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的發生離不開社會對于“兒童”的認識與理解，這關涉兒童的權利、地位與特性等根本問題。長期以來，兒童深陷于被成人漠視或低估的尷尬境地。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成人強勢地介入了對兒童的身份定位，代際間的溝通被一種剛性的教化所替代，其結果是在兒童與成人之間設置了一條難以逾越的溝壑，無法實現平等對話。從新舊話語的轉換來看，兒童與兒童文學實質上都是現代的產物，其獲取價值的動力源是現代兒童觀的出場。

受蔽的兒童與兒童的發現

作為一種認知形態的觀念，兒童觀從來都不是兒童的自我的表達與界定，而是以成人為主導的社會體系對兒童非實證的、經驗性的意見，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區域內形成的一種普遍性印象，并烙上了鮮明的成人話語印記。透過成人對兒童的“想象”與“敘述”，可以洞見“兩代人”的話語政治。可以說，兒童觀是成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審思代際間思想觀念的有效切入點。

兒童觀并不是成人憑空產生的，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兒童的概念、身份都曾受到過成人社會不同程度的曲解。于是，文本中那些被挪用或曲解的兒童也成了研究者探究現代觀念、人類文明起源時的審視對象。當然，兒童觀的意義遠不止于發掘這種觀念的具體表征，而是為了探求一系列關乎人類文明發展及思想觀念演進的重大議題。兒童觀如一把無形的標尺，滲透于兒童文學生產的全過程，深刻地影響了成人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實踐。

要想系統考察兒童觀形成、發展、演變的過程及思想史的意義，至關重要的是要了解“兒童”主體的發現過程。借用柄谷行人“風景學”的方法來說，兒童的發現與“風景之發現”實質上是同構的。不過，他還提醒人們：“風景一旦確立以后，其起源就被忘卻了。”從兒童被確立為需要發現或解放的對象后，作為“實體”還是“觀念”的兒童概念就模糊不清了，甚至是顛倒的。這種起源的“顛倒”是一種現代認知裝置：與“順著看”不同，它依循的是一種反向的“倒著看”。有了抽象觀念層面的兒童，才能逆向地在現實存在中尋繹其范型。由此，“發現兒童”與“發明兒童”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就可以忽略不計，人們更關心的是兩者如何共構兒童主體的價值重估。

拋開兒童是“本質的”還是“建構的”理論纏繞，就會發現一部兒童史實際上就是兒童與成人的關系史。法國學者阿利埃斯的《兒童的世紀》以游戲、禮儀、學校、課程的演變來透析兒童的發現史，曾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在16世紀之前西方的繪畫、日記之中，兒童作為獨立“人”的存在價值幾乎是被忽視的，兒童“小大人”的錯位身份混雜于成人世界而毫無違和感，相似的服飾、勞動、競爭、分工抽空了兒童特有的主體性，人類與生俱來的“童年”也因此缺席。兒童亟待從成人板結的文化體系中脫離出來以確立其主體性。改變這種狀況的轉機出現在學校教育中成人與兒童的“知識差距”上，這使得兒童與成人的區別成為顯見的事實。伴隨著兒童與成人的分離，“童年”概念浮出歷史地表，進而融入現代世界價值觀念的大潮之中。兒童的重新認定是時代進步的表征，也逐漸刷新了成人對于兒童生活、行為、精神的看法與觀念，兒童觀也開始朝向更貼近兒童自身成長的路徑發展。

發現兒童與發現兒童文學

基于兒童長期受蔽和失語的狀況，啟蒙思想者力圖揭示“無兒童”的歷史文化根源。其中對于奴役兒童身心發展社會文化機制的批評尤為犀利。一旦切斷了那些粘連著陳舊人倫思想的土壤和依據，兒童話語就以其“新人”“新民”的獨特品質，在民族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宏大議題中獲取了合法性價值。有了對兒童的“發現”，成人才會意識到有專為兒童創作文學作品的必要，兒童文學才得以產生。于是，在“發現兒童”的同時，也亟須“發現兒童文學”來保障兒童的內在訴求。否則，發現和解放兒童就成了一句空話。由此說來，兒童文學也是一個“現代”概念，它的出現源于兒童觀的現代自覺。有意思的是，在討論西方現代兒童文學的歷史演變時，德國兒童文學家埃韋斯將現代兒童文學定位為“反權威”的文學。這種對權威文學的反抗超越了兒童文學被視為“初學者的大眾文學”的偏狹，從而保障了兒童文學的現代性。在無法改變成人作為兒童文學創作者的前提下，限制過剩的成人話語介入也成了無奈的選擇，如引入記憶中兒時的用語，或設立一個與成人完全不同的“兒童”立場等。埃韋斯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隱去成人的主體立場，成人只需掌握寫作知識及相關藝術手法即可。顯然，這種以“兒童立場”優先的考慮對于沖決兒童文學內隱的成人話語權威是有必要的，但實際情況是，成人作家始終不會是制造兒童文學話語的“局外人”。

現代意義上的“兒童的發現”，驅動了與之相適應的新型兒童觀的確立，其核心內涵是不僅把兒童當人，而且把兒童當成兒童。由于這種兒童本位觀是現代思想革新的有機組成，所以兒童文學自其創生起就具有現代性的特質。在新文學的體系中，兒童文學以恢復、保障和推動“人的現代化”為內在驅動力，契合了現代中國文學所開創的“人學”傳統，從而在啟蒙、革命等宏大話語的召喚下匯入了現代文學的總題中。不過，兒童本位觀也容易形成兒童與成人的“兩分”邏輯，這種絕對化的分殊在廓清兒童主體價值的同時也將其放逐于孤立的狹小世界，這是值得我們深入反思的。

與兒童主體確立的機制無異，兒童文學也遵循著通過與成人文學分離來確立自我的思維方式。但是，這種“界限”的確立，不能以喪失“整合”為代價。過分強調區隔的結果是，兒童作為“全人”或“完全生命”的價值被取消，兒童文學作為“文學”的共性也不復存在。科學理性的方法是以兩者真正的理解為基石，融匯多重視域。在確立兒童文學主體性的同時，還要進一步考察其與成人文學“一體化”融通的可能。在思考女性解放時，魯迅《娜拉走后怎樣》沒有停留在對女性沖出家庭牢籠的道德評判，而是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走后怎樣”的后續議題。魯迅這種從“為什么要”拓展到了“會怎樣”的方法，對于理解兒童文學現代化有著重要的啟發性。

對于“兒童”而言，如果不能將其視為整個人生的準備階段，或者不能進一步提升至兒童“長大以后怎樣”的高度，那么這種兒童文學觀是有偏頗的，甚至會產生被低估的兒童及自我封閉的兒童文學。反過來，如果作為完全生命的兒童價值得到保障后，兒童文學也就從書寫“兒童是什么”延伸至“作為全人的兒童是什么”的新視域。這種處于動態過程中的兒童就獲取了更寬廣的生命價值。夯實于此的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也更能拓展其哲學高度、人性深度和歷史厚度。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百年中國兒童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體化研究”（18AZD03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