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2017年，我開始系統地看考里斯馬基的電影，1988年的《升空號》是一部工人題材文藝片，主角是個芬蘭北方拉普蘭地區（位于北極圈內，傳說中圣誕老人家鄉）礦工，失業后意外得到一輛白色凱迪拉克敞篷車，因為老舊，車篷無法升起。這個失業的男人，只能獨自駕車，扎著頭巾御寒，四面透風敞開，疾馳在大雪紛飛的北歐曠野，背景音樂響起，一個芬蘭男人深情歌唱。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蘭語意為“燈”。此情此景，此車此聲，如一道電光，點燃了我心內的燈。

我便想出一個故事，名叫《我的諾基亞女友》。芬蘭出諾基亞，世人皆知其堅固耐用，我便設想若是諾基亞還生產汽車，小眾的敞篷跑車，怕也是長命百歲。若有一個中國的修車工人，意外得到一部諾基亞牌敞篷車，下班載著渾身機油的工友們，要么載著下夜班的女郎，倒是頗具后工業時代之風情。

我又想起少年時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廠虧損嚴重，工人們大半下崗回家，唯獨我爸爸堅守崗位，每日上班打卡。彼時，他有一個徒弟，估計是臨時工，年齡應當與我相仿。我剛買了第一臺電腦，某日我不在家，我爸爸帶著徒弟上門，安裝了一款單機游戲，好像叫《橫掃千軍》。那一年，我和我爸爸一起玩這款游戲，但我從未見過他的徒弟，后來也未再聽他提起過。我爸爸所在的上海第三石油機械廠，在2002年前后灰飛煙滅，工人們各奔東西。我爸爸去私人老板的工廠上班，但并未買斷工齡，而是保留國有企業職工身份，后來正常退休，也算功德圓滿。

時隔多年，我忽然意識到，這個銷聲匿跡的徒弟，與我從未謀面的同齡人，因為我爸爸的緣故，已跟我構成了某種變異的兄弟關系。這關系無關于血緣，而是來自于歷史，來自于一個消逝的時代，來自上海與蘇州河畔的記憶。小說中關于我自己的經歷，我的父母，大半屬于非虛構，某種程度而言，可說是我的家庭自傳，虛構與非虛構之間，變得尤為模糊。

2018年，初秋，我的作品《生死河》法語版在巴黎出版，我去法國和比利時做了幾場簽售活動。上海到巴黎的飛機上，我已在創作《春夜》的開頭幾章。我住在巴黎心臟的蒙帕納斯，法國出版社安排的酒店曾是百年前日本畫家藤田嗣治旅居巴黎時期的住所（這位畫家擅畫西洋裸婦與貓，也曾畫過二戰軍國主義題材作品，因而晚年遠遁歐洲）。這家古老酒店對面，便是蒙帕納斯公墓，我去墓地拜訪了薩特與波伏娃的墳冢，相隔不足百米，還有瑪格麗特?杜拉斯的香冢。隔天，我的法國譯者又帶我徜徉了拉雪茲神甫公墓。至此，我決定把《春夜》故事的終點延伸到巴黎。

前后寫了一年左右，主人公張海的面目，一點點清晰起來。故事從一個春夜開始，到一個春夜終結。2019年的春天，見識過巴黎圣母院的烈火，便把終點站插在卡西莫多的塔樓前。其間許多個春夜，猶如春天的露水，濕漉漉，黏糊糊，欲說還休，欲斷還留，仿佛一張宣紙上的墨跡，慢慢化開，暈染。

終歸，我把書名定為《春夜》。

書中，我用了不少上海話，比方“事體”“困覺”“清爽”等等吳語詞，文言文里也有，五四時期亦有，魯迅先生，茅盾先生都用過，自能入白話小說。但不用“儂”“阿拉”“白相”“結棍”等等，因怕北方讀者不懂，并在普通話中有一一對應的“你”“我們”“玩耍”“厲害”。或用相近發音代替，比如“辰光”就用“時光”，一目了然，且有古意。

還有一大變化，老早我歡喜寫長句子，現在這篇小說呢，改成短句子，三個字，逗號，四個字，逗號，甚至一兩個字，標點符號之間，鮮有超過七八字的。

本書通篇，皆是第一人稱，看似便當，實則難寫。畢竟不是寫我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尤其一個張海，神龍見首不見尾，總是云里霧里。要是第三人稱，上帝視角，從洪太尉講到高俅，從高俅講到王進，從王進講到史進，從史進講到魯提轄打死鎮關西，又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講到林沖夜奔，再到雪夜上梁山，就像一幕滑稽戲，各自粉墨登場，眾聲喧嘩，鬧鬧忙忙。但我偏偏不唱滑稽戲，而是要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像張海一個人唱“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寶塔第一層，一層寶塔有四只角，四只角上有金鈴，風吹金鈴旺旺響，雨打金鈴唧呤又唧呤……”

