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1898—1968），原名壽昌，湖南長沙人。《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中國現代戲劇奠基人之一。資料圖片

田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詞作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他也是了不起的詩人，還在電影、音樂、書法等領域頗有造詣。田漢的一生，不斷追求光明，不斷奮斗創造，不斷探索前進。在他身后，留下了60余部話劇歌劇、20余部戲曲、2000余首詩歌。

少年詩心最是真

1898年，田漢出生在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山村，父親為他取名壽昌。他家境清寒，不到十歲，父親就病逝了，勤勞的母親紡紗績麻，節衣縮食，送他去讀私塾，后來又送他去長沙讀新式學堂。少年田漢的性格養成，深受母親影響，他一生都樂觀開朗，勤奮刻苦，有理想，有擔當，有一種鍥而不舍的“湖南牛”精神。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田漢開始接受新思想。他寫了小戲曲《新教子》，希望以此說服母親支持他參加革命。他還想參加學生軍，奔赴戰場。他與另外3個男孩相約改名，以“英雄懷漢”四字，各取一字給自己命名，以表達救國之志。田壽昌年齡最小，攤上一個“漢”字，從此更名田漢。

田漢自小聰慧，博聞強識，深得舅父易梅臣的喜愛。易梅臣在日本留學時，曾加入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有革命傾向和維新思想，把唯一的女兒易漱瑜許配給田漢，并資助他們一起赴日留學。易梅臣后來被湖南軍閥殺害，這無疑更激發了田漢反抗黑暗、尋找光明的心志。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如饑似渴地吸納各種新知識，政治、軍事、哲學、文化、藝術，凡是找得到的書，他都如饑似渴地讀。他想研究甲午海戰，探究這場讓中華民族忍辱含羞的戰爭失敗的原因；他從來不乏浪漫的激情與熱烈的憧憬，也想當藝術批評家、畫家、詩人。當然，最令他癡迷的還是戲劇，他立志要做中國的易卜生，其原因如魯迅在《摩羅詩力說》里所言，易卜生“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敢于“死守真理，以拒庸愚”。他對當時的“新浪漫主義”藝術思潮心向往之，認為“新浪漫主義，是直接由舊浪漫主義的母胎產下來的，而他‘求真理’的著眼點不在天國，而在地上；不在夢中，而在現實；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田漢積極參與籌備、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希冀以“少年詩心”的熱忱與勇氣來療救社會。正是基于這樣的遠大抱負，田漢在日本寫成《平民詩人惠特曼百年祭》（1919）、《詩人與勞動問題》（1920）、《新羅曼主義及其它》（1920）等多篇論文。

1922年，田漢與妻子易漱瑜回國。1924年，他們在上海辦起文藝刊物《南國》半月刊，辦刊宗旨很明確，即“欲在沉悶的中國新文壇鼓動一種清新芳烈的藝術空氣”。該刊由他們夫妻二人全權負責，“自己出錢印刷，自己校對，自己折疊，自己發行”。盡管因財力不足，《南國》落得個草草收場的結局，但田漢屢敗屢戰，從不氣餒，他成立了南國電影劇社，接管上海藝術大學，舉辦“藝術魚龍會”，探索小劇場戲劇，以在野的，苦干、窮干的戲劇精神，高舉自己的藝術旗幟。

田漢創辦的藝術團體南國社，“不問學歷，但取天才”，聚集起一幫“只是無產而不必有階級覺悟”的人，跌不怕，罵不怕，窮不怕，以波西米亞的藝術精神，追求浪漫唯美的藝術理想。教師隊伍里有徐悲鴻、洪深、歐陽予倩、徐志摩、唐槐秋、高百歲……學員隊伍里有鄭君里、吳作人、趙銘彝、陳白塵、俞珊……從1928年到1929年，田漢率領南國社先后在上海、南京、廣州、無錫多地舉行話劇公演和其他藝術活動，創作了大量劇本，影響遍及全國。徐志摩撰文稱贊：“南國的情調是詩的情調，南國的音容是詩的音容。”

從1924年1月創辦《南國》半月刊到1930年9月南國社被國民黨查封，田漢領導的南國戲劇活動歷時6年有余。在整個20年代，田漢對中國現代劇壇的影響，蓋無人匹敵。人們說，中國之有新戲劇，當自“南國”始。曹禺說，田漢“是一部中國話劇發展史”。

唯有葵花向日傾

1929年冬，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文藝界開始籌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經蔣光慈邀請，田漢成為“左聯”發起人之一。1930年2月，田漢與魯迅、柔石、郁達夫等發起組織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田漢被選為執行委員。稍后，田漢出席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并發表即席演說，與魯迅、夏衍、馮乃超、錢杏邨、鄭伯奇、洪靈菲一道當選為“左聯”常務委員。

