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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像

黃河像一條巨龍，蜿蜒奔流于中原大地。它，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黃河流經的陜西省韓城市，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這里誕生了一位世界文化巨人——司馬遷，他的不朽著作《史記》，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一座長城。

司馬遷是一位幸運兒，出生在史官世家，又生活在漢武盛世，有才華，有理想，有擔當，仕途一度順暢；他又是一位悲劇人物，因正直敢言而遭腐刑，蒙受恥辱；他還是一位奇人，在逆境中奮發有為，在挫折中負重前行，最終給世人留下了不朽的巨著《史記》，開辟了中國歷史學的新紀元，也樹立起中國敘事文學的一座豐碑。司馬遷繼承父志，用頑強毅力和畢生心血完成的《史記》，在當時一度被上層視為“謗書”，正統思想家也認為“是非頗謬于圣人”，直到東漢中后期才得以廣泛傳播。經過兩千多年時間的檢驗，《史記》愈來愈顯示出它的獨特魅力和價值。今天，《史記》既是中國文化的經典，也是世界文化的經典。

家學與師承：司馬遷思想基因的形成

西漢時期的左馮翊夏陽，即今天的陜西省韓城市，是司馬遷的故鄉。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龍門山橫跨黃河兩岸，東段在山西河津，西段在陜西韓城，形狀如一座雄關，傳說這是大禹治水時鑿開的。清乾隆《韓城縣志》說：“兩岸皆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1] 龍門山上有“相工坪”，傳說是大禹治水時督工的平臺。這里還有“鯉魚跳龍門”的神奇傳說。西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馬遷就誕生在離此不遠處的高門原（還有芝川、華池、夏陽城內、龍門寨等說法）。

司馬遷的家世，《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確的記述：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2]

顓頊帝時，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到了唐堯、虞舜的時候，又讓南正重、北正黎的后代繼續掌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商時期，依舊由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的時候，程伯休甫就是他們的后代。周宣王時代，重黎氏因失去執掌的官守而成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時期，朝廷內亂，司馬氏族遷到晉國。后來，司馬氏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秦的一支是隨晉國中軍元帥隨會定居到少梁（今韓城市南）。司馬遷就是在秦這一支。從先祖一直到父親司馬談，司馬家族世代史官的職務一度中斷，但從司馬遷的自傳來看，他仍然把“世典周史”作為家族最榮耀的事情，這是司馬遷最重要的家學基因。

當然，司馬遷的先祖還有武將司馬錯、司馬靳，為秦國的崛起建立了功勛。司馬錯歷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特別是他有理有據舌戰張儀、主張伐蜀的經典辯論，成為千古佳話。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輔佐秦國大將白起攻打趙國，在長平之戰中立下豐功偉績。后來，也是因為白起，司馬靳連坐而死。在司馬遷的先輩中，還出現了兩位經濟領域的人才。《太史公自序》云：“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司馬昌是司馬靳的孫子，秦始皇時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吏，掌管著當時重要的戰略物資——鐵的鑄造和市場運營。司馬無澤是司馬昌的兒子，擔任過漢朝長安市場的長官。可以看出，司馬遷家學的根基明顯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都對司馬遷產生了較大影響，但他最看重、最引以自豪的還是“世典周史”，史官的基因深深扎根在他的內心深處。

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自幼學習古代的典籍。《陜西省韓城市地名志》“北華池”條記載：“傳說太史公司馬遷父司馬談曾在其地設教書院，建有花池。”[3] 這是司馬遷少年時代讀書的地方，至今仍有“司馬書院”遺址。在司馬遷的成長過程中，司馬談既是慈父，又是首要的學業老師。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自己父親“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唐都是西漢著名的星占家，他對星占與歷法的學問非常精通。楊何是漢武帝時期的《易》學大師。黃子是漢景帝時期的博士，是道學權威。這些都為司馬談以后從事太史令的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司馬談任太史令。漢代太史令的主要職責是掌管天文星歷、占卜、祭祀和檔案文書，同時也實錄大事，搜集并保管典籍文獻。太史令雖然是地位比較低的官職，但司馬談卻有著宏大的抱負和理想，立志要繼承祖業，重振史家的傳統。同時，司馬談總結了先秦到漢初的學術發展概況，形成了《論六家要旨》的歷史哲學論文。他把先秦以來各種思想學說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對陰陽、儒、墨、名、法五家學說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唯獨對道家只有肯定，沒有批評。但他又不以道家取代五家，認為五家之長不可廢棄，表現出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懷。司馬遷把這篇論文完整地征引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明他與乃父在思想精神上的契合。

