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夏衍

《包身工》

1936年4月，夏衍在上海滿懷悲憤地創作完成一篇名為《包身工》的紀實文學作品。該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報告文學。為了這次創作，1935年4月到6月，夏衍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對上海日資紗廠中的“包身工”現狀進行了實地調研。其實早在1927年，夏衍就開始接觸紗廠工人。當年6月，“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發生后不久，從日本回到上海的夏衍，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陷入低谷時，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更好地開展工作，夏衍曾特意從舊貨店買了一套粗藍布短衫褲，他還把自己的頭發也理平了。根據組織安排，夏衍逐漸認識了一些在紗廠工作的工人朋友。1929年底，夏衍開始聽到一些有關包身工的情況。當時，夏衍住在上海滬東唐山路業廣里。業廣里是工人區，與夏衍一起做工人運動的同志常到這里來“落腳”。在與這些同志的談話中，夏衍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包身工們的非人生活。

1930年4月末,夏衍、沈西苓、鄭伯奇、陶晶孫等人組建的上海藝術劇社（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個話劇團），被國民黨上海警察局查封，并勒令解散。為繼續宣傳革命，夏衍與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工人夜校里擔任教員的老友馮秀英接上了關系，并組織流動演劇隊到上海各工廠演出。在多次交談中，馮秀英也告訴了夏衍許多關于包身工的事情。夏衍與馮秀英1928年就已經認識。馮秀英是上海出生的廣東人，她早前在滬西某大學念書，后因家庭困難輟學，白天她在私立小學當教員，晚上在基督教青年會在楊樹浦開辦的工人補習夜校當教員。1928年，馮秀英已是一名堅定的、靠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的獨立職業女性和一名共青團員。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夏衍的好友、導演沈西苓想寫一部以上海女工為題材的電影劇本。夏衍聽后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有關包身工的材料告訴了沈西苓，并幫助沈西苓一起撰寫劇本。由于創作需要，夏衍又搜集了一些有關包身工的材料。在搜集過程中，上海包身工的悲慘生活使得夏衍感到了“靈魂的震動”。這時，夏衍才意識到，在20世紀的中國，在帝國主義經營的工廠里，竟然還保存著這樣殘酷的“奴隸制度”。在此之前，夏衍也看過不少描寫女工生活的文藝作品。尤其在日本時，夏衍看到過在資本主義世界里一致被認為生活水平最低、勞動條件最壞的日本紡織女工的生活。可是，如果拿日本女工和中國包身工相比較，那簡直就是天堂和地獄的差別。

1933年，沈西苓根據夏衍等人撰寫的劇本，拍攝完成電影《女性的吶喊》。這是中國第一部反映包身工的文藝作品。影片圍繞女主人公葉蓮的遭遇，揭露了帝國主義、 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把頭勢力共同榨取女工血汗的罪惡行徑，展示了包身工被壓迫剝削凌辱的凄慘境遇，影片通過先進婦女少英走向革命的過程，揭示出女工的出路。但該片由于夏衍、沈西苓等人對包身工真實狀況體會不深，生活不夠熟悉，加之當時的客觀環境限制，以及拍成后電影又受到國民黨審查官的一再刪剪，這部反映包身工的影片整體表現力并不很好。

在這次搜集材料、撰寫劇本的過程中，上海包身工的凄慘境遇讓夏衍感到無比的憤怒，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個人間地獄揭發出來，于是他決心去寫一篇有關包身工的小說。為此，夏衍準備開始進一步去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后來因為革命工作十分繁忙，有關包身工的文學創作也就擱下了。

直到1935年，因為一個偶然原因，在朋友的幫助下，夏衍終于有機會對上海“包身工”的現狀進行實地調研并動筆創作。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為配合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國民黨反動派連續對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進行了三次大搜捕。隨著中共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盛忠亮的被捕與叛變，1935年2月19日，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先后抓捕中共中央局代書記黃文杰、組織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負責劇聯工作的田漢等人，夏衍則幸免于難。根據組織要求，夏衍在中學同學的掩護下，暫時隱蔽起來。正是利用這次隱蔽機會，夏衍開始了有關包身工實地搜集調研工作。為全面真實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及工作現狀，夏衍最初找到一位在日本紗廠當職員的中學同學幫忙，同學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帶夏衍到包身工工作的車間考察過幾次，這使得夏衍對包身工的勞動條件有了一些直觀感受。但這種“走馬觀花”式的調查，夏衍覺得還是不夠。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帶工頭”對包身工是如何管理，包身工生活狀況究竟如何，她們上下班的情況到底怎樣，夏衍就必須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實地去看，到她們上下班的路上實地去瞧。因為包身工受到嚴密監控，夏衍的這些問題無法從包身工那里得到答案。

