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沐浴在新時代陽光下的我們，有著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我們在黨的指引下，在前人的肩膀上，向著更為光明的未來，繼續前進。左聯五烈士在革命者之外的作家身份也提醒著我們這些文藝創作者，無論何時何地，文藝都應當是人民的文藝，創作應當關注人民、關注當下，為人民而寫、為時代而歌。

《浪潮》講的是左聯五烈士的故事，然而很長一段時間，左聯五烈士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出現過的一行名字，他們是什么人、做過什么事、寫過什么文章，大體是模糊的。三年前因為上海市虹口區區委宣傳部的大力介紹，鼓勵文藝創作者們圍繞“左聯”進行藝術創作，我才有意識地去研究了那段歷史，第一時間就被五烈士的故事所吸引，為他們短暫卻完整的生命而震撼。去年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90周年，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能夠在這樣特殊的時間點上參與到《浪潮》的劇本創作中，實在是非常榮幸、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五烈士的故事并不好寫。只要多去了解一下那段歷史就知道，導致五位烈士犧牲的東方旅社事件其實發生得非常突然，五烈士在事件中并不是十分核心的人物，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在史實上也很松散，這就使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既符合史實、又具有戲劇性的集中事件。誠然，五位烈士每一位的人生都十分有戲，我們在閱讀資料的時候不止一次地被細節感動，覺得他們每一位的故事都可以單獨寫成一個精彩的大戲，也正因如此，要在一個戲里同時展現他們五人，就極為困難。毫不夸張地說，《浪潮》是我目前為止寫過最難的一個劇本。

我們劇組的工作方式，是編劇、導演、演員天天坐在一起討論，頗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勁頭。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找不到思路，聊到一個似乎可行的方案便豁出去先寫出來，圍讀之后感覺不好就推倒重來。如此不知推翻了幾回，寫廢了不知多少個版本，才在最后如峰回路轉絕處逢生一般找到了現在的結構：五烈士在意識世界中相聚并叩問，他們到底為何而死？

他們到底為何而死？這個問題看似很簡單，在白色恐怖年代，共產黨人在見過那么多同志的鮮血之后，難道不知道自己隨時可能會死嗎？他們當然知道。正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才擁有了更多的深意：他們明明知道走上這條路會死，為什么還是這樣選擇了呢？這才是本劇真正想要探討的問題。

圍繞這個問題，我們預設了五個答案：因為開槍的士兵、因為東方旅社的那場會議、因為左翼文學、因為不順從、因為愛。五個答案，從形而下到形而上，一一對應到五位烈士的五段思考，從而帶出五位烈士的真實人生和精神世界。這五場戲也經歷了無數次的推翻和重建，整個過程就像是摸著石頭過河。以往的經驗，我習慣先在腦內構建出舞臺畫面，然后再落筆，但這次創作大部分的時候是兩眼一抹黑，編劇組有句口號叫“投石問路”，管他可不可行，寫出來大家一起讀讀看再說。經過無數次的試錯我們總算找到了規律：在這種大面積議論體的戲劇中，必須給每一個主要人物找到一個最為普遍的情感點。找了他們共通的情感，也就找到了他們與我們的情感連接。

拿殷夫這場戲來說，殷夫、哥哥、士兵形成了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三角。殷夫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哥哥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士兵既是國民黨的劊子手、同時也是被壓迫被剝削的窮人。他們三者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對立，各有立場而辯論不休。但同時，他們也彼此羈絆。殷夫那首有名的詩歌《別了，哥哥》，道盡了親兄弟之間真摯的情感，哥哥在殷夫的生命里是長兄如父一般的存在。士兵與殷夫同歲、與哥哥一樣也是家里的大哥，是殷夫想要拯救的人，卻也是殺害殷夫的人，殷夫就是為了拯救大量如士兵一般蒙昧的中國人，背離了深愛自己的大哥，獨立地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并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值得嗎？且看如今之中國，我們可以肯定的回答，當然值得！而回到那個黑暗的年代，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做出這個選擇呢？

與家庭決裂是無比艱難的一步，是烈士心口一道真實存在過的傷痕，因此與哥哥的情感越深，殷夫的形象便越是偉大。這場戲在排練時也是一波三折，記得導演何念當時多次感慨，第一次遇到一場戲在文本上是成立的、下了地卻不知道怎么排。最后導演創造性地讓幼年殷夫分掉了成年殷夫的部分臺詞，產生了非常奇妙的化學反應。第一次看聯排的時候，這場戲讓很多人落淚了，我是一個看自己的戲永遠理性的人，當時也紅了眼角。后來我反思了那幅畫面，當一個孩子用他稚嫩的童聲說出一句句成年殷夫的話時，我看到了真正的純潔，那是一個真正干凈的靈魂、一顆真正純粹的赤子之心。

五烈士是一百年前覺醒青年的代表，為了全面地了解他們的精神狀態，我曾把《魯迅全集》拿出來重新翻了一遍，我注意到魯迅很關注青年們覺醒之后的狀態。無論是《娜拉走后怎樣》，還是《在酒樓上》《傷逝》《孤獨者》，都反應了當時青年在覺醒之后常常面臨的一個問題：他們更加矛盾、更加痛苦、更加孤獨了。事實上青年人覺醒是很容易的，一旦接觸到新思想，年輕而單純的頭腦便立刻給新與舊劃上一條分界線。但社會是復雜的，一旦他們成為少數的清醒者，就變成了眾矢之的，由此他們開始孤獨，從覺醒者變成了迷茫者，有的人選擇了再次沉睡，只有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慘談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

到底是什么給了他們這樣的勇氣呢？殷夫說，他“只望向真理的王國進禮”。李求實說，“我們現在渴望的是一座燈塔的出現”。柔石說，他“懂得了一個作家真正的使命”。馮鏗說，未來是一個“新的世界，人們將是自由的”。胡也頻說，他要讓孩子“在一個好時代下成長”。而支撐他們做出如此判斷的，是信仰。他們找到了黨，找到了真理，便再也不會懼怕孤獨，相反，他們的靈魂充盈而強大。

如今的時代已經足以告慰先烈，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沒有辜負他們所做出的一切犧牲。而如今沐浴在新時代陽光下的我們，也有著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我們依然需要清醒的青年人，在黨的指引下，在前人的肩膀上，向著更為光明的未來，繼續前進。而五烈士在革命者之外的作家身份也提醒著我們這些文藝創作者，無論何時何地，文藝都應當是人民的文藝，創作應當關注人民、關注當下，為人民而寫、為時代而歌。

愿五烈士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熟知，愿五烈士的精神能與未來的人們繼續對話，愿清醒而奮進的人們充滿力量！

（作者系話劇《浪潮》編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