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司馬遷18歲。這一年，司馬遷隨家遷徙至茂陵（今屬陜西省興平市）。為了進一步開闊司馬遷的學術眼界，司馬談讓他跟隨學識淵博的孔安國學習。孔安國是西漢魯國曲阜人，孔子第十一代孫，著名古文經學大家。班固《漢書·儒林傳》說：“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4] 年輕的司馬遷跟隨孔安國學習《尚書》《左傳》等先秦典籍，為日后《史記》的創作準備了宏豐的知識基礎。司馬遷的今文經學老師董仲舒，為今文經學大師。據《漢書·儒林傳》記載，董仲舒因研究《春秋》而出名。他的政治主張集中表現在對漢武帝三次策問的答辯中，以“天人感應”說為其對策的要旨，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司馬遷接受了董仲舒的一些思想養料，兩人在多個方面有著相同或相通的認識。例如，他們都從維護漢朝統治出發，把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作為指導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但又有差異：董仲舒通過把儒學陰陽化，借天的意志來表達他的“大一統”觀念；司馬遷則接受了春秋公羊學中“大一統”的政治含義，但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和規律，通過記史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具有明確的民族融合內容的“大一統”政治觀念。

司馬遷轉益多師，既有以道家思想為主的父親，也有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孔安國、董仲舒，這對其獨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當然還有一位未見面的、但最為敬仰的導師孔子。孔子的思想和行為是司馬遷人生的精神支柱，尤其是他后期創作《史記》，更是把孔子和《春秋》作為學習的榜樣。

立志與游歷：司馬遷成長的重要歷練

司馬遷生于景帝時代，但其成長和一生活動是在武帝時代。漢朝建立后，經過“文景之治”，到武帝時代進入鼎盛時期，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也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政治上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徹底結束了漢初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形成“大一統”的天下；經濟繁榮，府庫充實；軍事上對外用兵，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征討匈奴，外患得以解除；外交上張騫通西域，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思想上，董仲舒倡導的儒家思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結束了前期百家爭鳴的局面；文學方面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辭賦創作，顯示出漢朝的強大聲威。這種盛世氣象給司馬遷的立志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激發了他積極進取的熱情。他在《與摯峻書》中說：“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在《報任安書》中也說：“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目標既定，司馬遷便一步一步努力去實現。其中重要的有三步：二十壯游、入仕奉使西南、扈從武帝。

元朔三年（前126），年近20歲的司馬遷在父親的支持下，開始了人生中的一次壯游，這是司馬遷一生中的一件大事。關于這次壯游，《太史公自序》記載道：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5]

這次壯游，司馬遷走遍了大江南北，每到一處都有深刻感受。比如他來到詩人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追尋屈原的足跡，后來他在《史記》中寫《屈原列傳》，其中特別追敘了自己當年訪古的心情：“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他來到曲阜，看到孔子留下的遺風，在《孔子世家》論贊中寫道：“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讀孔子的書，就想見其為人，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孔子的敬仰之情。途經薛城時，他特意訪尋了孟嘗君的封地。在《孟嘗君列傳》論贊中無限感慨道：“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途徑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這是楚漢相爭的古戰場，也是西楚霸王項羽的都城，他訪問遺老，實地考察，結識了漢初名將樊噲的孫子樊他廣。樊他廣為其講述了漢初功臣許多逸聞趣事：比如輔佐劉邦開創大漢基業的名將樊噲，早年曾以殺狗賣狗肉為業；英勇善戰的大將夏侯嬰，最初是在沛縣縣府的馬房里掌管養馬駕車的下人；開國功臣灌嬰，原來是睢陽地方一個販賣絲繒的小商人。他們幾個人都是跟隨漢高祖劉邦建立了功業。所以，司馬遷在《樊酈滕灌列傳》論贊中感慨道：“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在歸途中，司馬遷路經魏都大梁，專門尋訪了信陵君的故事和遺跡。在《魏公子列傳》論贊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當年訪尋的經歷：“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實地的考察與訪問，更使司馬遷無比推崇與敬仰信陵君。