1930年4月，田漢發表了著名的《我們的自己批判》，宣告了他在社會思想和藝術主張乃至人生目標的“轉向”。按照田漢的說法,“轉向”就是“轉換一個新的方向”，轉向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藝戰線。他要清算“過去的南國”的“熱情多于卓識，浪漫的傾向強于理性”的傾向，拋棄“霧籠罩得太深”的“小資產階級底感傷的頹廢”。

1931年1月，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田漢當選為執行委員，實際上主持左翼劇聯工作。1932年春，堅決要求入黨的田漢，經黨組織的考察，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監誓人是瞿秋白。入黨后，田漢進入地下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負責開展黨領導下的左翼戲劇運動。田漢依照黨的精神，積極組建與指導專業、業余戲劇團體，大道劇社、藍衣劇社、五月花劇社與春秋劇社的演劇活動，都凝結著田漢的心血與汗水。在其創作的短劇《一致》中，他開始“以一定的意識目的，從事藝術之創作與傳播”，表現了民眾對統治者的反抗：“世界快翻轉了！暴君快要倒了！大家都起來！被壓迫的人們，集合起來，一致打倒我們的敵人，一致建設新的理想，新的光明，光明是從地底下來的！”他的“轉向”，令他自己信心倍增，也得到了左翼文藝家的肯定。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革命戲劇、無產階級戲劇迅速崛起，這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恐慌，國民黨特務開始鎮壓左翼戲劇，殺害進步的文藝工作者。1930年9月的一天，南國社被查封，特務搜走了演出《卡門》時使用的道具刀、槍，部分演員被捕入獄。曾在《卡門》里扮演斗牛士的演員宗暉（謝煒棨），在南國社被封后遭特務誘捕，1930年10月19日，年僅16歲的他在南京雨花臺慘遭殺害。

1935年，田漢也被捕入獄。殘酷打擊，血雨腥風，反而讓田漢更加義無反顧，投身革命。

慷慨頌歌民族魂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民族危機加劇。此后田漢創作了《梅雨》（1931）、《亂鐘》（1932）、《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1932）、《揚子江暴風雨》（1934）、《風云兒女》（1934）、《回春之曲》（1935）等劇本，戲劇主題中的民族意識和反抗情緒明顯增強。

在獨幕劇《梅雨》中，田漢表現了工人在工廠主的殘酷壓迫下，于痛苦中逐漸覺醒的過程。另一獨幕劇《亂鐘》表現九一八事變中，一群東北大學生緊急鳴鐘、投筆從戎的英勇行動，同時鞭撻了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的投降行徑。

《回春之曲》描寫一位南洋愛國青年高維漢，雖身在南洋卻心系中華。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告別心愛的姑娘梅娘，回國參加抗戰。在戰斗中，他英勇負傷，誓死抗敵，一度失憶，在戀人梅娘的精心關照下，他清醒過來，發現鐵蹄下的國人茍且偷生，高維漢憤怒高呼：“不能讓中國軍人的血白流！”抗敵救國一直是田漢的生命意志。

1934年，田漢看到上海碼頭上運送著日本的貨物，他特別氣憤，他知道里面裝著屠殺中國人民的工具。為此他寫了歌劇《揚子江暴風雨》，聶耳在劇中創作了《大路歌》《碼頭工人歌》《賣報歌》等多首歌曲，還扮演了劇中的碼頭工人。劇中有這樣的話語：“這是中國人民的頸上還帶著巨大鎖鏈的時候；這是揚子江水面還橫行著帝國主義強盜的時候”，“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向著自由的路，前進！”其思想內涵和鮮明意象已經與《義勇軍進行曲》近似。在同年，田漢為電影《桃李劫》寫了主題曲《畢業歌》的歌詞：“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

1934年年底，田漢開始創作劇本《風云兒女》。劇中，愛國詩人辛白華和他的好友梁質甫從東北淪陷區來到上海，在亭子間里遇到鄰居阿鳳母女，他們經歷了一番人生的漂泊和感情的糾葛之后，阿鳳成為歌女，梁質甫犧牲于戰場。曾經要創作長詩《萬里長城》的詩人辛白華，終于擺脫愛情的束縛，毅然走上戰場。田漢準備以長城為背景創作主題歌。后來田漢被捕，劇本留在夏衍手上。之前與田漢有過多次合作的聶耳找到夏衍，要求為《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作曲。夏衍見聶耳態度堅決，便將田漢的詩交給他。一首偉大的歌曲由此誕生，而這也是田漢與聶耳的最后一次合作。

1938年12月，田漢為湘劇抗敵宣傳隊題詞：“演員四億人，戰線一萬里。全球作觀眾，看我大史戲。”無敵的勇氣、樂觀的豪氣、超絕的志氣，既是田漢旺盛生命力的體現，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一往無前、所向披靡宏偉氣勢的體現。

1948年，田漢受黨組織的委托，潛回北平做文化人的挽留工作，他曾對友人說，“天就要亮了，‘我們’就要回來了。”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上，《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國歌。從此，民族奮進的旋律長久地響徹中華大地。

（作者：宋寶珍，系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