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科學地繼承、整理、研究中國文學遺產的工作，以1920年《文學研究會會章》開宗明義首次提出“整理中國舊文學”為開端的標志，進行至今已逾百年。八十年前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紀念黨成立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溫這些經典論述很受啟發。就中國文學遺產整理研究事業來說，五四運動實際上也是在思想上和學術骨干上準備了此后百年這一工作的基本條件。而在這方面，鄭振鐸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是今人回顧百年文學遺產工作時絕對繞不過的領軍人物。鄭振鐸從五四運動時起就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并與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有密切的聯系，這些為人淡忘或不知的事實很值得發掘和重提。鄭振鐸異常杰出的學術貢獻、卓越的引領作用和熾熱的愛國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我們更不能忘了鄭振鐸參與領導新中國最初九年文學遺產工作的功績。

關鍵詞 鄭振鐸 文學遺產 百年

科學地繼承、整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遺產的工作，以1920年中國最大最早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會章》中開宗明義首次提出的“整理中國舊文學”作為開端的標志，進行至今已逾整整百年了，非常值得我們回顧一番。由鄭振鐸起草的該《會章》，是將“整理中國舊文學”與“研究介紹世界文學”“創造新文學”并列，一起作為新文學運動參加者的工作任務的。這一工作當然從屬于整個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八十年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毛澤東又認為：“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在紀念黨成立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溫這些經典論述，受到極大的啟發。我想，如果就中國文學遺產的科學整理研究事業來說，五四運動實際上也是在思想上和學術骨干上準備了此后百年這一工作的基本條件。而在這方面，鄭振鐸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

鄭振鐸從五四運動時起就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周恩來曾經這樣評說過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經在‘五四’前后。他的創作生活，是同著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他的事業的發端，是從‘五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2]這段論述，如果用在鄭振鐸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鄭振鐸就是“五四”所孕育的“一代才華”（郭沫若語）。而且，鄭振鐸在五四時期的起點，是高于很多文學工作者的。因為他當時就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并與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密切的聯系。而這正是他當時和后來能在文學遺產工作中取得杰出成績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是這些事實后來似乎被湮沒和忽視了，如今回顧百年，這些事實很值得發掘和重提。

鄭振鐸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的那年，從溫州上北京讀書的。課余，他在住地附近的基督教青年會的閱覽室里，開始大量閱讀“社會問題的書”和“俄國文學的書”[3]，并認識了同樣也來看書的瞿秋白，成為了摯友。“五四”爆發后，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冒著“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4]，積極投身于運動。暑假他回溫州，又把北京學生運動的經驗帶到甌海之濱，參與發起“救國講演周報社”，創辦了《救國講演周刊》并發表文章。他還參與發起溫州當地最大的新文化團體“永嘉新學會”，提議創辦會刊《新學報》，后并被推舉為編委。暑假后他回京繼續參加運動。11月，日本軍在他的原籍福州開槍逞兇并出動兵艦，他又積極參與組織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和旅京福建各界聯合會，[5]并參與主編福建學生聯合會的抗日刊物《閩潮》周刊和主編《閩江新潮》半月刊，[6]呼號斗爭，“奔走忙碌得了不得”[7]。

而當時鄭振鐸最重要的工作，是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鄭振鐸主編），《發刊詞》便是他寫的。[8]《發刊詞》強調社會改造，提出“我們是向著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譯）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的舊社會的。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這些觀點在當時是最進步的，也符合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方向。創刊號一出，他便攜刊拜訪陳獨秀，聽取指示，并在陳獨秀的啟發下寫了《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發表在第三期）。在《再論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發表在第九期）中，他指出青年們應該“去學那俄羅斯的青年男女的‘去與農民為伍’的精神”。在第十二期發表的《學生的根本上的運動》中，他再次號召：“我親愛的同學們！去！到田間和工廠里去！”反復強調要記取辛亥革命脫離工農的歷史教訓。