司馬遷回到長安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郎中的一般任務是，皇帝在公室時，他們是宮門武裝執戟的侍衛；皇帝出巡時，他們是車駕的侍從。從此以后，司馬遷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入仕不久的一件大事是奉命出使西南，即《太史公自序》中所說：“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出使的原因是：元鼎五年（前113），南越國丞相呂嘉反對歸附漢朝，漢武帝派遣漢軍從水上分五路征討南越。馳義侯是越國降將，熟悉越國環境，所以武帝任命他為第五路統帥，率領巴蜀罪人及夜郎兵馬，沿牂柯江向番禺（今廣州市中南部）進發，不料西南地區的且蘭君不愿率軍遠征，發動了叛亂，致使馳義侯這一路貽誤軍機，沒能趕到番禺參加五路水軍的會戰。水軍遭遇南越國的頑強抵抗，直到元鼎六年秋，漢朝的五路水軍才會戰番禺，攻破越國。平定西南后，武帝派遣司馬遷以監軍身份出使西南，任務是設郡置吏，共設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司馬遷圓滿完成任務，大約于元封元年（前110）二三月返回。這次西南之行，顯示了司馬遷的政治才能，也開闊了他的視野，為后來寫作《西南夷列傳》等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扈從武帝也是司馬遷入仕后的重要經歷。在多年的扈從生涯中，或封禪，或巡視，或撫慰，游歷了大半個中國，對于了解各地風土人情以及漢武帝的內心世界有許多幫助。其中有一重要事件是“負薪塞河”：元封二年（前109）夏，身為郎中的司馬遷侍從漢武帝東巡萊蕪，走到瓠子河（即瓠子口，在今河南省濮陽市西南），當時黃河在瓠子決口，武帝率領百官親臨瓠子口塞河工程的現場，命令將軍以下的隨行人員背草袋樹枝，投入截流堵口工程，并作《瓠子歌》。司馬遷在《河渠書》中對此作了詳細記載。他無限深情地說道：“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司馬遷壯游、出使、扈從的人生歷練，不僅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實地考察了許多古跡，而且使他對社會、人生、歷史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也對他《史記》文章風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宋代文學家馬存說：

子長平生喜游……今于其書觀之，則其生平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溯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潴，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云，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裝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高帝之謾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睹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6]

馬存把司馬遷的游歷與《史記》多樣化的文章風格聯系起來，確有一定的道理。

受命與發憤：創作《史記》的原動力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作為史官的司馬談，把能參加封禪活動視為自己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但事與愿違，武帝讓他留在洛陽，他沒能參加這次大典。司馬談異常遺憾和失望，終于憂憤成疾。這時，恰巧司馬遷從西南歸來與父親相見，司馬談緊緊拉著兒子的手流著淚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7]

司馬談的臨終遺言，飽含著深情：第一，司馬家族世代史官，不能在我們這里斷絕；第二，陳述自己不能參加封禪大典的遺憾；第三，從孝道教育司馬遷要完成《史記》；第四，周公、孔子的行為、論著是天下學者修身立命的規范；第五，孔子以來四百多年歷史記載缺失；第六，今逢大一統的盛世，史官應該有所作為。司馬談的遺命，既是作為父親的諄諄教導，也是作為太史令的神圣職責，這是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巨大原動力。司馬遷接受父命，由此開始搜集歷史資料和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接續父親未竟的著述事業。《太史公自序》還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而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在與上大夫壺遂的對話中，同樣把《春秋》放到最為重要位置。司馬遷下定決心, 要繼孔子作《春秋》。從歷史發展來說，秦始皇結束了春秋戰國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統一的王朝，本該總結前代歷史經驗，但由于文化專制，還沒有來得及總結，自己就先滅亡了。經過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建立的漢朝，急需恢復經濟，文化方面的事情也無暇顧及，到武帝時代，需要一部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著作，為當朝服務，司馬父子自覺地肩負起了時代重任。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倡導并參與制定的《太初歷》得以完成頒布，這是作為太史令的職責所在。此后，司馬遷的主要精力用于創作《史記》。

