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學，經歷改革開放以來，各式各樣的實驗和嘗試以后，成績當然很偉大，收獲的確很豐碩。但大雅之聲這部分，也就是史詩式的不朽之作，還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

打開《全唐詩·李白卷》第一頁，就是這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古風》。

古詩講用典，李白這兩句詩，典出孔子《論語·述而》里的感喟：“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他以此作為這首詩的開場白。

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中國封建社會詩書禮教的奠基人，他感嘆自己很久以來不曾夢見周公了，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開始禮崩樂壞，把這位厘定禮儀制度的先人完全置之腦后。李白作詩也是這個意思，大雅之聲，泛指那些具有充分的時代精神，具有豐厚的民族特色，具有使人向上的心理共鳴，能夠起到裨益社會、引領大眾的文學作品，李白之“大雅久不作”和孔子的“不復夢見周公”，這種真正的精神上的遺憾，來自他們兩位回顧時代而產生的歉疚感。

李白的訴求很清楚，他希望有“大雅之作”出現。后面的“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以“綺麗”二字點題。文學不能盡是風花雪月、吹拉彈唱、男歡女愛與卿卿我我，更需要像《詩經》中《大雅》那類具有史詩性質的鴻篇巨制。要是好久沒有出現這類嚴肅、認真、深切而且有文學價值、有時代特色的鏗鏘之音，起到振聾發聵、令人警醒的作用，是無法向歷史交代的。

自古以來，在文學領域里，“雅正之聲”和“綺麗之音”，這兩種思潮的抵牾，孰輕孰重，孰高孰低，一直是值得爭議的題目。就以李白這番感慨而言，在他以前的半個世紀，初唐陳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臺歌》，引發出“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悵惘；在他以后的半個世紀，中唐韓愈“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的否定，都證實了“建安文學”以后，自兩晉南北朝，直到隋一統的三百多年間，綺麗之音，愈趨侈靡淫巧，浮艷頹廢，致使文學走進了死胡同，喪失生機。南朝梁陳時期，從君主起，至文壇扛鼎人物，無一不沉迷其中，正如近來有些朋友大玩文學，玩到最后，無法自拔，把自己也玩進去一樣；看來，李白的“大雅久不作”與“綺麗不足珍”，顯然是有感而發。

公元1000年，算起來應該是北宋真宗咸平年間（998-1003年）。從文學史的角度觀察，簡直令人不勝訝異，唐以后的梁唐晉漢周的五代，又重蹈兩晉以后的宋齊梁陳隋的覆轍，再次出現“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局面，五代等于重新“拷貝”了南北朝一回。公元1000年時的文壇景象，不免顯得荒蕪冷落。說是空空如也，有一點委屈古人，說是不甚好的年景，也許更接近事實。比之兩者之間，李白、杜甫的盛唐，那群星璀璨的盛況，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隱、李賀的晚唐，那眼花繚亂的局面，根本是無法相提并論。革命前輩李一氓戎馬一生，但他是校注《花間集》的專家，在他整理出版的這部古籍中，當時那些文人，對發生在眼前的殘酷戰爭、血腥屠殺、率眾食人、神州陸沉的悲慘現實，無法找到一詞一句的反映，翻開五代十國的文學史，可堪稱道的名家與作品，屈指可數。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對這一時期文學的評價，是很確切的。五代時以《花間集》為代表，專以華艷辭藻，寫男女情事的軟性作品，其中旅愁閨怨，合歡離恨，輕狂冶游，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寫到盡頭了。因此，北宋初期的詩文，仍拘束在五代浮華的影響之中，沒有什么起色，文學進入了低潮期，也屬正常。

畢竟，文學是一條不停的河流，有時流得快些，有時流得慢些。尤其在社會處于上升階段，總是給文學注入生氣，出現改革求變的種種可能。確實如此，大約過了半個世紀，便出現以范仲淹、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以及蘇軾等為代表的北宋文學輝煌期。文學的發展，是與時代的進步舉足并行的。

因此，當代中國文學，經歷改革開放以來，各式各樣的實驗和嘗試以后，成績當然很偉大，收獲的確很豐碩。但大雅之聲這部分，也就是史詩式的不朽之作，還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坦率地講，像“唐宋八大家”那樣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巨人，像唐詩宋詞那樣千古傳誦的名篇，能與之相比擬的當代名家與作品，一時間，竟不能屈指數來，還是很令人汗顏的。

經過新時期文學三十多年來的實踐，開創了一個新人輩出、后來居上的嶄新局面，沒有理由不相信，明天會發展得更好。宋齊梁陳隋也好，梁唐晉漢周也罷，都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亂不寧、戰禍頻仍的年代，其間的文學史出現空白、斷檔抑或走彎路，不足為奇。眼下，民族騰飛，國家復興，那么，與之相匹配的“盛世文章”，一定也能指日可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