊得暢快。之后，他們幾乎天天見面，討論匡時濟世的良策。李漢俊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和蘇俄的情況，將一些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日本進步雜志《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薦給他們。董必武等人雖一時看不甚懂，但聽著李漢俊講解，竟也入心入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認可日益加深。

李漢俊對他們說，馬克思主義是“擇取方向時候的指南針”。只要有了這個指南針，“我們就可以隨時施設，應機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他后來把這個形象的比喻寫進了《自由批評與社會問題》一文。不知不覺，李漢俊儼然成了他們的中心，成了他們馬克思主義的指路人。董必武后來多次回憶說：“李漢俊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

法租界的生活成本無疑是高的，沒有固定經濟來源的詹大悲、董必武等人日漸拮據，最艱難的時候，靠詹大悲典當衣服、蚊帳度日，詹大悲和董必武有時只能共穿一件長衫。李漢俊雖竭力接濟，但他自己也并不富裕。

如此饑一頓飽一頓總不是個事，董必武便和張國恩一同回到武漢，準備創辦一份報紙，反映民生多艱，替老百姓說話，還可以用來傳播馬克思主義。但嚴酷的現實，使他們的報國愿望一次次受挫。董必武深感彷徨和焦慮，于是寫信給李漢俊，述說苦悶。

收到來信，李漢俊的心情也很沉重。他知道，董必武他們遇到的阻力，正是革命遇到的阻力。該如何沖破這重重阻力呢？他陷入了沉思。思考多日后，李漢俊給董必武寫了一封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回信。

李漢俊的信像一道雷電，瞬間擊中了董必武的頭腦。他反反復復讀李漢俊的來信，越讀越覺得有道理。這封信，讓董必武真正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從此，他成了“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的共產主義者。

世界新開

李漢俊在新漁陽里6號入住半年后，某一天，有客來訪，來者是李漢俊在日本結識的友人，邀請他出任《星期評論》的編輯。故人重逢，分外親近。兩人談起時政，頗為憂慮，都認為啟迪民智很有必要。因此，李漢俊欣然受邀，出任《星期評論》的編輯。

《星期評論》創辦于1919年6月8日，辦刊宗旨為：介紹世界大勢與思潮，喚起不滿社會現狀的青年，使他們能夠了解該打破的是哪些，該解放的是哪些，該建設的是哪些。

創刊初期，《星期評論》主要宣傳孫中山的思想，兩個月后，由于李漢俊的加盟，刊物轉向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主，成為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刊物，與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創辦的《每周評論》一起，被譽為“輿論界最亮的兩顆明星”。

這一年的8月17日，李漢俊以“先進”為筆名，在《星期評論》第11號上發表文章，其中一篇題為《怎么樣進化？》，很快，李漢俊成了《星期評論》的主筆，成為“三駕馬車”之一。

1920年元旦，《星期評論》周刊發表了新年宣言《紅色的新年》。當時的社會民眾剛剛經歷過半年前疾風驟雨般的五四運動，精神創痛尚未愈合。新興的知識分子處于危局之中，感受著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苦心探索著中國的出路，發出了紅色新年“世界新開”的吶喊。

“世界新開”的吶喊正是李漢俊的心聲，他既是“世界新開”的熱烈祈盼者和呼吁者，也是務實的實踐者和推動者。他不遺余力地傳播新思想，喚起民眾的覺醒，他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把思想武器交給民眾。他以實際行動迎接新世界的到來。

1920年2月，李漢俊與兄長李書城遷往法租界白爾路三益里17號居住，《星期評論》社的總發行及編輯部搬到了李漢俊兄弟的寓所。同月，陳獨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回到上海。《新青年》與《星期評論》，輿論界的南北執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軍閥政府的強行干涉下，《星期評論》被迫停刊。但《星期評論》社并沒有停止戰斗，在6月7日刊發的《＜星期評論＞刊行中止的宣言》中，李漢俊等表示，他們將專心致志于“刊行有價值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書籍”“我們生存一天，一定是為改造社會盡力一天”。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初步傳播給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條件。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成立組建了秘密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李漢俊是研究會骨干成員。同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共有成員17名，陳獨秀是書記，李漢俊是重要成員。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改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機關刊物，李漢俊是編輯部主要成員。

在建黨前夕，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組織的一切重要活動，李漢俊都是重要參與者。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一切宣傳機構，均與李漢俊有著密切關系。他或是刊物的主編，或是主要撰稿人。這些宣傳陣地，正是在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展現出光彩奪目的理性光芒。也正是有了李漢俊這樣的先驅者以及無數接力者，馬克思主義的火種，才能迅速傳遍神州大地。

一個新世界即將打開，一個偉大的政黨正在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