意想不到的是，一場大禍降臨，改變了司馬遷的命運，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天漢二年（前99），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3萬騎出酒泉，在天山（今甘肅和青海之間的南祁連山）攻擊匈奴右賢王。李廣利是漢武帝的寵姬李夫人的哥哥。武帝召見李陵，想讓他擔任貳師將軍的輜重運輸任務，實際上就是給李廣利做下手。李陵不愿意，他向武帝請戰，愿意孤軍深入匈奴王庭。武帝最終答應了他的請求。李陵率領步兵5000人從居延出發，向北行軍30天，到達浚稽山駐扎。幾天后，李陵部隊與匈奴8萬鐵騎相遇。10天之內共斬殺匈奴騎兵一萬多人。當李陵的使者給朝廷送來捷報時，公卿王侯都舉杯為皇上慶賀，夸獎李陵的勇敢與戰功。后來李陵軍被匈奴阻斷退路，彈盡糧絕，投降了匈奴。武帝問司馬遷對此事的看法，司馬遷認為，李陵雖然失敗被俘，然而他所摧敗敵軍的戰績，也足以光耀天下。李陵之所以不死，是想在適當的時機將功贖罪，報效漢朝。聽了司馬遷的一番陳詞，武帝認為司馬遷這是詆毀貳師將軍李廣利，誣蔑皇上，為李陵游說。按照漢朝的律法，“誣上”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可以判處死刑。但有兩種辦法可以免除死罪：其一是入錢50萬贖死罪；其二是以宮刑代死罪。宮刑，又稱蠶室、腐刑，是中國古代割除男子生殖器的酷刑，這是一種對人格施以極大侮辱的懲罰。司馬遷家中微薄的錢財不足以拿來贖罪，朋友們誰也不肯出面營救，皇帝左右的親近大臣又不肯替司馬遷說一句話。用錢贖罪已經不可能實現，擺在司馬遷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要么接受死罪，要么接受宮刑。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這樣表露自己的心跡：“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司馬遷身遭不幸，深感這是奇恥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士可殺不可辱，司馬遷也想以死來洗刷自己的恥辱。但他又認為自己還沒有完成《史記》，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他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自己受辱沒有完成《史記》而死，就等于再加一等恥辱，只有發憤圖強，與現實抗爭，完成《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才能“償前辱之責”。因此，他決定棄死就生，艱難地活下去。

李陵之禍是司馬遷人生歷程和價值取向的轉折點。他的身心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如《報任安書》所說“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如同精神病人。但是，司馬遷調整自己的情緒，重新認識生死觀、榮辱觀、價值觀，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得到了升華。從古到今人們歧視宦官，“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 司馬遷身處如此的環境氣氛，面對如此的個人不幸，能向誰去訴說呢？又有誰能理解呢? 作為歷史學家，司馬遷對前代歷史太熟悉了，有多少英雄豪杰在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又有多少志士仁人身處逆境而發憤努力，成就功名。“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系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于居室”，這些身為王侯將相的人物尚且有此遭遇，而自己的身份職位，“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區區史臣，有此厄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這樣一想，司馬遷的心理得到了安慰。再看歷史上的“倜儻非常之人”：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8]

他們都是身處逆境而發憤著書。司馬遷又從這些人身上吸取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促使自己以頑強毅力完成《史記》。現實與歷史太相似了! 歷史使司馬遷看清了現實，也增強了與現實抗爭的決心和信心。誠如李長之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所說：

自從李陵案以后，司馬遷特別曉得了人世的艱辛，特別有寒心的地方，也特別有刺心的地方，使他對于人生可以認識得更深一層，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潔，更峻峭，更濃烈，更郁勃，而更纏綿了。[9]