鄭振鐸還在《新社會》上發表了不少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必然被推翻的趨勢，和論述世界各國社會改革運動的論文。如在第十一期發表的《現代的社會改造運動》中，高度評價了“信奉馬克思的國家主義”的“俄國的廣義派”（按，這是當時對“布爾什維克”的不甚妥確的意譯），指出“這種主義，實在是社會改造的第一步。有許多人稱他們為過激派，確是不對”。最值得提起的是，1920年4月國際勞動節三十周年前夕，為配合中國工人階級和早期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大規模慶祝該節日，他還特地把《新社會》第十七至十九期（分別于4月11日、21日與5月1日出版）連續都辦成了“勞動號”，并寫了好幾篇有關“勞動問題”的重要論文，論及推翻剝削制度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正式誕生之前，一個青年學生這樣提出問題，可謂石破天驚！

鄭振鐸當時還在論文中公開地大力號召新文化運動者向馬克思、列寧學習。[9]他很早就翻譯、發表過列寧的文章，[10]還與耿濟之最早合譯了《國際歌》歌詞。[11]這些都印證了毛澤東說的：五四以后的文化生力軍開始有了“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12]。

《新社會》連出三期“勞動號”后，北洋軍閥當局驚恐萬分，便以“主張反對政府”[13]的罪名把它扼殺了。其實早在該刊剛創刊時，遠在南方的浙江“督軍”和“省長”就在11月27日密電“大總統”“國務院”“內務部”“教育部”等處：“如《新社會》《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等書以及上海《時事新報》，無不以改造新社會、推翻舊道德為標幟，掇拾外人過激言論，迎合少年浮動心理，將使一旦信從，終身迷惘。”而所謂“國務院”在12月2日即密令各省“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等：“此種書報，宗旨背謬，足為人心世道之憂。……應即隨時嚴密查案。”[14]這些密電咬牙切齒地把《新社會》列于許多刊物之首，正是它的光榮。而《新青年》雜志則稱它“是現在一個最有進步最切實的雜志”[15]。毛澤東的老師（后來的岳父）、北大教授楊昌濟曾在日記中詳盡地抄錄了鄭振鐸寫的發刊詞。[16]《新社會》被禁后，鄭振鐸等人不畏強暴，繼續創刊了《人道》月刊。

與《新社會》同時，北京還出現了一本由鄭振鐸友人宋介主編的《曙光》雜志（該刊后來成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宣傳陣地）。鄭振鐸參加了“曙光社”（宋介后來也參加了鄭振鐸組織的“文學研究會”），對該刊的編輯工作也作出重要貢獻。例如，現在研究者公認該刊從第六期起發生很大轉變，登載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譯文，而鄭振鐸就正是從這一期開始發表文章的，而且一次就發表了從國外的《蘇俄》《勞動周報》等刊物上翻譯的三篇文章，并加了按語，分別論述了蘇俄的軍事、生產和文化狀況。

除了上面提到的，鄭振鐸在五四時期還參加或組織了好幾個進步社團。例如，1920年春他和鄭天挺等福建籍學生組織了“S.R.學會”（Social Reformation，意即社會改造）。8月，周恩來率鄧穎超等天津覺悟社社員赴京，請人道社（鄭振鐸是負責人）、曙光社（鄭振鐸是社員）等四團體在陶然亭開茶話會，李大釗親臨指導并提議成立了名叫“改造聯合”的組織。9月，鄭振鐸與羅敦偉等組織“批評社”，隨即他主編《批評》半月刊，發表了《新的中國與新的世界》等文。同時，他與易家鉞等發起“青年自立會”。最重要的是，他參加了李大釗領導的秘密組織的活動，“經常的在北大圖書館或教室里開會”[17]。這個秘密組織應該就是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因為在1921年3月30日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大會上，他與李大釗一起被選為出版委員。[18]

更少為人知的是，鄭振鐸當時主編或參與編輯的雜志，甚至在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留下了光榮的印痕。例如，在1921年2月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公報》第一期上，瞿秋白發表《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就提到《人道》是一本“從事社會主義學說的宣傳”的“最受歡迎的”雜志，并代表《人道》等“向俄共（布）黨表示衷心的敬意”。[19]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作《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其中就提到《曙光》，并特別提到該刊所登載的譯文。[20]

