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逝世后的幾天，我因工作關系，先后數次到先生的家里，去為刊物挑選先生的遺作和照片，同時也去慰問先生的親屬。交談中，對于先生生前沒有聽到中央關于恢復先生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的決定，我們都深深地感到惋惜和遺憾。我問茅盾的長子韋韜，你怎么沒有及時上報這兩封重要的信件呢？韋韜說，父親是1981年3月27日凌晨去世的。3月14日，在他從較嚴重的昏迷中醒來后，大概是有預感，他提出想坐起來寫兩封信，他說，我還有兩樁心事呢。這是他久久埋在心里的愿望。韋韜委婉地告訴他：你現在坐不起來了，沒有力氣寫字，你口述，我記錄好了。很快，韋韜記錄完畢，先生看過之后，點點頭，這時，他卻執意要兒子扶他起身，勉強握起筆，鄭重而顫抖地在致黨中央的信上簽了沈雁冰三個字，在致中國作家協會的信上簽了茅盾二字。他交代韋韜，這兩封信要在他去世后再上交給黨中央和中國作家協會。

茅盾先生在致黨中央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斗了一生，我請求黨中央，在我死后，以黨員的標準嚴格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共產黨員，這是我一生的最大榮耀！

——沈雁冰

先生致中國作家協會的信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家協會，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

——茅 盾

至于捐獻稿費一事，是在1980年秋天，先生病倒時，他經過考慮并征詢了家人（兒子和兒媳）的意見后就做出的決定。為什么要將捐款作為長篇小說的獎勵基金呢？先生目睹了文藝界的狀況，曾不止一次地說過：近幾年來，中篇小說出現了不少好作品，相比之下，長篇小說就不免還有一些差距。他認為要深刻反映一個時代，沒有一大批優秀的長篇小說是不行的。他的這個愿望是久已有之。我就曾聽他說過，長篇小說如何重要，因為長篇小說篇幅長，容量大，能夠很好地反映一個時代的面貌。

我的心向著你們！這是先生的肺腑之言。

茅盾先生自從1921年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后，雖然在1928年后曾經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然而他在此后幾十年中一直是在黨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文化工作。1931年他曾向瞿秋白同志提出過恢復組織生活，但由于當時多種復雜的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終是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指導自己的行動。1935年，當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時，他的心也飛向了延安。

1940年5月，他攜一家老小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到達延安。當時他是準備在陜北長期住下去的，只是由于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考慮到他在國統區工作，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才又動員他離開延安，回到重慶國統區去。他服從了黨中央的安排，卻把女兒沈霞、兒子韋韜留在了延安（女兒沈霞后來不幸在延安去世）。

茅盾先生回到重慶期間，曾先后在“陪都”重慶、香港和上海等地戰斗工作，直到全國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中央曾考慮給他安排領導職務和行政工作，他懇切地向周恩來總理提出：我是個作家，希望不要擔任行政職務。總理認為他的意見有道理，便答應了他的要求。但是后來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中央還是認命他擔任文化部部長，同時兼任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領導工作，為國家的文化藝術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那么，究竟為什么他不允許在他生前交出這兩封信呢？

韋韜說，1980年夏天，先生病情嚴重住院時，曾有幾位老朋友去看望，談起希望他提出入黨的事，他極為鄭重地說：我是在黨的早期困難時期入黨，并同黨一起度過了艱難時期。現在我們黨勝利了，就不必再提這個問題，去和黨分享榮譽。后來韋韜和老人家談心時曾說到現在很多年輕人爭取入黨的觀念淡漠了，沒有理想和追求了，產生了信仰危機。聽兒子這樣一說，他陷入沉思，然后說：如是這樣，那我現在倒是要考慮申請入黨的事了。從此，他多年的心愿又萌發在心頭，所以才有了臨終前的囑托，才有了現在先生的兩件珍貴的特殊遺書。

“我的心向著你們”，這是茅盾先生一生的寫照，也是先生感人肺腑、動人心弦的心聲。先生一生堅定不移地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事業奮斗的精神和大家風范將永駐人間，并將永遠激勵著我們、鼓舞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