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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與《死水》

穆旦與《穆旦詩集》

手頭有兩種現代詩歌珍貴版本，一是聞一多《死水》，一是《穆旦詩集》，想到他們是優秀詩人，更是愛國志士，往事歷歷，文氣浩然，堪稱文壇楷模。

“新月”的斗士

聞一多（1899—1946）是新月派領軍詩人，不僅他的詩影響大，他的資歷也是鮮有可比。1946年7月李公樸先生罹難的紀念大會上，他作《最后一次演講》時說：“我們不怕死。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果然他一出門，就遭特務暗殺。今年，正值聞一多先生辭世七十五周年。

“五四”時期，清華校園的飯廳里，貼著一張用紅色紙張書寫的岳飛《滿江紅》，大家不知是誰干的，互相議論時，聞一多站出來說：“這是我干的。”可見他敢說敢做的性格。他早期留學美國學的是美術，回國后在北京藝術專校教的也是美術。而他的詩集《紅燭》一出版，就引起詩壇關注。1927年大革命失敗，在聞一多為前途而苦悶時，徐志摩主辦的新月書店便為聞一多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詩集《死水》。徐志摩說：“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

后人也把聞一多看作新月派代表詩人。吳晗曾說：“聞一多一生所追求的是美。”作為唯美派的詩人，聞一多的詩“具有濃縟的作風，義山濟慈的影響都在這里”。晚唐詩人李義山的詩華麗對仗，音韻和諧，濟慈是英國浪漫派詩人，更是講究詩的美與真。聞一多早期的詩，大多想象奇特，直抒胸臆，充滿美的憧憬，是受了李義山和濟慈影響的浪漫。但是，他的詩，愈到后來，愈是浪漫不起來，因為他的人生成熟了，他歷經歲月的磨練和滄桑，面對嚴酷的現實，變得日益冷靜理智，其冷雋的筆觸下，更是經過浪漫而得到沉淀的一種凈化的透明。所以說，他的《死水》更見成熟。當然，李商隱的整齊精工的表現藝術，促使他對“詩的格律”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不能不說，新格律詩的理論，是聞一多對詩壇的貢獻之一。他把這稱為“戴著鐐銬跳舞”。

《死水》由新月書店初版于1928年1月，我手頭的這冊已是第二年4月的再版本了，收詩28首，重磅道林紙豎排版式，拿在手上有沉甸甸的感覺，這分量不僅是書的本身，更是書的內容。聞一多稱自己追求詩的“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形成的色彩對比）、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勻齊）”。盡管當時在新月詩人中，徐志摩的影響最大，但徐志摩也不得不說：“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在詩的理論上，新月派詩人也多受影響于聞一多。有人說“《死水》的作者只長于技巧”，聞一多說：“我真是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我看，這光和熱，就是詩人心頭的愛國之光之火。他的《洗衣歌》《秋深了》等，就是這類技巧和內容相結合的作品，講究格律，并不是完全的對仗和平仄，只是把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韻味，和英國詩人濟慈那種講音步的西式格律，加以融化而已。而詩的內容，更顯出詩人的獨創，近于深沉和濃郁。那首有名的《一句話》：“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青天里一個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這“爆一聲”，是詩人沒有技巧的技巧，僅僅有唯美主義是做不到的。

我在寫“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個十年《詩集》的書話時，統計了一下，主編朱自清選聞一多的詩最多，達29首，而許多名氣很大的詩人如沈尹默、郭紹虞、馮文炳（廢名）、徐雉只選了一首，邵洵美也只選了三首。作為選家，朱自清自有他的眼光，他看到聞一多既有西方的影子，又有自己民族的傳統，既宣傳自己的格律化主張，也不排斥自由體甚至鄉土詩。如以中國歷來的中庸思想來說事，這種方法既穩妥又合理。因為只有善于融合和創新，才是新詩發展的方向。

《死水》出版之后，聞一多基本就不怎么寫詩了。他在清華大學的主業是教授古典文學，新詩寫作于他而言，可能只是副產品。他在課堂上講解《詩經》《楚辭》《唐詩》《樂府研究》等，他撰寫出版《楚辭校補》《唐詩雜論》《管子集校》《神話與詩》等，都是在學術界獲得很高贊譽的經典著作。

作為一個學者、詩人，聞一多本來不太關心政治。但出于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走出書齋，與人民站在一起，喊出要和平、要民主的呼聲，還常常出現在各種集會上，慷慨激昂為人民吶喊。他走在群眾的游行隊伍中，邁開戰士的步伐。特務懼怕他的存在，揚言懸賞四十萬元，買他的頭顱。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成為反動派為之顫抖的偉大的民主斗士。這應該是聞一多留給世人最大的精神財富。

新中國的召喚

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又朝氣蓬勃。這一切，都在召喚著穆旦，歷經千辛萬苦，他和新婚妻子終于從美國回到了祖國。