鄭振鐸在五四運動時不僅與李大釗、陳獨秀有較密切的聯系，而且與后來成為周恩來、朱德入黨介紹人的張崧年也熟悉。“五四”以后，鄭振鐸繼續長期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保持密切聯系，如瞿秋白、沈雁冰、張聞天、惲雨棠（陳云的入黨介紹人）、鄒韜奮（逝世后中共中央追認為黨員）、夏衍等人，還有一些當時更其秘密的特別黨員如胡愈之、胡詠騏等人，都是他親密的摯友。限于篇幅就不多寫了。

鄭振鐸異常杰出的學術貢獻、引領作用和愛國精神

有人說，鄭振鐸在解放前不過是一個埋首書齋的寧靜文人和退居學者，因為謹守文學本業，所以才在學術上取得了成績。又有人認為，鄭振鐸熱衷于社會活動，而學者一旦參與政治，其學術就必然不足觀矣。這兩種觀點互相矛盾，本質卻一樣荒唐和不合事實。對前種說法，上述五四時期的事實已足以證明鄭振鐸不是那樣的人，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他不是那樣的人；對后種說法，我們有必要談談他在文學遺產工作中的杰出貢獻和引領作用。

首先我認為必須強調指出，鄭振鐸是我們回顧百年文學遺產工作時絕對繞不過的一位重要人物。曾有人完全無視鄭振鐸，而試圖對新文學運動與傳統文學的關系作出“宏觀”高論，這種所謂的“整體觀”注定不可能是完整的和正確的。

鄭振鐸是最早提出“整理中國舊文學”的人，而且以身作則，從那時起就一直從事這一工作。1921年1月，《小說月報》在鄭振鐸大力協助下進行了改革，在卷首《改革宣言》后緊接著刊載的第一篇文章是鄭振鐸的《文藝叢談》，第一句話就指出：“現在中國的文學家有兩重的重大的責任：一是整理中國的文學；二是介紹世界的文學。”他甚至將整理中國舊文學這個重大責任置于介紹外國文學之前。1922年他在主編的《文學旬刊》上發表重要論文《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21]，更詳細而全面地闡述了一系列創見。

他自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和整理也是相當全面的，既有宏觀的論述，也有具體的梳理，而且工作極其勤奮和極有成效。例如，他最初從最早的《詩經》以及歷代有關《詩經》的專著開始著手。長篇論文《讀毛詩序》發表于1923年1月他主編的《小說月報》，長篇書目提要《關于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發表于同年3月該刊。他還為初學者開示了研究《詩經》非讀不可的十本書目。[22]他的這一工作不僅在新文學運動史上是最早的，也不僅顯示了他在傳統文獻學上的功力，更不僅僅局限于《詩經》本身，而是帶有新方法論的示范的，影響很大。[23]

當時鄭振鐸做過很多種類的整理工作。如1923年他著手撰寫《中國文學者生卒考》[24]。1924年1月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篇書目提要《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1925年10月他在《時事新報》上發表長篇書目提要《四庫全書中的北宋人別集》。1926年他又開始撰寫《中國文學年表》《中國文學名著敘錄》等等。雖然有些大項目因為種種原因后來沒有最后完成，但也都作了首創和示范。他也開始向古典文學的各個領域拓展。如在古典戲曲方面，1923年7月《小說月報》上他發表了《關于中國戲曲研究的書籍》。他還編撰過《戲劇家索引》《元曲敘錄》等等，還想編撰一部《中國戲曲總錄》。對古典“折子戲”的整理，也是他最早提出和最早做的。在古典小說方面，1925年5月起他在主編的《鑒賞周刊》上連載發表《中國小說提要》，說“頗有野心欲對于中國小說作一番較有系統的工作”。同時，他還編選出版多卷本《中國短篇小說集》，得到魯迅的贊許。[25]在古典詩歌方面，除了上面說過的《詩經》外，1923年5月《小說月報》上他發表書目文章《中國的詩歌總集》，還打算編印《中國詩人叢書》等。對古代民間講唱文學，他發表和出版《佛曲敘錄》《西諦所藏彈詞目錄》等。即使在被迫出國避難時，他也發表了長篇研究報告《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