天漢四年（前97），48歲的司馬遷走出了黑暗的監獄，不久就被武帝任命為中書令。中書令是一個相當于皇帝秘書長職務的官員，掌管機要、起草詔書，從表面上看，中書令比太史令職位高，但在漢代這個職務一般都是由宦官擔任，因此，他表面上看是“尊寵任職”，實際上是忍辱供職。這期間，他的一個朋友任安寫信勸他在任職時“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以為司馬遷在皇帝身邊，可以直接向皇帝進言，豈不知司馬遷心里是多么痛苦。他的《報任安書》把自己的痛苦心理寫得淋漓盡致。屈辱的枷鎖套在他的身上，增加了他的精神負擔，也增加了《史記》創作的艱巨性。司馬遷以驚人的毅力解脫了精神枷鎖，把全部心血用在《史記》的創作上。由于人生體驗的融入，《史記》有了更深沉的思想情感，有了超越一般史書的內在情韻。與其說司馬遷是發憤著書，不如說他與屈原一樣，也是發憤以抒情，他是史家筆墨抒騷情，借歷史人物之酒杯來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從天漢二年受宮刑到征和二年（前91）寫《報任安書》時，《史記》基本完成。司馬遷寫完《報任安書》之后，他的事跡便無從可考了，歷史的記載也在這里戛然而止。他是什么時候、怎樣離開這個讓他愛戀、令他憎恨的人世？離開人世的年齡是多少 ？這些都成了歷史之謎。兩千多年來，許多學者只能從一些零星的、不完全的資料當中，或者根據一些傳說，來揣測研究司馬遷人生的結局。有的認為他是二次下獄致死，有的說是正常死亡，有的說是非正常死亡（自殺）。正因為司馬遷之死是一個歷史之謎，那么他的卒年也就變得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了。司馬遷去世后，被安葬在韓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鎮東南的高崗上，它東臨黃河，西枕梁山，北帶芝水，南接魏長城。今天我們看到的司馬遷祠墓，始建于西晉永嘉四年（310）。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司馬遷“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以后歷代都有維修。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今僅存《悲士不遇賦》《報任安書》《與摯峻書》。《悲士不遇賦》短小精悍，司馬遷借此對自己一生的悲劇命運和人生經驗作了概括和總結。

史學與文學：《史記》樹立起的巍峨豐碑

司馬遷創作《史記》，“實錄”歷史，把真實作為第一原則，做到了“不虛美，不隱惡”。其抱負在于“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對前代文化進行系統總結。清人李景星《史記評議序》說：“由《史記》以上，為經為傳諸子百家，流傳雖多，要皆于《史記》括之；由《史記》以下，無論官私記載，其體例之常變，文法之正奇，千變萬化，難以悉述，要皆于《史記》啟之。” [10]《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高度概括了《史記》的史學、文學價值。《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樹立起了一座巍峨的豐碑。

就史學而言，《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共三千年的發展歷史。畫面廣闊，上到帝王將相，下到平民百姓，形成各類人物的畫廊，全書有本紀12篇、表10篇、書8篇、世家30篇、列傳70篇，共130篇。本紀主要記載帝王的事跡；表是配合本紀、世家，把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譜列成表格，一目了然；書是有關的典章制度；世家主要記載諸侯國的歷史；列傳主要記載各個歷史階段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物。五種體例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史記》開創的紀傳體例為后代史書樹立了典范，中國史學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都是以紀傳體為榜樣。宋代史學家鄭樵稱贊道：《史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后，唯有此作”[11]。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剳記》中也說：

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12]

而作為通史，司馬遷具備更遠大的目光。呂思勉先生《秦漢史》指出：“通史之義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編，此通乎時者也。合萬邦之事于一簡，此通諸地者也。自古所謂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為限。當談、遷之時，所知之世界，固盡于其書之所著，則謂其書為當時之世界史可也。”[13]《史記》是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巨著，這是司馬遷的一大貢獻。

《史記》又是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著作。內容涉及到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文學藝術、天文地理、科學技術、水利醫藥等各個領域，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人們可以從中各自汲取自己所需的營養。

