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0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僅僅中國大學即有60多萬文科教師，其中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大學文科教師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國有著眾多的研究型大學，這些大學的師生比在全世界也算很高的。高師生比就意味著大學教師有更多時間用于科學研究而非用于常規教學。中國大學近年來研究經費也快速增加，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數也在快速增長。每年畢業的社會科學類博士研究生人數也是或接近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最多的。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國內社會科學界普遍的共識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不滿意，最重要的是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嚴重而普遍的低水平重復現象，真正高水平的創新型研究不多，真正具有對中國復雜實踐解釋力的研究不多，真正形成學術團隊并具有內部對話與批評基礎上自我發展自我創新能力的學派幾乎沒有。最近以來，中國社會科學所呈現出來的表面繁榮之下，卻幾乎所有深層深刻問題都沒有觸及，社會科學在理解中國實踐、解釋中國實踐以及指導中國實踐上面，情緒多于理性，意識形態遠超深入研究。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科學在中國實踐面前失語了，在世界話語體系中喪失了話語權。

應該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大的功績是翻譯引進了西方社會科學的大量既有研究，從而整體提高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遺憾的是，本來引進是為了發展，是為了讓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實踐結合起來發展出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卻長久停留在引進階段而消化不良。在1990年代，鄧正來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提出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與規范化”主張，結果發現“本土化”與“規范化”之間存在著巨大張力，因為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水平遠遠要高于中國，甚至西方中國研究的水平也明顯高于中國。規范化首先是要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上規范，因此就要與西方社會科學進行對話，就要試圖獲得西方社會科學承認，就要用中國經驗去驗證西方理論，就要在西方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就要回應西方社會科學提出的問題，就要按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方法和寫作方法）進行回應。也是因此，能在西方主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獲得西方社會科學認可的中國學者就自然而然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的榜樣與旗手，在這樣的榜樣與旗手領導下，中國經驗就被肢解用于回應西方社會和西方社會科學關切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就變成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跟班。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喪失了。社會科學本土化就自然沒有可能了。

這樣一種與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背道而馳的規范化顯然不是我們所要的規范化，這樣的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格局顯然不是我們所要的格局。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14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社會科學必須研究中國實踐，在研究中國實踐的過程中形成真正有中國主體性的本土化的社會科學理論，讓社會科學服務于中國實踐，在此基礎上形成與西方社會科學的對話，作出對世界社會科學獨特的貢獻。

因此，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幾乎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借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來研究中國實踐，在研究中國實踐的過程中提出中國的問題，提煉概括中國的問題，形成關于中國問題的中層理論乃至一般化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研究之間的討論與批評，積累與發展，經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段，發展出基于中國實踐、回應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具有一般理論概括高度與深度的社會科學理論。中國大學就有60多萬文科教師，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大學教師至少有幾十萬人，任何一個問題一個領域一個學科都可以聚集起成千上萬的研究者，如此眾多的研究者來研究中國史無前例轉型時期的實踐，就一定會有眾多理論發現，就一定可以很快形成高水平的一般化社會科學理論，就一定能夠總結出好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可以真正最有效地理解和吸取西方社會科學所有好的理論與方法，以及各種具體研究成果，以及可以從古今中外所有文化中吸取理論和方法營養。經此自覺，用不了多久，中國社會科學的春天就會到來，這個中國社會科學的春天是有主體性的，是吸取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營養在中國實踐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是有能力與西方社會科學平等對話并為世界社會科學做出貢獻的。

要迎來中國社會科學的春天，當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就不能再繼續發展以對話為主的學術研究，就不能以在西方刊物上發表論文為主要學術評價標準，就要真正研究中國實踐回應中國實踐，就要改造我們的學風與文風。

02

我們要改造我們的兩個學風，一是學習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學風，二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與路徑。

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是為我所用，是要有主體性地學習。一方面要學習進去，掌握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精髓，具有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能力。一方面要出得來，即我們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運用，是為了運用社會科學一般理論與方法來研究中國實踐。我們學習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主要不是為了進行西方社會科學的教學工作，也不是要成為一個專門研究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史的學者，更不是要當一個西方社會科學的教條主義，而主要是為了運用，是為了用西方社會科學中的一般性理論與方法來研究中國實踐并在此過程中檢驗和發展西方社會科學。

因此，學習社會科學的最佳辦法是閱讀西方社會科學經典著作，尤其是理論化與體系化的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經濟學的、法學的、人類學的等等各個學科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都可以學習，都應當學習。通過學習，形成社會科學的思維，具備社會科學的能力，掌握社會科學的方法，這些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成為之后研究中國實踐的工具而非教條。

