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眾多紅色題材的創作演出中，天津評劇院的《革命家庭》不僅有著得天獨厚的題材優勢，并且開掘充分，很好地彰顯了故事講述的優勢和濃烈情感的征服力。在新時期的審美要求下，它以評劇的藝術表現力，通過改編創作的新視角，特別是導演張曼君、主演曾昭娟等的深情演繹，濃墨重彩、激昂悱惻地寫出了百年來革命歷史上一個共產黨員家庭的大愛與犧牲、壯烈與深情。該劇不僅寫出了革命歷程的風雨如磐，更寫活了革命人意志與情懷的變化和崇高，昭示了革命者追尋光明的歷史意義。

作品一如既往地體現了張曼君導演執著追求的戲劇敘述和文學基礎的高度契合，呈現出其講述方式的靈動，充分體現了注重情感點的張力渲染，把其導演風格方面最具表現力的抒情濃烈與藝術手法熾熱的表現特點展現得恰到好處，令人深深嘆服。這樣的面貌也為故事講述、人物塑造、情感渲染搭建了藝術化、深情化、獨特化的抒寫平臺。通過評劇藝術家曾昭娟心領神會的舞臺呈現，評劇本體的風格很濃郁，捕捉與展示人物特定生命和情感空間的表演體現出很強效果，使方承這樣一個從湖南走出的普通婦女，生命與革命歷程清晰，為她最終承擔起革命重任，成為具有廣博情懷的偉大母親，營造出血肉真實、內心真切的戲劇講述。從而把人物的精神高大地轉化為立體、鮮活的評劇舞臺形象，這是這出戲最大的看點，也是該劇最突出的特色與最感人的地方。

改編自電影的特殊性，決定了《革命家庭》的故事呈現不能完全依照戲曲的敘述方式。若不尋找特殊的故事展開方式，甚至會削弱電影文學劇本那種時代的壯闊感與人物、家庭命運的豐富曲折，也不能體現張曼君導演的獨特舞臺風格。劇中的敘述采取倒敘方式，但展現的每一個情節點都是方承及其一家人革命歷程的關鍵時刻、情感變化的高光時節、精神展示的閃亮重點。敘述方式和效果的成功選擇，是該戲取得成功的前提保證。

該劇文本采用段落性重點展示、展開的方式，極大增強了講述的完整性，也極好地承托起重點人物與時代、家庭與親情的變化和展開。方承無疑是“打開”革命家庭的重點，與她關聯的夫妻情、母子情、同志情，特別是她從一個革命者家屬成長為堅強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的歷程，具有中國革命的普遍性與革命者成長的代表性，這在劇中捕捉和展示得非常恰當與傳神。從最初“出嫁”時對“屋門外高聲大嗓”的不解，到產生“書生們血氣方剛”的驚嘆，人物的展現真實、自然、細膩、感性。“剪發”一場，容妝的變化其實是時代和人物精神變化的形象展示，也是張曼君導演最擅長的：在明場戲改變人物，從而打通時空，縱橫開闔，力求升華出抒情性的戲劇看點。這場戲曾昭娟的表演非常見功力，層次細膩可信。在看到眾多女子求解放的場面時，方承那段“沒見過鄉下女子這樣高興”，以非常歡快的評劇旋律細膩恰當地抒寫了她內心的變化與興奮、驚奇與滿足。又如夫妻生離死別的“突變”，江梅清義無反顧的“赴死”，方承哭夫的核心唱段“十二年”，“立碑”的說服眾人，雨中尋子的歌舞前行，棚戶立腳的革命身份變化，直至“牢房見兒”的母子大愛，所有情節都有極強的感染力，體現了人物的轉變與精神升華。

該劇的視覺與情感沖擊力強，這始終是張曼君導演劇目和曾昭娟表演風格的突出特色，在此劇中同樣體現得格外充分。同時，該劇對于導演擅長運用的歌舞方式也有一些改變。更多具有寓意性、代表性表現方式的追求，使得該劇的看點與表現點聚焦到了人物及其情感變化。這樣的處理使戲劇焦點更集中，情感效果更深沉，演員和劇種本體也更突出更鮮明了。與此相關，講述方式的藝術濃度營造，為主演提出了更繁難的藝術課題。曾昭娟一貫的舞臺風格，是追求和體現較為濃烈的一種個人品質，但在這個戲里，她更多向節奏把控，與演出人物不同時期的年齡、氣質、革命意志的變化靠攏，在聲腔、流派、個人風格方面更加自覺地為人物服務。這出戲中，方承由內及外各方面的變化都非常大，從初嫁少女到賢惠妻子，再到烈士遺孀、革命戰士、英雄母親、垂暮老人，相較于年齡等自然狀況的改變，對人物的身份與情感變化的把握更難，這對一個戲曲演員來說，處理得法并升華出彩兒并非易事。若僅滿足于演故事、演流派，那肯定要捉襟見肘、似是而非的。可喜的是，曾昭娟在這出戲中發揮了更加成熟的表演，她始終圍繞人物和戲劇任務做文章，在對不同環境和情景下方承內心的梳理解讀下，使用了不同的表演方式，其體現出的效果顯現出曾昭娟藝術構建的特點，即注重在理解基礎上活化內心，在求準確基礎上運用手段，在求真實基礎上運用變化，在求效果基礎上燃放感情。從而使她塑造的方承有血肉、有精神、有變化、有大愛與真情。作品以具體的舞臺人物承托其所對應代表的一類革命母親的共性之偉大，并煥發出以其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初心和信仰的堅定與崇高。筆者認為，這正是這個戲最本質與最重要的時代價值。

該劇舞臺陣容較為獨特完整。重要人物的演員人人稱職，音樂創作有時代風范和革命氣勢，劇種特點和情感元素同樣濃郁。特別是舞美，舞臺設計構思巧妙，震撼壯闊。應該說，這一切的匠心營造共同構成了這出面貌俊朗的新創革命歷史題材劇目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