如今想來，江南說唱《金陵塔》的語言藝術，除去繞口令，每層寶塔上的四只角和金鈴，一層又一層疊加而上，直到十三層寶塔有五十二個角，五十二個角上有金鈴，是否也能給小說藝術以建筑學的啟迪呢？長篇小說的寫作如同造房子，或許《春夜》的時間線、人物關系、背后隱藏的命運和前史，冥冥中也是一座“風吹金鈴旺旺響”的金陵塔。

再講故事，懸疑方面，跟我老早小說不好比，但又保留廠長懸念，張海命運懸念，至今還是未知數。推理破案呢，倒是有1990年春申廠的兇殺案，直到神探亨特燒成灰，建軍哥哥之死，還是無頭懸案。

還有一點，這只漫長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體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還有我一家門，從我爸爸直到我兒子，統統是真的。真歸真，卻不是非虛構，而是如假包換的虛構。最后這句，好像自相矛盾，有語病，無所謂。

本書的語言和腔調，最后一章，已有詳細交代，不復贅述。作家有兩種，一種是模式化寫作，絕非貶義，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許多推理小說大師；二是不斷變換風格、題材乃至類型而寫作，古今中外的案例甚多，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松本清張，原本是以寫歷史小說出道；東野圭吾也有《解憂雜貨店》這種迥異于其傳統風格的作品。而我是第二種，從幾年前的《最漫長的那一夜》開始。中間我還在寫高度類型化的作品，比如上百萬字超長篇《鎮墓獸》，還有介于純文學與懸疑小說之間的《無盡之夏》。直到這部《春夜》。但我以懸疑小說出道，當然還會繼續寫下去。《春夜》中的懸疑元素，比比皆是，本書卻稱不上是懸疑小說。“托夢”竟成了某些情節的推手，比如張海奪回外公遺產，亦可算魂靈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蓮花奶奶”顯靈，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甕缸，一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滅，封印于六百年光陰，大致也是我慣用的風格，卻與《春夜》構成混血的雜糅，克里奧爾般的繁衍。張海歸來了，故事沒有盡頭，因為生活沒有盡頭，歷史沒有盡頭。

近年來有“東北文藝復興”之說，又有“鐵西區”等小說家風云際會。似乎東北乃至沈陽成為當下中國文學的工業文明挽歌與工人敘事的唯一主角。細細究來，中國人的集體回憶，天南地北，大同小異，雖有地域文化與方言之差異，但恰恰是工人敘事往往打破了所有差異，更有英特納雄耐爾的感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線建設，操著吳儂軟語的上海工人師傅，也曾經遍布中國西部的山川溝壑，至今仍有地面的遺存，血脈的后裔。到了天翻地覆的二十一世紀，新的工人敘事被長三角與珠三角的電子工廠里的外來打工者所取代。但無論南北，上一代的后裔們仍然在記憶中構建一個世界。

再說“上海敘事”，也被無數次輪番解構。從上世紀村松梢風的“魔都”風情，再到如今外來者涌入的光怪陸離。上海人的上海，中國人的上海，全世界的上海，各有不同的細微之處。幾個上海如何共存于同一個時間與空間之中，也許《春夜》正在描繪這樣一種圖景。

我時常想起千禧年，我第一次到北京領獎，在天安門廣場溜達，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頭。我在《春夜》中寫入這段經歷，又在經歷中添加了我爸爸的那位徒弟。在真實的歷史次元中，他真實陪伴著我爸爸走在蘇州河畔，守在行將就木的工廠深處，等待時代的壓路機滾滾碾過。而在我的小說次元里，張海陪伴我坐著京滬線硬臥列車，穿過午夜的南京長江大橋，就像兩根火車軌道，飛過銀河星辰，永遠平行，彼此對視，永不相交。

最后，引用一段《金陵塔》的唱詞——

金陵塔，塔金格陵，

金陵寶塔第十三層，

十三層寶塔有五十二只角，

五十二只角上有金鈴，

風吹金鈴旺旺響，

雨打金鈴唧呤又唧呤，

這座寶塔造得真偉大，

全是古代勞動人民汗血結晶品啊，

名勝古跡傳流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