學習西方社會科學，切忌一開始就將過多時間與精力用于研讀西方社會科學某個具體研究領域的文獻，因為這些具體研究往往視野比較局限，且往往無法完成進行學術研究所必須的基礎和基本訓練。一開始即進入到西方社會科學具體研究領域文獻閱讀，缺少對西方社會科學基本問題的關注，也就很難真正具備超越西方社會科學具體研究的能力與視野。西方社會科學經典著作和一般性理論與方法可以為研究中國實踐提供一般化的理論訓練與方法工具，正是基礎性理論與方法訓練可以為中國研究提供深入進去的工具，提供研究的啟示。缺少經典閱讀和基礎訓練的具體研究往往缺少將其研究方向轉向中國實踐的能力，其研究往往就只能是教條式的，難以深入進去。

也就是說，改造學風的第一條就是要通過學習西方社會科學一般理論與方法，大量閱讀西方社會科學經典著作，來形成研究中國實踐的社會科學能力，社會科學能力訓練遠比具體研究重要和基礎得多。只有真正掌握了西方社會科學精髓，才有運用西方社會科學來深入研究中國實踐的能力，一開始即做具體文獻閱讀、陷入到西方社會科學具體研究領域的浩瀚文獻以及專業化中，就可能在長期的專業化文獻中形成思維定勢，頭腦被專業文獻格式化了，并因此不再有跳出來做有主體性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能力與視野。

改造學風的第二條就是要真正深入到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中去，要以理解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為本，為目標，理論和方法都是用來理解實踐與經驗的工具和手段。從實踐出發，經過理論，再回到實踐，這樣就形成一個關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循環，這個循環不同于現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做“理論—實踐—理論”的循環。這后面一個循環是以前面一個循環的有效為前提和基礎的，當前中國社會科學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前面這個“實踐—理論—實踐”的大循環中打基礎。以實踐和經驗為本位，從實踐和經驗中出發，以理解實踐和經驗為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并形成和發展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

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在實踐中提出問題，理解實踐的復雜性，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機制研究。所謂機制研究，就是將復雜實踐中起決定作用的主要變量找出來并理解這些主要變量之間的聯系。實踐或經驗的世界首先是現象的世界，這個現象的世界無比豐富也無比龐雜，透過現象看本質，找到決定現象背后的本質原因，找出現象中關鍵變量之間的規律性聯系，就是對實踐與經驗本質的概括與提煉，就是掌握住了實踐與經驗的規律，就形成了一定形態的社會科學理論。一個好的社會科學理論可以讓我們掌握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可以把握實踐的規律，可以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可以將經驗概括提煉出來。有了從實踐中概括提煉出來的理論，就可以運用理論來進一步解釋實踐，就有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循環往返，就有了“理論—實踐—理論”的小循環。這個過程中必然有理論好與壞、水平高與低的各種討論與批評，最終衡量理論高下好壞的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實踐的解釋能力，二是理論的邏輯自洽性，三是理論的簡明性。一個自洽、簡明且對實踐具有良好解釋力的理論就是一個好理論。中國偉大的現代化實踐就必然會在對中國實踐的理解與解釋過程中形成豐富的理論、流派，不同理論與流派之間相互競爭，更加一般化更加具有解釋力也更加包容一般性的理論就會逐步產生出來，基于中國實踐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科學一般理論也就可以產生出來。

現在的問題是，機制研究中，如何提出問題以及如何建立關鍵變量之間的聯系。社會科學研究的關鍵是要創新，要有知識的增量，而中國復雜的實踐到目前仍然未能獲得充分的社會科學解釋。提出問題建立關鍵變量之間的聯系，顯然不是隨便將兩個不相關現象聯系起來，且我們往往不清楚兩個現象之間有沒有聯系。做經驗研究不能象做數學排列組合一樣，將所有現象之間的關系排列組合一遍，這是因為現象太過復雜。

因此，一個好的開創性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必須要有對經驗的質感，即他能從紛繁復雜的現象世界準確地提出問題，敏銳地把握問題，具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具有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能力，具有擰出關鍵變量并建立起關鍵變量之間聯系的能力。研究者的經驗質感使他可以正確地提出問題，將復雜現象簡化為關鍵變量。只有具備良好的經驗質感，研究者才能真正開展有效的機制研究，也就可能建立起有解釋力的社會科學中層理論。

經驗質感來自于想事的能力，而不是如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普遍用概念進行思考的想詞。想事的能力又來自于對經驗極端熟悉所產生的那種敏銳通透。這是一種類似語言的能力，當我們在用語言說話時，我們并沒有感到語言的存在，而是集中注意力到所說的話上去了。

如何獲得想事的能力，或如何獲得經驗質感，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講，在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以外進行飽和調研，即我們所說“飽和經驗法”，幾乎是不二法門。“飽和經驗法”，即通過持續不斷地對經驗的關注，嘗試建立對經驗的理解，在理解過程中不斷地解構建構，又不斷地概括提煉的理論還原到經驗中，就可能對經驗的各個層面都有細致理解，并因此具備對經驗的總體把握。經驗具有全息性，一個方面的經驗飽和訓練就可能造成對所有經驗的質感能力，就可能具備想事而不只是想詞的能力。