以上簡單列舉了1920年代鄭振鐸在整理中國文學遺產方面的全方位的工作和成果（還沒有涉及他在標點、序跋、編選、影印等方面的大量工作），因為那時無疑是一個拓疆開荒的年代，其歷史意義顯然也就更大。他在那以后更是繼續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創刊主編著名的《世界文庫》、抗戰時期搶救民族文獻等等），限于篇幅只能不多寫了。

鄭振鐸是文學遺產領域最杰出的勞動模范，一生除了整理出版大量古典文學作品以外，僅僅從他發表出版的有關撰著的字數上來看，也可看出他的異常勤奮。[26]他發表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單篇文章，總字數約三百多萬言；他更撰著了共計約一百五十萬字的中國文學史專著。[27]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要求一本比較完備些的中國文學史”[28]的呼吁，也是他最早發出的；他并身體力行，全方位從事了文學史的撰著工作。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一共撰寫出版過四種文學史：一是四大冊《文學大綱》，為世界文學通史性質，其中約四分之一篇幅是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二是《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為斷代專題文學史性質；三是《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四冊，為文學通史性質；四是《中國俗文學史》二冊，為分類文學史性質。關于這四種文學史的開拓性的意義，已有很多論文專著論述過了，這里也不多寫。“五四”后的新文學工作者，以一人之力作出如此成績的，無出其右。

鄭振鐸也一直是“五四”以后我國文學遺產工作隊伍的領頭人。他除了在很多論文中發出“提議”“呼吁”，在一些學術性社團和他任教的學校里帶頭組織研究工作以外，在新文學運動三十年中他還曾主編過三個全國性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因為很有象征意義，故在此一提。

1923年10月，鄭振鐸在他主編的《文學》周刊上發表了《小說月報第十五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號征文啟事》。經過三年多的籌劃和編選后，于1927年6月作為《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分上下兩冊出版。這可視作我國新文化史上文學遺產整理研究實績的第一次集中檢閱，意義非同一般。該專號的“卷頭語”和打頭論文《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都是鄭振鐸寫的。這篇二萬余字的長文是他的又一篇關于文學遺產研究的指導性論文。該專號作者約四十人（有些作者如鄭振鐸自己是一人發了多篇），其中有陳衍、梁啟超、陳垣、吳梅、謝無量這樣的老學者，甚至還有外國漢學家衛禮賢，更多的是鄭振鐸的同輩人如沈雁冰、郭紹虞、許地山、俞平伯、汪馥泉、劉大白、張友鸞、歐陽予倩、易君左、汪仲賢、嚴既澄、陸侃如、滕固、伍叔儻、梁繩祎、鐘敬文、臺靜農、朱湘、吳文祺等等，還有現在已幾乎被人遺忘但成績不俗的徐嘉瑞、劉經庵、許文玉、梁繩祎等研究者。這樣的專號是當時唯有鄭振鐸才能編出來的。而這又是在他因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政變而被迫出國避難之際出版的，可以想象，如果不因為他匆匆出國這個專號可能編得更好。

1934年1月，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月刊面臨國民黨當局嚴重的政治壓迫，于是他與魯迅、茅盾緊急商量，并睿智地提出用連出四期專號（翻譯專號、創作專號、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的奇招來應對。6月1日出版的《文學》第六期就是他一生中主編的第二個“中國文學研究專號”。該號卷首所印的大量明刊戲曲小說的書影不用說都出自他的藏書。一開頭的“文學論壇”四篇論文，均是他化名所寫。他還用本名和化名發表了五篇長文。“論壇”第一篇是他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向哪里去？》，這又是一篇指導性的重要文章。他指出新的時代要求“新鮮”“有用”的研究，對古代作品必須發掘“新意”，提出“新的問題”，特別是“應注意到其所以產生的社會的因素”。“論壇”第二篇《中國文學的遺產問題》，首次用了“文學遺產”這個術語。在他寫的《元明之際文壇概觀》《元代公案劇產生的原因及其特質》《凈與丑》等長篇專題論文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努力應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文學遺產。這得到魯迅多次高度稱贊。如6月2日魯迅致鄭振鐸的信中便說：“本月《文學》已見，內容極充實，有許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根柢的。”由于這期專號的出版帶有政治斗爭“應急”的原因，所以鄭振鐸一人（用了八個名字）就發憤寫了九篇文章。[29]這簡直是一個奇跡般的壯舉！同時，他還是邀集了三十來位研究者，如劉半農、郭紹虞、朱自清、俞平伯、夏承燾、顧頡剛、魏建功、向達、趙景深、趙萬里、洪深、賀昌群、樂嗣炳、龍榆生、吳文祺等等寫了文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指導和發表了他在北平的學生吳晗、霍世休、張全恭、林培志、李滿桂等人的論文，充分顯示了他對培養新人的重視。