《史記》不僅畫面廣闊，而且思想深刻。它的宗旨就是《報任安書》中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討歷史發展中天與人之間的關系。《史記》以人為中心，反映社會歷史的變化，形象說明支配歷史發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探索歷史發展、國家治亂盛衰的變化及其規律。“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寫出一部自成體系的歷史著作，而且還要體現自己的思想。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在許多方面突破了傳統的舊觀念、舊思想，敢于向“從來高難問”的天道提出懷疑乃至大膽批判；敢于沖出為尊者諱的藩籬，把如椽之筆伸向統治階級內部，揭露其丑惡行徑，剔除皇帝頭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熱情洋溢的筆墨付諸賤微的下層人物，對刺客、游俠等表示極大同情，并且贊揚他們的一些優良品德；敢于向儒家罕言之“利”挑戰，強調物質財富的重要性，表現出卓越的經濟思想；敢于肯定農民起義的作用，歌頌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把他們比作湯武、孔子；敢于擺脫“詳遠略近”傳統的束縛，突出“當代史”；敢于沖破傳統觀念，把四夷納入統一的帝國版圖之內，開創了民族史傳；敢于對秦代歷史作出公允的評價，當別人對秦采取“舉而笑之”的態度時，司馬遷卻能對秦的得與失進行冷靜的分析評價，表現出卓越的史識，如此等等。在我國史學史上，無論從史學意識、史學目的、史學編纂，還是史學規模、史學語言等方面來說，《史記》都開辟了史學的新道路，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次革命。

《史記》在描繪三千年歷史的同時，也展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雖然傳記都是單個的歷史人物，但萬川歸海，無數優秀人物就是我們民族的脊梁，他們的生命匯聚成我們民族的精神，如積極進取，建功立業；堅韌不拔，戰勝挫折；勇于革新，敢于革命；憂國、愛國；崇尚德義，追求獨立人格；維護正義，反對邪惡；團結友愛，忠于職守……這些精神支撐起《史記》人物的生命活動，也支撐起我們民族的大廈根基。[14]

《史記》是歷史書寫，但又具有鮮明的文學特質。與純文學不同，它是“戴著鐐銬跳舞”，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用美的形式、美的結構、美的語言，寫出具有個性化的人物，正如日本學者齋藤正謙在《拙堂文話》中所說：“子長同敘智者，子房有子房風姿，陳平有陳平風姿。同敘勇者，廉頗有廉頗面目，樊噲有樊噲面目。同敘刺客，豫讓之于專諸，聶政之于荊軻，才出一語，乃覺口氣各不相同。高祖本紀，見寬仁之氣動于紙上；項羽本紀，覺喑噁叱咤來薄人。”[15] 許多歷史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為了刻畫人物，《史記》著力描寫了許多戲劇性情節，激烈的矛盾沖突和重要的場面展現，使傳文猶如波濤洶涌，跌宕起伏。如巨鹿之戰、鴻門宴、霸王別姬、高祖還鄉、背水一戰、荊軻刺秦王、完璧歸趙、火牛陣等。《史記》以寫人為中心，時間上可順可倒，空間上可縱可橫，給人物性格的流動創造了廣闊的天地。同時，由于《史記》在寫人時運用互見法，本傳中詳寫其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物傳記中也補寫該人性格的某些側面，使人物形象更為鮮明。《史記》文章具有多樣化特點，不是千篇一律，司馬遷根據不同情況、不同人物采取不同的藝術手法。清代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以“奇”“高”“大”“遠”“疏”“變”來概括《史記》文章的風格。多樣化還體現在語言方面，人物自身的語言富有個性，作者的敘述語言生動活潑，每篇的評論語言豐富多彩，并且廣泛吸收民間語言，改譯先秦的古奧語言。傳記體現的不是干巴巴的死的資料，而是活生生的人，司馬遷擅于運用文學的想象和夸張、心理描寫和細節描寫，展現人物生命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史記》不同于一般的資料匯編，而是以生命的體驗來實現自己“立言”的崇高目標，有了獨特的韻味，字里行間滲透著司馬遷的情感色彩，甚至直接抒發情感。《史記》的愛和憎既得之于史家秉筆直書之傳統，也得之于屈原之騷情，正如劉熙載《藝概·文概》所說：“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于詩三百篇及《離騷》者居多。”[16]總之，司馬遷的歷史敘寫具有典型性、戲劇性、多樣性、抒情性，因而也就有了很強的穿透力，所謂“力透紙背”，給人以強烈的感染力，引起共鳴。明代茅坤在《茅鹿門集》卷三說：

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17]