飽和經驗法的關鍵是保持對經驗本身的開放性，注重經驗本身的內在邏輯，且個人觀念要不斷地對接到經驗邏輯中進行自我修正。具體進入經驗，總是先進入到龐雜的現象世界，進入到一個具體的現象A，或經驗A，結果發現A背后還有現象B的作用，再進入對B的討論，又發現了C，不斷沿著經驗向前走，將經驗本身看作具有內在自洽邏輯的一個整體，不斷深入，不斷反復，從而就看到了經驗不同層次和方面。沿著經驗向前走，由A到Z，再回到A中來，這個時候A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就遠遠超過剛進入經驗時所看到的A，這時候來理解A，就可以有深刻得多的對A的理解，這個對A的理解就具有了一定經驗質感了。

飽和經驗法，就是要呼嘯走向田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大發展必須要以走向田野為基礎。改造我們學風的第二點也就是要真正到中國實踐中做調查，而不是泡在書齋讀文獻寫文章。

03

以飽和經驗為基礎直面中國經驗和實踐的研究起點，受制于個人所受基本學術訓練和個人學術感悟能力的影響。不同人從經驗中可以看到經驗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因此，這樣的研究在起點上必然是草根的，是活潑的，甚至是野蠻粗獷的，也很可能是會被證偽以及被更基本和深刻的理論提煉所覆蓋的。這樣一種基于直面經驗、強調個人經驗質感、包含強烈個人情緒的研究，就一定是包容的、不規范的、允許批評的、主要是啟發性的研究，就要不斷地從經驗中來又不斷地回到經驗中檢驗的。

直面經驗從經驗中來到經驗中去的研究就可能帶有強烈的研究者的個人情緒，往往是試錯性的，是注重經驗中某些特定變量之間聯系的建立并要不斷地回到經驗中進行檢驗的研究，這樣的研究依賴個人感悟很難規范表述，具有原創性和原始野性，這樣的研究就需要有直白的文風而不應也不能掉書袋。直白的文風也正是當前中國社會科學應當進行改造的第二個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要有真正的本土化，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必須有一個野蠻地從經驗中生長出來的階段，這個階段是大進大出、大膽假設的階段，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段。百花齊放，就要允許所有各種學說生長起來，百家爭鳴，就要允許有一個相對混亂甚至“混戰”的階段，只有真正基于中國經驗、有能力回應中國實踐的學說才最有能力茁壯成長起來。這個階段，無論是百花齊放還是百家爭鳴，都需要有直白的文風，都要將主要功夫花在研究上而不是寫作上面。直白的文風所鼓勵的是一種允許相對粗糙的低成本的文本模式。

相對來講，當前中國以對話為目標的社會科學，必須要到西方具體研究專業里面尋找對話點。經過數百年發展，當前西方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社會科學相對成熟，社會科學大廈已經建立，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變成了補大廈窗戶上還未安裝的玻璃。規范的以對話為目標的研究就細心尋找西方社會科學窗戶上缺不缺玻璃，通過精研細讀專業研究文獻，以中國經驗來補上這塊玻璃，然后再去找另外一個窗戶看是否還缺玻璃要補。這樣花費巨大功夫所進行的規范研究卻完全與中國經驗脫節，中國經驗不過是被西方社會科學的問題與視野所切割的碎片。真正中國經驗還需要我們通過飽和經驗法進行挖掘拓展，并以四兩撥千斤的直白文風，快速推進對挖掘拓展的研究的寫作與交流。

此外，與強調學術對話和規范化一致，當前社會科學學界出現了認真寫文章而不是認真做調查認真做研究的風氣。在論文修辭與結構上大費周章，論文核心思想卻很貧乏。修辭的目的甚至成為了對貧乏思想的掩飾。學術期刊也以規范和嚴謹的面目，要求作者不斷修改論文，以達到他們所希望的形式上的完美，這種修改的重點仍然是在修辭而不是學術創新。當然，學術也不是可以通過修辭就可以創新的，而只可能通過調查研究來創新。我一直主張寫文章不要太認真，寫文章主要是發表自己的發現，不需要花里胡哨搞很多形式。應當將所有關注集中到研究上來，做到認真研究。有了認真研究，有了成熟的學術觀點，如何表達就不是問題，也根本就談不上要認真寫文章表達的問題。有了想法，論文就是流淌出來的，沒有想法，擠牙膏，怎樣包裝也沒有用。

04

當前中國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野蠻成長的階段，有一個大進大出、大刀闊斧的發展階段。不經歷一個相當長期的野蠻成長，不通過直面經驗的“混戰”階段，過早進入專業化階段，過早進入精雕細刻階段，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了過早專業化的問題，甚至將與西方具體研究對話放在最重要位置，社會科學研究缺乏基本的中國視野，這是當前階段中國社會科學發展應當檢討的。

改造中國研究中的學風和文風問題，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