因為包身工們一清早就進廠做工，晚上才能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們上班下班的生活，夏衍必須在清早和晚間去到工廠。但當時夏衍住在麥特赫斯德路，那里離楊樹浦很遠。為了在早上5點鐘以前趕到楊樹浦，夏衍每天半夜3點多就得起身走十幾里路，才能看到包身工上班的情景。由于包身工們上班途中受到嚴密監視，加之她們遭受著多重壓迫和無數的磨難，這些小姑娘輕易是不跟別人講話的，夏衍很難與她們交談。

為了得到第一手真實材料，夏衍只得又找老友馮秀英尋求幫助。之前，馮秀英其實已為夏衍提供了許多有關包身工的資料。但夏衍依舊覺得這些資料還不足以讓他完成這部作品。很快，馮秀英便將她在補習夜校的學生，在日本紗廠做工的一名青年團員杏弟介紹給夏衍認識。杏弟對夏衍順利完成《包身工》資料的收集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夏衍對她的評價是“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協力者的之一”。杏弟有著中國工人階級共有的率直和單純，她將自己知道的有關包身工的情況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夏衍。為幫助夏衍了解更多情況，杏弟還曾幾次特意趕早班，混在包身工的隊伍里，向她們打探一些內部情況。可包身工由于被嚴密管理，不允許向外透露情況，再加上她們看見杏弟服裝與她們的略微不同，就害怕得不敢說什么；有的包身工甚至以為杏弟是“包打聽”一類人，根本就不和她說一句話。這使得杏弟想進一步了解包身工和她們的內心感受變得十分艱難，但杏弟還是盡力與她們溝通。為幫助夏衍在包身工中做“調查問卷”，本身收入也很低的杏弟還曾自掏腰包買糯米飯請包身工吃。在自身也受到嚴密監控的條件下，杏弟最終得到了11位包身工的回答，她認真地做了11份問卷。收到問卷后，杏弟趕忙交給夏衍。這讓夏衍十分感動，“我早已經不再期待這請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經是一件淡忘的事，可是在她，還能在勞動、學習、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收集了這些可貴的資料。”同時，杏弟還是一名充滿正義感，毫不考慮自己得失的機智的紗廠女工。包身工的工房，由日本警察、巡捕、帶工頭手下的流氓緊緊地封鎖著。為防止包身工與外界接觸，他們規定“外頭人”絕不能走進。為幫助夏衍得到真實材料，杏弟毫無畏懼地勇敢地帶夏衍兩次“混進”福臨路東洋紗廠工房。在一次陪同夏衍“視察”時，幸虧杏弟的機智對答，才讓這次調查得以順利進行。當時，杏弟帶著自己妹妹和夏衍去視察工房，但他們之前并沒有約好相互間的關系。等杏弟一跨進她熟識的那家帶工頭的后門時，她心底就像早已準備好了似的，指著她妹妹對老板娘說：“這是我的同鄉，在二廠里做。”回頭又指著夏衍說，“這是她的‘爺叔’，在水電公司辦事的。”杏弟表現非常鎮定，她的妹妹也很平靜，反倒是此時的夏衍有些“窘態”。杏弟鎮定地繼續對老板娘說：“獨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爺叔’的意思想在這一帶找一個‘搭飯’的地方。”說完，杏弟回頭望了一眼夏衍，暗示他也要對老板娘說上幾句。對于杏弟的臨場表現，夏衍十分敬佩，“她那種鎮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這完全是由于實際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鍛煉出來的可寶貴的才干”。

正是在杏弟的大力幫助下，從4月初到6月，夏衍足足作了兩個多月的“夜工”，終于比較翔實地觀察到包身工的一些日常生活。

由于遭受非人的壓迫與折磨，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都已不能形容包身工的真實情況。沒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腳氣病、皮膚病。這些包身工的兩只腳即使已經腫得像碗口一樣粗了，她們還是要成天成夜地站在機器旁邊工作，她們“連牛馬也不如”，她們“是蒼蠅、蚊子一樣的蟲豸。東洋老板和帶工頭打死一個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個螞蟻一樣，一點也不算稀奇。”

正是因為看到這些真實的殘酷的場景，夏衍認為小說已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現實境遇，他認為自己應該用“報告文學”的方式如實地、毫無保留地將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寫出來。

1936年6月10日，報告文學《包身工》在進步刊物《光明》創刊號刊發。（《光明》為半月刊，由洪深、沈起予編輯，生活書店發行。）《光明》創刊號在社評中對《包身工》評價頗高：“《包身工》可稱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紀錄。”

《包身工》一經發表，便受到文學界關注。作家周立波在《1936年小說創作的回顧》中，對該作品有一段非常中肯的點評：“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關于產業工人的一篇材料豐富、真情摯意的報告文學，在報告文學剛剛萌芽，工人文學非常缺乏的現在，它有雙重的巨大意義”。

正因為《包身工》的出現，以文學手法及時反映和評論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新聞文體——報告文學，開始走入中國現代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