偶然的機會，得到了一本《穆旦詩集》。這是“七月派”詩人羅飛（本名杭行）的舊藏，封面上有“杭行”兩字。他去世后，在為其整理舊書時，我發現了這本書，他的老伴韋鳴震說：“你可用的書，就拿去吧。”我像得到了一件寶貝。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錚，祖籍浙江海寧，生于天津，1929年考入南開中學，后入南開大學，1938年抗戰爆發，他隨北大、清華南遷到昆明，成為西南聯大學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在民族危亡之際，他應征入伍，擔任“中國遠征軍”翻譯，部隊在印緬作戰中，他誤入“野人山”，在饑餓和痢疾的威脅下，他在與大部隊走失五個月后，終于奇跡般走到印度，三個月后才緩過勁來。抗戰勝利后，他到沈陽和南京，擔任編輯和翻譯工作。《穆旦詩集》就是他在沈陽時出版的書。1945年1月，穆旦在昆明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探險隊》，由文聚出版社出版。1948年2月，他出版了第三本詩集《旗》，列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書”第九集。

出版《旗》的當年，穆旦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靠每晚為郵局搬運郵包的重體力活，堅持學業，終于獲得碩士研究生學位。1950年，他與同在芝加哥大學獲生物博士學位的周與良結婚，婚后繼續創作并自學俄語。他每天把外文詞典帶在身邊，讀一頁撕一頁，全部讀完，詞典也沒了，內容全部進了他的大腦。他的英語和俄語，就靠著這樣的讀書勁頭，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在美國，他的詩入選《世界詩選》，并在報刊上時有發表。但他說：“身在異國他鄉，是寫不出好詩的。”他的心，已向往剛誕生不久的新中國了。那時要回祖國大陸，困難重重。穆旦通過各種關系，終于得到美國移民局同意，但只能去香港地區，又通過親戚的關系，辦妥了大陸的入境手續。機緣巧合，他沒有路經香港地區，就由中國旅行社直接接回深圳。

由深圳經廣州到上海，他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巴金和肖珊。穆旦與肖珊是西南聯大同學，肖珊敬佩這位同窗翻譯家，常常給他送書送資料，鼓勵他多寫多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穆旦譯出的《普希金抒情詩》（一、二集），普希金長詩系列《歐根·奧涅金》《高加索的俘虜》《青銅騎士》《波爾塔瓦》，都由巴金安排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與穆旦時常通信，體現人間最美好、最純凈的友情。后來穆旦身體每況愈下，最終因心肌梗塞，于1977年病逝，生命在59歲戛然而止。

《穆旦詩集》于1947年5月出版。封面很平淡，白底素色，清清爽爽，仿照巴金主編的“文學叢書”裝幀，請文化生活出版社總代售。也許是自費出書，為了節省，書印得粗糙，紙張亦差，待作者校閱時，已來不及修改版子，只得加一頁“正誤表”，有二十多處。書名下有“（1939—1945）”字樣，說明集子中的詩，是這個時間段的作品。扉頁四個字“獻給母親”，可見母親在他心中的位置。附錄是穆旦同事王佐良寫的《一個中國詩人》。

穆旦的第一本詩集《探險隊》，只有25首詩，《穆旦詩集》基本收全了他到1945年創作的所有詩歌，共66首詩。《旗》則是《穆旦詩集》的一個選本，有32首詩。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翻譯上了。人的一生可以前后截然不同，穆旦前半生詩歌，后半生翻譯，有點類似前半生文學、后半生文物的沈從文。

王佐良與穆旦是西南聯大同學，又一起留校任教。他是第一個對穆旦詩歌發表評論的詩評家。《一個中國詩人》最初發表在英國倫敦《LIFEAND LETTERS》雜志上（1946.6）。在編入《穆旦詩集》后，此文又發表在北平《文學雜志》上。文中寫道：“最好的英國詩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沒有模仿，而且從來不借別人的聲音歌唱。甚至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他的聯想的豐富，他有許多人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組合。”同是“九葉派”詩人的唐湜，在1948年寫成萬字長文《穆旦論》，連載于《中國新詩》叢刊。當時唐湜還不認識穆旦，他在上海看望任教于致遠中學的汪曾祺時，看到汪的文稿，想給他寫篇評論，汪卻給了他一本《穆旦詩集》，說，“你先讀讀這本詩集，先給穆旦寫一篇吧。詩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第二年初，唐湜去南京友人處小住，才經溫州同鄉趙瑞蕻與夫人楊苡的介紹，見到了穆旦，“暢談了一夕，頓成至交”。唐湜在文中說：“他以全身心擁抱自我，也因而擁抱了歷史的呼吸。”

我以為“九葉派”詩人中，無論是詩歌還是翻譯，穆旦都是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