1947年9月，鄭振鐸在主編政論性周刊《民主》被國民黨當局查禁后，又以他主編的《文藝復興》月刊的名義籌劃第三個“中國文學研究專號”。該專號從1948年9月起在內戰烽火連天、物價飛漲的年頭艱難地分三冊出版（第三冊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年8月才問世的）。發表了他自己和馬敘倫、聞一多、朱自清、郭紹虞、王統照、徐調孚、趙景深、馮沅君、隋樹森、余冠英、吳晗、王瑤、林庚、季羨林、李嘉言、嚴敦易、吳曉鈴、林煥平、董每勘、關德棟、于在春、黃裳等等三十多位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論文。引人注意的是，他在這期專號上還發表了莫洛、唐弢寫的研究現代文學的文章。

總之，鄭振鐸主編的這三個專號在中國新文化史上獨樹一幟，是對“五四”以來三十年文學遺產研究成績的三次檢閱。他邀約的都是當年最前沿的研究者，包括一些新生力量，雖不能說囊括無遺，但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比較完美地代表和反映了解放前文學遺產研究領域的水平。同時，自然也顯示了他這位領軍人物的風采。

這里再要強調指出，鄭振鐸一生的學術活動，都與他投身新文學運動、左翼文藝運動、抗日救亡運動、民主運動等等密不可分。例如1925年的《小說月報》每期連載他的《文學大綱》，但在第六期就缺了，而在該期的《最后一頁》中有這樣的說明：“因作者正從事于某一件要務，一刻也不能有提筆的工夫。”這個“要務”就是他奮不顧身投入的五卅運動。同時，也正是因為這種種進步的政治活動，更促進了他的學術活動。例如，他原本要寫三百多萬字超大型《中國文學史》，因日本侵華而難以從容撰著，甚至連已出版的其中一本《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也被轟炸毀版，于是他就拼命撰寫出版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以作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堅強反抗。

鄭振鐸參加政治活動是被迫的，也是主動的。例如1945年底他參與締造政黨性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后，就曾在《文匯報》召開的座談會上談到這一點：“我最希望能夠安定下來看點書，或是寫點東西，不要有什么來分我的注意，……但是現在的事實如此，也就不得不做點分外的事。這是關系千百年的大事，誰又能視如無睹!”[30]舊中國殘酷的社會現實，落后的研究條件，緊張的政治斗爭，當然影響了他在學術上取得更多的成績；但他一直稱自己所處的是“大時代”，自豪地認為“唯大時代乃產生大著作”。他在1920年代說：“大時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們有我們的一分工作，我們不能放棄了我們應做的工作！”[31]在抗戰時期他更說：“書生報國，毛錐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藝術之發揚。歷劫不磨，文事精進，乃可卜民族前途之偉大光榮。埃斯庫羅斯謳歌于波斯戰爭之中，但丁宣揚意大利民族精神于曙光將臨之際，歌德與席勒亦于日爾曼民族苦斗之時揚聲鼓舞其同儔。司馬遷作《史記》于漢與匈奴爭長之時，章太炎所著胥寫于辛勞憂勤之中。唯大時代乃產生大著作。我民族光榮之建設，正息息在犧牲與奮斗中邁進。”[32]他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鄭振鐸參與領導了新中國最初九年的文學遺產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承擔了十分繁重的各種公務，但他始終沒有離開過文學遺產方面的工作。這里限于篇幅不談他個人的研究寫作和編書印書，只論述他在國家文學遺產工作上的工作和貢獻。早在1949年建國前夕第一次文代會上，他即被推舉兼任全國文聯研究部的負責人。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他又被推舉兼任古典文學部部長。因此，早在1949年底鄭振鐸就組織了一個古典文學整理委員會。[33]1951年中央文學研究所（今魯迅文學院前身）的創辦，他是主要推動和決策者之一。后來他不僅親自去講授中國文學史，而且還推薦、指令葉圣陶等人去上古典文學的課。1953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他是創始所長兼古典文學組組長。該所主辦至今的最權威的研究專刊《文學遺產》《文學評論》都是他最初開始創辦的。[34]1954年北京成立專門的古籍出版社(后于1957年并入中華書局)，他也是主要的策劃者和組織者。1957年國務院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是他最早提議的，后并任該組織的文學組組長。因此，直到他為國犧牲，在新中國最初九年間他實際一直是全國古典文學整理研究工作的主要負責人。

