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抗日斗爭也由此開始。1942年，劉仁擔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后改為城工部，劉仁擔任部長），進一步加強了對北平地下抗日斗爭的領導，由此也打開了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張大中

轉運燕大教授到晉察冀

張大中（1920-2007），河北省景縣人，1939年考入北平育英中學，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開始擔任育英中學黨支部書記。1941年，張大中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同年被調往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工作，受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劉仁領導，并與北平地下黨組織建立聯系。1942年初，劉仁派張大中前往保定，開辟北平與晉察冀根據地的交通線。

當時從北平通往外界的交通線，大多走西線，即出西直門后，經過青龍橋、西北旺兩個敵人的檢查崗哨，出了海淀，還要再穿過大村、永定河、齋堂溝三條封鎖線，才能到達當時抗日力量比較鞏固的平西抗日根據地，然后再與其他根據地聯系。由于北平與平西根據地之間大多需要翻山越嶺，路途十分艱難，遇上敵人掃蕩，還要打游擊，時間更沒有保障。這就造成了上級的指示不能及時傳達到北平，北平的青年轉向晉察冀根據地也非常不易。在這種情況下，打通交通線就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

1942年春，張大中等人來到河北省保定市郊，準備建立交通站，并建立與北平同地下黨的聯系。張大中詳細地分析了當地的敵我斗爭形勢，將交通站設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分區的滿城縣，依靠滿城縣委在保定市西郊的蠻子營、平莊、大車、水碾頭等農村，建立起了幾個秘密交通點。這一帶距保定火車站只有十幾里，最近的水碾頭村離根據地只有三四里。在這些村莊中，張大中選派了一批黨員和群眾擔任秘密交通員。從北平到晉察冀根據地的同志，在保定下火車后，就可以同秘密交通員按照約定的暗號接頭，由交通員帶路，到達秘密交通點。在夜里，再由八路軍或游擊隊護送，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就可以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了。

張大中曾利用這個交通線，輸送北平一批教授和進步學生到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其中就有燕京大學教授董魯安。

董魯安（1896-1953），河北宛平人，現代修辭學家。青年時代，董魯安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讀書，接受進步思想影響。1920年畢業后，留任附屬中學教員。此后任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副教授、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等。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以及兩院院士張維，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曾在北京高師附屬中學讀書，他們的國文老師就是董魯安。張維曾經這樣回憶他的恩師：“董先生給人們的印象是個樂觀派、名士派，非常瀟灑。他講起書來慢條斯理，一板一眼。講到精彩段落，時常忘我地坐在講臺椅子上自言自語。有時講得出神，就給同學們講述一些軼事甚至離題好遠的趣聞。所以他的課深受學生們的歡迎?！?/p>

“七七事變”后，董魯安經常掩護進步青年的抗日活動，曾遭日偽軟禁兩個月，在學生的聲援下才得以脫險。董魯安同情和支持革命，與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來往密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軍隊占領并封鎖了燕京大學，董魯安寧愿過清貧的生活，拒不受聘于當時的所謂國立大學。1942年8月中旬，當張大中和武裝交通隊護送董魯安和進步學生一起穿越封鎖溝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后，受到聶榮臻的歡迎。董魯安情不自禁地歡呼：“朝聞道，夕死可矣！”

董魯安教授到晉察冀根據地后，被選為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做了許多抗戰的工作。他在《晉察冀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長篇連載報告文學《人鬼雜居的北平市》（署名于力），以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揭露日寇和漢奸在北平犯下的滔天罪行，熱情謳歌北平人民愛國主義的英勇行為。

秘密交通站和交通線的建立，加強了晉察冀根據地同北平地下黨的聯系，為北平地下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到1944年，張大中又開辟了兩條附屬交通線，前后共接送來往的地下工作人員達數百人次。

王若君

動員家族“組團”抗日

王若君（1918-2020），出生于河北易縣東婁山村。1935年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8年，進入冀中根據地參加抗日，在華北聯合大學參加了地下工作培訓，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受劉仁派遣，王若君只身潛入北平開展地下工作，主要任務是向根據地輸送進步青年。

1942年5月，在親戚的介紹下，王若君在地安門東街小學找到一份臨時代課的工作，這樣既可以為自己開展工作做掩護，還能掙錢養家。為了開展工作，王若君就利用在北平的王氏家族開展工作。

王氏家族原是河北省易縣東婁山村的大家族，當時在北平就有二三十戶。抗戰爆發后，家族里的成年男子，大都隨著宋哲元的部隊到了抗戰前線，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尤以女孩子居多。她們以前常跟著哥哥姐姐們學唱抗日救亡歌曲，幼小的心靈埋下了愛國主義的種子。這些女孩子讀了中學后，對日本的奴化教育和亡國奴的生活心生不滿，但是又苦于沒有出路，只能忍氣吞聲地過日子。

