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結繩記事到甲骨刻文，再到竹簡刻文、紙張書寫，人類的文化傳承得以不絕如縷。從刀刻到筆寫，從毛筆到自來水筆，再到圓珠筆，書寫工具的革命，使得文化傳播速度與日俱增。書寫革命在信息化的今天，紙和筆這兩樣最要害的物件，逐漸被鍵盤和屏幕取代。特別是年輕一代，無紙化辦公正成為現實，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在無紙化辦公浪潮洶涌澎湃的今天，作家的天性是創新，他們自然也不甘落后，電腦書寫正成為日常。想想這多方便，不像以往，文章起頭不滿意，撕了揉成一團扔在一邊，再去苦思冥想，不行再撕了重來。現在好了，覺得不行，刪除鍵一按即可重來，真是方便快捷。無紙化寫作，提高了效率，減少了紙張消耗，間接地保護了環境，功莫大焉。

說這些主要是想起了前些時候的一件事。王干的《汪曾祺十二講》新書首發式，在汪曾祺紀念館舉辦，文人雅士聚集，“汪迷部落”興奮，嘉賓學者的致辭變調為學術研討。盡管要言不煩，卻新意紛呈，一改新書首發式的套路，使人感到新風撲面。王干照例在最后要答謝嘉賓，一如既往的口若懸河，妙語連珠，深情中見深刻，率直中有禮數，不愧為功力深厚的評論家。

把首發式推向高潮的不是贈書，而是王干把珍藏多年的手稿捐贈給汪曾祺紀念館。《除夕》手稿上面有汪老的手記，在手稿空格處，既有汪老肯定的批語，也有他商榷的眉批，更有他認為不妥的建議，一個文學前輩對后學的獎掖提攜之情，通過娟秀的文字躍然紙上。王干，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文學愛好者，將其習作寄給文學前輩，汪老不但看了，而且看得很認真，還在文稿旁邊悉心批注，不厭其煩，大有“玉不琢不成器”的誨人不倦古風。今天還會有這樣美好故事發生？

《除夕》是王干上世紀80年代初的習作，眨眼間已40年，泛黃的手稿仍清晰地記載著那個年代文壇的景象。詩歌、小說、散文等一切文藝作品受到全社會的熱捧，老一輩復出抓緊寫，小字輩模仿學著寫，同輩的較勁比著寫，一個文學的春天就這樣來臨，這是一段多么值得回味流連的歷史啊！

這份泛黃的手稿彌足珍貴。它承載了太多的歷史信息，由此可以喚起我們對上世紀80年代生機勃勃歷史的記憶，可以解析那個年代超越老少貴賤雅俗的人間溫情，可以鑒賞文章書法兼佳的藝術精品，更可以領悟文學前輩在手稿批注上的審美趣味，等等。

在短信替代書信、萬物皆數的今天，我們的文學愛好者是否還能有幸像王干那樣，得到汪老的親自批注指點，這個可以姑且不論，但批注修改的手稿怎樣才能示人？文壇佳話是否就此難以實證？一連串的疑惑使我對無紙化寫作產生了些許擔憂。

王干的手稿使我想起了“木乃伊”，難道它不是文學“木乃伊”？也許這種比喻不貼切，但細想還多少有點道理。木乃伊是古埃及法老百年之后經過防腐處理后的干尸，人們相信人死魂在，精神永存，以此表達對逝者的敬意。王干將手稿保存至今，記錄了素不相識的兩代文學人的精神交往，傳遞了汪老“人間送小溫”的一貫精神追求，昭示了文壇不絕如縷的精神傳承。

這份手稿，見證了那個年代筆耕不輟的歷史，是非成敗盡在其中，悲歡聚散可見一斑。回不去的歷史，擋不住的趨勢，在越來越多的無紙化寫作的今天，那些文壇大家為后輩修改的文稿又怎樣傳承、又怎樣示人？王干手稿的“木乃伊”就顯得格外有標本意義了。好在船到橋頭自然直，車到山前必有路，想想古代人結繩記事、竹簡刻字、雕版印刷，到今天，我們也想得通了，心里也就坦然了。好東西能不能留歷史說了算，怎么留技術是關鍵，留下來怎么用還是由人民來決定。歷史的篩子反復在篩選，留下作為文學標本肯定無上榮光，留不下也大可不必沮喪。那些文學“木乃伊”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用不著本末倒置，犯不著買櫝還珠，一切順其自然。況且不同時期的文學“木乃伊”還會有不同的制作和呈現方式呢，我等根本無需庸人自擾。

（作者為揚州大學文學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