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的文化程度雖然落后，雖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識字不能直接看報，然而街談巷議，工人們是聽著的。特別是俄國十月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勝利，更使得中國工人受到深刻的影響和強烈的鼓勵。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職工運動開始它的黎明期。

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

就像枯黃樹葉遇見凜冽秋風

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在全世界第一次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掀開了階級斗爭從國家內部擴展至世界范圍的大幕。

十月革命對中國無產階級意識形成影響巨大：一是為中國勞動階級提供了世界主義意識，使其對中國勞工運動的認識開始超越國家范圍，將自身視為全世界階級斗爭的一部分；二是通過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宣傳和組織，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意識應運而生。

十月革命爆發后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就以《突如其來的俄國大政變》對其加以介紹。之后，《時報》《申報》《晨鐘報》《太平洋》《勞動》《東方雜志》等紛紛對十月革命過程、勞工政權、反地主反資本主義基本方針及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進行報道。

十月革命的勝利有力啟發了李大釗。他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陣地上奮筆疾書，陸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演說，并且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旗幟鮮明地批判改良主義。

李大釗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預示著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強調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宣告布爾什維主義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勝利。

簡單地說，布爾什維主義就是代表大多數人民意愿，體現大多數人民權利的主義。按李大釗的說法，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奉“馬克思為宗主”，目的在于“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

李大釗認為，“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是“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什么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個地飛落在地”。

李大釗的文章和論述，在當時的有志青年中產生了重大影響。正是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進而堅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19年，世界范圍的罷工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引起國人關注。一時間，十月革命及其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進一步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議論的焦點。羅家倫號召架起帆槳做一個世界的“弄潮兒”，頗具代表性。

對此，封建軍閥和地主階級視為“過激主義”“赤禍”。但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從中看到強力政黨對革命的重大作用，這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打下基礎。

華工組織赤衛隊

直接參加十月武裝起義

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工人階級。

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具體揭示了十月革命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巨大激勵：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當時在中國報紙上真是“日不絕書”的，中國工人的文化程度雖然落后，雖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識字不能直接看報，然而街談巷議，工人們是聽著的。中國工人經濟生活那樣極人世間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說是很自然的；特別是俄國十月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勝利，更使得中國工人受到深刻的影響和強烈的鼓勵。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職工運動開始它的黎明期了。

早期中國海員從逃亡的白俄分子口中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消息，盡管當時對“布爾什維克”“蘇維埃”等語詞一無所知，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對于工人階級打倒資本家十分憧憬，“認識到這對于我們工人大眾來說，那是一件大好事。大家都憧憬著我們的將來也能有這樣的日子就好了”。

十月革命后，蘇兆征、林偉民等早期海員運動領袖相繼隨船抵達蘇俄遠東地區，在國際海員俱樂部等地方活動，閱讀到了介紹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知識的書刊。早期海員運動領袖朱寶庭在聽說列寧領導俄國革命將大官關進監獄、窮人搬進洋樓并建立工農勞動政府后，稱贊“他干得真好，我們也得這樣來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旅俄華工對十月革命多有親身感受。從1916年5月開始，北洋政府向英、法、美、俄等協約國派遣勞工。其中，赴俄華工主要從事西部戰場挖戰壕、裝卸軍用物資等事務，還承擔鐵路、港口工程以及西伯利亞開發、煤礦開采等粗重危險的勞作。勞工中的大多數都參加了工會組織，“唐山華工張森等還親自聽到過列寧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講演”。

十月革命中，大批旅俄華工參加了紅軍。蘇聯紅軍第三軍二十九師后備團、烏拉爾中國團、莫斯科的中國團等全體成員都是華工。在莫斯科、彼得堡，華工組織的赤衛隊，直接參加了奪取冬宮的戰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裝起義。這批華工回國后，進一步在工友間傳播階級斗爭意識和罷工思想。

與之相伴，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產生世界主義意識。他們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來理解中國革命，意識到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應與世界革命緊密結合在一起。

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出的，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新的范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上海的《共產黨》雜志

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十月革命前，中國人已對馬克思主義有過零星的介紹。比如，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曾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狀況及其主要歷史功績，還簡要歸納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內容。但總體上，由于傳播主體較為復雜，他們對這一科學理論的了解和認識也相對片面，沒有引起特別多的關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開始研究與翻譯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并且有意識地將之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聯系起來，強調“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

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利用各種渠道傳播馬克思主義，并與進步社團組織和先進分子聲應氣求。經過與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多次論戰，一批志同道合者聚集起來。從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到八個共產主義小組及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建黨偉業迅速拉開帷幕。

為了配合建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開宗明義地提出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宣傳階級斗爭，強調“用共產主義的生產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同時，介紹第三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文獻資料，特別是俄國共產黨的經驗和列寧的著作；論證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夠救中國，主張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向工農兵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積極報道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

《共產黨》月刊旗幟鮮明地打出共產黨的旗號，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起到了宣傳、組織和推動作用。由于適應了建黨需要，《共產黨》月刊受到了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熱烈歡迎，被各地黨的早期組織列為必讀材料，在大批革命者中間廣為流傳，發行量最高時達到5000多份。

比如，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收到的建黨資料里，除有關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機器工會，關于《中國共產黨宣言》起草情況的書信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外，就有《共產黨》月刊；北京早期黨組織在長辛店開展關于“工人為什么要有政黨”的討論，就是圍繞《共產黨》上相關文章來展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還專門向會員和進步學生推薦這個刊物。

1921年，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寫信談到建黨問題時，曾熱情贊揚“上海的《共產黨》雜志，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紅色文化資源系列研究項目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