在新的歷史時期，他又發表了不少關于文學遺產的重要論文，作出了重大的理論建樹。首先，他明確地反復強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必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必須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之下才能做得好，做得成功的。故古典文學研究者，首先必須刻苦用功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譯東思想。否則，便都要走彎路甚至誤入歧途的。”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真理，像太陽似的照耀在天空；一切古代作品放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便會看得更明白，更正確，不會變形，更不會變質。”[35]他的理論氣魄更為宏偉，心中目標更為遠大，經常為黨和政府制定有關文化政策作出貢獻。例如，1950年11月27日全國戲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接見代表時提出了戲曲改革的任務，要求戲曲工作者以歌頌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實生活和教育人民的戲曲來報答人民，從而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偉；而就在同天的《光明日報》上，作為文化部戲曲改進委員會領導成員的鄭振鐸發表了《接受遺產與戲曲改進工作》，從文化遺產的角度對戲曲改革的方針作了闡述和發揮，提出了“有計劃的改進舊戲，穩步的改革其演技，刪改補充其劇本”的改革方案，并指出“舊的劇本，舊的演技，也盡有可以為我們所接受的遺產在。那末豐富的遺產，寶貴的人民大眾的智慧的結晶，是值得我們用一輩子的力量去發掘，去發現，去研究，去接受的。”不久，由周總理簽署的政務院《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就吸收了鄭振鐸的有關意見。

毛澤東在1956年明確提出“古為今用”的方針是鄭振鐸衷心擁護的。1957年鄭振鐸受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委托主編內部刊物《政協會刊》，在4月出版的第二期上即發表了具有新時期開拓性意義的《整理古書的提議》。他指出“有很多重要的古書，我們還沒有動手去整理。這是一個很大的空白點”。他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鼎有三只足，學術研究和創造發明也有三只足——一是現代科學，二是民族文化遺產，三是外國文化遺產，缺一不可。“學術研究、創作或發明是要在古今中外的知識、學術的累積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因此，他強調民族文化遺產必須抓緊整理，“否則，會阻礙了我國學術的突飛猛進的前進速度的。”他提出，整理古籍應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選擇最好的，即最正確、最可靠的本子，加以標點（或句讀），并分別章節，加以必要的校勘，附以索引。第二，搞“集注”。第三，搞“新注”。他說：“第一階段工作是最需要，完成之后，便可以進入第二、三階段的工作了。這是‘千秋’的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這三種版本的古代經典著作，將是歷史上最正確、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個定本，卻可信其為空前的一個定本。”他在這里說的古書，自然包括史學、哲學等等（他在該文中最早正式提議國家組織標點整理《二十四史》《十三經》[36]），但文學是其中重要部分。在他鄭重提議下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成立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籌備會，就是在他家里召開的。[37]

1958年3月18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讓古人為今人服務》，批評了那種“為古典文學而古典文學的思想”，指出：“從前做研究工作的，只是為了自己的‘名山事業’，現在則必須‘為人’，必須為社會主義生產建設服務，……為人民的需要服務，為工農兵今天的需要服務。”他又一次提出應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眼光”來編寫新的古詩選、古文選，又一次提出“一定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的版本”的《十三經》《二十四史》等一系列古籍校勘、標點、整理的本子。