《史記》繼承了先秦敘事文學與諸子散文的長處，吸收了抒情文學《詩經》《楚辭》等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韻味和風格，成為先秦文學的集大成者和漢代文學的典型代表。《史記》為后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強大的動力，為中國文學樹立了標桿。《史記》的寫作技巧、文章風格、語言特點，無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高舉學習《史記》的大旗，把它視為古文典范。中國的古典小說與《史記》有不解之緣，《史記》是小說的土壤和武庫，為小說提供了大量素材。《史記》的審美觀念、藝術手法也對小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他文學樣式如戲劇、辭賦以及抒情文學等都與《史記》有密切關系。元雜劇中的“史記戲”，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統計有一百八十多種。如根據《趙世家》改編的悲劇《趙氏孤兒》，18世紀就傳到了歐洲。

司馬遷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史記》，最早把《史記》公之于眾的是他的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記載：“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18] 楊惲從小跟隨母親熟讀外祖父司馬遷的《史記》，漢宣帝時，補官常侍郎。不久升為中郎將，封平通侯，官至光祿勛，后因得罪朝中權貴被免職，最終因《與孫會宗書》中表達了絕意仕途以及對宣帝寡情少義的不滿而被腰斬。司馬遷撰寫《史記》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創舉，楊惲讓《史記》得以公開問世也是一個創舉，自此，《史記》得以逐漸傳播，并形成一條文化鏈，有傳播者，有接受者，有研究者，歷代不絕，乃至于形成一門學問——“史記學”[19]。從漢魏六朝時期開始直到今天，歷代的傳播、評論、接受、研究，顯示出《史記》的不朽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史記》在唐代以前傳到了朝鮮、日本等國，在18世紀傳到俄國。2010年，《史記》俄文版出版，標志著《史記》全書第一個歐洲語言譯本的問世。在法國，漢學家沙畹（1865—1918）曾翻譯《史記》，而且是第一部西洋《史記》翻譯，共五本。此后，其他學者繼續完成翻譯工作。2015年，法文版的《史記》得以完整出版。美國自19世紀40年代開始關注《史記》，目前整部《史記》翻譯即將完成。在英國、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翻譯。《史記》已經超越了國界，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隨著時代的發展，《史記》愈來愈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司馬遷和《史記》，將走向永恒的時間和無窮的空間。最后，我們用郭沫若先生《題司馬遷墓》一詩結束本文[20]：

龍門有靈秀，鐘毓人中龍。學殖空前富，文章曠代雄。憐才膺斧鉞，吐氣作霓虹。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注釋：

[1][清] 傅應奎纂輯：《韓城縣志》卷一《山川》，韓城市志編纂委員會1985年整理，第20—21頁。

[2][5][7][漢]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85頁、3293頁、3295頁。文中未標注引文均出自該版。

[3] 韓城市地名辦公室編：《陜西省韓城市地名志》，1989年編纂，第68頁。

[4][漢] 班固撰：《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607頁。

[6][17][明] 凌稚隆輯校、[明] 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第一冊）卷首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頁，176—177頁。

[8][漢] 班固撰：《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5頁。文中未標注引文均出自該版。

[9] 李長之著：《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22頁。

[10] 李景星：《史記評議·自序》，見李景星撰：《四史評議》，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頁。

[11][宋] 鄭樵撰：《通志·總敘》，中華書局 1987年版，第1頁。

[12][清] 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剳記校證》（上）卷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頁。

[13] 呂思勉著：《秦漢史》，《呂思勉全集》（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546頁。

[14] 關于《史記》與民族精神的關系問題，詳見張新科：《史記與中華民族精神塑造》一文，載《光明日報》2017年4月16日第7版。

[15][日] 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2頁。

[16][清] 劉熙載撰：《藝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頁。

[18][漢] 班固撰：《漢書》卷六十六《楊敞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889頁。

[19] 關于“史記學”的形成與發展，詳參張新科《史記學概論》一書，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20] 此詩作于1958年2月1日，前有序言：“中國偉大歷史家司馬遷祠墓在陜西韓城縣。陜西省文化局為表彰歷史人物，于去年曾撥款整修，現已竣工，來信要我題詞，并要我轉請有關人士惠題。我先題此詩，以作為引玉之磚。”見韓城市司馬遷學會編，張天恩、馮光波選注：《歷代詠司馬遷詩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 項目編號：13&ZD111) 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