王若君得知一個叔家的大女兒王岫愛看進步書籍后，就主動和王岫接觸。多次交流后，王若君發現她是個愛國進步青年，喜歡閱讀進步書籍，王岫見到了王若君也很高興，特別是對王若君介紹的晉察冀根據地的情況很感興趣。王若君就把她介紹去了根據地，王岫逐步成長為抗日的骨干。

后來通過王岫，王若君接觸到王岫的一些進步同學和其他姐妹們，比如兩個在女三中讀書的妹妹王羽、王敏。王若君又通過王羽、王敏，接觸了賀磊、趙小軍、梁瑜、方亭等進步青年，并先后把她們送到根據地。再通過梁瑜，王若君接觸到了海燕社（當時北平進步文藝團體）的甘英，王若君的工作一下子打開了局面。

為將更多的進步青年送到根據地，王若君決定開辟一條秘密交通線。1942年底，王若君坐火車南下易縣，再徒步40里地，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來到老家東婁山村，經過細致的工作，王若君和村干部談好如何化裝，如何顯示標記，以便到火車站接人。就這樣，她依托老家熟人多的優勢，建立一條新的交通線。1943年，王羽、王敏等幾名進步青年以回老家探親名義，順利到達河北東婁山村，并被轉運至晉察冀根據地。

王若君還動員自己的母親高淑英參加了護送工作。1943年夏，高淑英開始做秘密交通線的帶路人。這位堅強的母親帶著一批批進步青年開始同日偽周旋于交通線之間，向根據地輸送了很多新鮮的血液。為確保秘密交通線的安全，王若君還將妹妹送到易縣火車站當警察，母親也搬到易縣西關居住，給轉運工作提供了許多方便。

此外，組織上還將一些秘密宣傳材料交給王若君帶到北平，《斯大林194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講話》就是她帶到北平的。

從1942年2月到1944年5月，王若君先后將53名進步青年輸送到抗日根據地，有47人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工作。她還先后發展了11名地下黨員，為黨在困難時期補充了有生力量。

崔月犁

邊做醫生 邊發展黨員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張廣印，河北省深縣人。1937年6月參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底，崔月犁被調到晉察冀分局城工委工作。1943年崔月犁受劉仁的派遣，到敵占區的北平做地下抗日工作。

崔月犁最初聯系上的是陳鳳桐和阮慕韓的家屬，陳鳳桐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在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中工作，“七七事變”后赴敵后抗日根據地，當時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農業局長；阮慕韓在天津的大學任教時，也在抗日同盟軍做統戰工作，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到晉察冀根據地，任邊區人民法院院長。

這兩家都是革命家庭，積極支持崔月犁的地下工作。他們介紹崔月犁認識了抗日同盟軍一位已故將領的夫人：鄭老太太。鄭老太太為人誠懇、熱情，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鄭老太太安排崔月犁住到她位于黃化門街40號的家里（黃化門街位于如今地安門內大街東側），對外讓崔月犁稱她為姨母。

通過鄭老太太，崔月犁認識了她丈夫的弟弟鄭劍庵，鄭劍庵是南滿醫科大學畢業生，當時在騎河樓中西醫院主持工作。崔月犁就是通過鄭劍庵的關系，于1944年秋天，到騎河樓中西醫院當醫生，并一步步在北平扎下了根。

崔月犁白天在中西醫院當醫生、看門診，業余時間開展地下工作。在淪陷區發展黨的力量，只能采取精干隱蔽的原則，通過秘密串聯，個別發展。崔月犁通過陳鳳桐的大女兒陳仙菊認識了北池子東華醫院的護士潘煥鳳，經過深入考察，發展潘煥鳳入黨，后來在潘煥鳳的周圍，他們還團結了東華醫院的會計魏保賢。崔月犁通過潘煥鳳認識了在偽新民會中任職的張德吾，發展他入黨，另外還認識了偽治安軍少校王用孚。他們兩人都有偽職身份，利用這個優勢，他們從晉察冀根據地往北平帶來了《晉察冀畫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秘密宣傳品，王用孚后來也加入了共產黨。

1944年，鄭劍庵在崔月犁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崔月犁又通過鄭劍庵，將同為南滿醫科大學畢業的余貽倜、侯扶桑和李世英等人發展為進步分子，這些工作關系為地下抗日工作提供接頭地點或收藏文件，并在群眾中宣傳抗日提供了有利條件。尤其可貴的是，騎河樓中西醫院不僅掩護了崔月犁，抗戰勝利后，為了支援解放區，鄭劍庵還把該院的全部設備送到了晉察冀城工部。

在抗戰時期，鄭老太太的女兒、女二中學生鄭如慧也被崔月犁發展入黨，通過鄭如慧，崔月犁又發展了她的許多同學參加革命。1945年夏天，崔月犁發展了北大醫學院的學生王光和入黨，并且團結了輔仁大學的王光美。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崔月犁還通過秘密交通線將他發展的進步人士送到晉察冀根據地，投身于抗日救國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