他更強調闡揚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并提出應該普及古典文學的重要意見。1953年10月21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為做好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而努力》，指出：“所謂古典文學遺產，就是指的那些有不朽的人民性的、現實主義的、至今還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他們真實而深刻的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矛盾，表現著當時人民的喜怒哀樂，替廣大人民敘說出他們所希望的，所祈求的，所反對的，或所憎恨的心情。”他強調“古典文學研究者們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做好古典文學遺產的注釋工作乃是一切古典文學研究者所必須用全心全意來從事的長期的事業”。他認為“廣大人民是迫切的需要享受、消化這些豐富的遺產的。古典文學研究者責無旁貸的要把古典文學遺產從重重的迷障之中解放出來，交給廣大人民享用。”他對整理、注釋等工作提出很多具體的意見，把注釋工作提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義上來認識。

尤須強調指出的是，他后來對過“左”的一套思潮和做法表示了反對。在他逝世前一段時間，文化領域有人在“反對厚古薄今”的借口下，對一些嚴肅認真的研究者（包括鄭振鐸）開始了不公正的“批判”。當時鄭振鐸誠懇地檢討了解放前自己的學術思想，但在理論原則問題上并未盲從，而是敢于提出正確的觀點。例如，從1953年起他主編影印規模巨大的《古本戲曲叢刊》，前三集基本上是每年出一集；出到第三集時，他在序中透露有人對這一工作“有了意見”；到第四集就遲遲出不來了，但在他的堅持下，終于在他犧牲那年出了第四集。他在犧牲前二天寫成的序言，也就成為他一生最后一篇有關古典文學的文章了。他在該文中指出：“像這樣范圍狹窄得只是供應專門家們研究參考的書籍的印行，在此時有沒有這個必要呢？普及是當前的最主要的任務。但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斷的提高。‘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是原則性的指示。看不到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文化科學事業的迅速向‘提高’發展，就如同忽視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文化科學的普及運動浩浩蕩蕩的進軍的絕大的氣勢一樣。……所以，在‘普及’的同時，‘提高’并不能加以忽視。它們是車的二輪，鳥的雙翼。有矛盾，但會迅速地統一，而且必須統一的。我們不能說，印行少量的這類戲曲集了便是‘提高’工作之一。但不可否認，乃是為‘提高’的研究事業準備的條件之一。”這段話在現在看來好像也無特別精彩，但如果聯系到1958年秋天的背景和氛圍來看，就不難體會到他寫下這段話是具有很大的理論自信的。這不僅是辯證地闡明了普及與提高、研究與實用等的關系，而且是對當時“左”的思潮的一種抗爭，體現了一位成熟的文學遺產工作者的品質。

在新中國成立最初百廢待興的年代，鄭振鐸就提議編輯出版有關古典文學叢書。后來，他更親自制定了新中國最初的古典文學整理出版規劃。他在1958年1月5日日記中記：“整理書單，分為五種：基本叢書凡360種；文藝干部必讀書凡120種；應加以精工整理的，凡60種；一般文藝青年及干部必讀的讀本凡52種；內部參考叢書凡16種。似此加以一番整理，足窺全貌；并可看出輕重緩急來。”這是他為國家古籍整理小組提供的書目，今在他的遺稿中也能見到。在他的日記與手稿中，我還看到在1958年春短短兩個月時間內，他整理撰寫了《唐人文集目錄》《宋人文集目錄》《元人文集目錄》《明人文集目錄》《清人總集目錄》等等書目；此外還見有《清詞集（附詞話集）目錄》《清詩文評目錄》等等，以及《徵訪宋人集目錄》《徵訪元人集目錄》《徵訪叢書目錄》等等。這是何等勤奮的工作！鄭振鐸參與領導新中國最初九年文學遺產工作的功績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注釋：

[1]《毛澤東選集》一卷袖珍本第660頁，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2]《我要說的話》，1941年11月16日重慶《新華日報》。

[3]鄭振鐸《想起和濟之同在一處的日子》，1947年4月5日《文匯報》。

[4]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1949年7月28日《文匯報》。

[5]如1920年1月29日北京《民意日報》的《國內要聞》便報道了鄭振鐸等六位福建各界聯合會代表赴東堂子胡同外交總長陸征祥家請愿的消息。

[6]此事長期湮沒。《閩潮》（今未見）于1919年12月21日創刊，1920年2月1日出第五期（該期發表鄭振鐸《中日親善之研究》），此后出版情況不詳。該刊后來重組，改出《閩江新潮》（今亦未見），1920年4月1日創刊，當是鄭振鐸主編，創刊號首篇即他寫的《我們以后怎么樣？》。此后出版情況亦不詳。

[7] 1919年11月26日鄭振鐸致張東蓀信。見1919年12月8日《時事新報》。

[8]該刊1919年11月1日創刊，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所屬“社會實進會”刊行。社會實進會以學生為主，成立于1913年11月，原帶有宗教性質；此時由于新思潮的沖擊，宗教色彩減淡，鄭振鐸與瞿秋白等人參加進去，更將它改造為一個強調“社會改造”的社團。鄭振鐸并擔任了該會的編輯部部長。

[9]鄭振鐸《新文化運動者的精神與態度》，1921年6月1日《新學報》第二期。

[10]如鄭振鐸在1919年12月15日《新中國》第八期發表所譯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和《對于戰爭之解釋》，1921年11月5日在《時事新報》發表所譯《李寧的宣言》。

[11]先后發表于1921年5月27日《民國日報》，和9月《小說月報》第十二卷增刊《俄國文學研究》。

[12]《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一卷袖珍本第653頁，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13]鄭振鐸1920年5月20日致張東蓀信。見1920年5月25日《時事新報》。

[14]見北洋政府國務院檔案［（一〇〇二）51］。原件今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5]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六期所刊廣告。

[16]見楊昌濟《達化齋日記》。

[17]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1949年7月28日《文匯報》。

[18]據當時混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大會的內奸關謙寫給北洋政府的秘密報告。原件今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第167頁，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20]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出版。

[21]發表于1922年10月1日《文學旬刊》。

[22]見1923年5月《小說月報》通信欄。

[23]當時錢玄同讀了《讀毛詩序》，就給鄭振鐸寫信稱贊“極好”，有讀者來信贊揚“這是何等的膽識”，有讀者稱“仿佛放了一線光明，就用一付新的眼光去讀國風了”（均見1923年6月《小說月報》通信欄）。錢玄同在日記中也寫此文“甚好”。顧頡剛后來將此文收入《古史辨》第三冊。在第二年6月的《小說月報》上鄭振鐸又重發此文。

[24]其序言發表于年底鄭振鐸主編的《文學》周刊，并從翌年1月開始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連載。

[25]魯迅在《唐宋傳奇集·序》中贊譽此書“掃蕩煙埃，斥偽返本，積年堙郁，一旦霍然”。

[26]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編輯出版過好幾位新文學大家如胡適、郭沫若、朱自清等人的古典文學論文集，其中鄭振鐸兩冊相對較豐厚，而且他生前自編出版的三冊《中國文學研究》的內容都未收在這兩冊內。

[27]《文學大綱》外國文學部分，以及《文學大綱》和其他幾部書的插圖所占篇幅均不算字數。

[28]見1922年9月11日《文學旬刊》鄭振鐸《我的一個要求》。

[29]除了這八個名字、九篇文章外，還有人認為該期的三篇書評和三個化名也是他的。

[30]見《勝利中國的瞻顧》，1946年1月7日《文匯報》。

[31]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1927年6月《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

[32]鄭振鐸《〈中國版畫史〉自序》，1940年1月《文學集林》第三輯。

[33]見葉圣陶、宋云彬、王伯祥等人日記。參加者除這三人外，還有錢鍾書、俞平伯、楊振聲、林庚、鐘敬文、黃藥眠、魏建功、浦江清、趙萬里等約二十來人。

[34]《文學遺產》的前身是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部長鄭振鐸）于1954年3月1日創辦的《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創刊號上即以顯著地位發表鄭振鐸的《影印〈古本戲曲叢刊〉緣起》。《文學評論》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鄭振鐸）于1957年3月創辦的《文學研究》季刊，創刊號上即發表他的重要論文《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35]鄭振鐸《為做好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而努力》，1953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

[36]其實鄭振鐸早在1934年1月他主編的《文學》月刊上發表的《標點古書與提倡舊文學》中，就提出過要整理、標點《二十四史》。

[37]見1957年6月30日鄭振鐸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