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天，我22歲，大學畢業分配到陜西日報文藝部工作還不到一年。我給陜西作協（那時叫中國作協西安分會）的專業作家柳青、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燄，以及廣州的秦牧、上海的吳強、福建的郭風等知名作家去信約稿。不久，杜鵬程、秦牧、郭風各寄來一稿，王汶石用毛筆回信說暫無短稿，有即奉上，而柳青杳無回音。

我不死心，便“打上門去”。那時通信不便，從西安市打電話到柳青所在的長安縣算長途電話，且要鄉村郵電所去幾里路外的柳青家中叫人接聽，預約困難。于是我干脆騎上自行車，騎了20多里路，“找上門去”。上神禾塬，下蛤蟆灘，進皇甫村，一位老鄉把我引到柳青住的中宮寺，喊門：“老叔，有人找！”進得門去，只見穿對襟褂子、踏千層布鞋，平頭、蓄髭、曬得黝黑的一位“半老漢”，正在院子里侍弄菜地。那正是柳青。

我自報家門，說明來意，他讓坐、倒水。沉吟片刻之后，便徑直說：“云儒呀，好稿子不是‘約’得出來的，不是命題作文寫得出來的。心里有話說，才有稿子可寫。有了合適的稿子我會寄給你們。”盡管柳青的話說得很慢很緩和，斟酌著用詞，怕傷了眼前這位剛工作的年輕人，目光卻如解剖刀般銳利，正像他的中篇小說《狠透鐵》中描寫的那位老支書的目光，很有一股子“咬透鐵锨”的自信和倔強勁兒。

三四個月之后，1962年的初冬，報社的文書登記稿件，在自由來稿中發現了柳青的《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的原稿和親筆信。一位享譽全國的小說家會寫“飼養管理三字經”這類東西嗎？文書要我們確認這是不是那位寫《創業史》的大作家柳青。聯系遠在村里的作者很不方便，我們比對了原稿和《創業史》扉頁上印的作者筆跡，又聯系柳青在作協的一些老友辨認，確定這就是“那個柳青”。于是，文藝部副主任葉濃將稿子交給我，要我“認真”處理，“從速”編發。

但在編輯過程中出了一點小插曲。剛參加工作的我，年輕氣盛，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總覺得“三字經”中有幾句韻似可推敲，便斗膽在原稿上用紅筆改了。葉濃不認同我的做法，一定要我送作者本人過目同意，才能發稿。于是我和另一位年輕編輯張田又結伴跑了一趟皇甫村。

柳青見了我在他原稿上改動的韻，顯然不高興：“你是外地人，說的是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我這個韻是老陜話，本地農村好流傳，農民好用。”眼鏡片后，目光又像解剖刀那樣亮起來，我又一次感受到關中老農“咬透鐵锨”的勁兒。我坐在那里好一陣尷尬，只好默默將稿子認認真真重看了一遍，躲著他的目光、放低聲音說：“老柳呀，看來稿子改得確實欠妥。我想大約有三個問題，一個是我的口音問題；二是我沒有考慮到你在文中有幾處轉韻，按一韻到底念，當然念不順。最重要的一點，你主要是從‘用’著眼，要在農村實際中有效有用，而我更多是從‘讀’著眼，過多拘泥于體裁、文字，太書生氣了。”他的眼光慢慢柔和起來。

《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的原稿，是秀氣的鋼筆字寫在發灰的糙紙上。在與原稿一同寄來的給編輯的信里，柳青寫道：

編輯同志：

這篇《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是今年4月間，長安縣皇甫公社的王培海等同志和勝利大隊的王家斌等同志集體討論，由我執筆編寫出來的。經過全公社的社員、飼養員和干部提意見，幾經修改，成為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起初僅僅是討論“耕畜飼養管理公約”，討論到后來形成了寫一本“三字經”的想法。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一方面想使它起一個群眾公約的作用，另一方面想使人們易于接受，便于記憶。不知道能不能達到這兩個目的？現在寄給你們，希望發表出來，請有興趣的讀者同志指正。我們還想編一篇生產隊經營管理的“三字經”或“千字文”，因為我沒有這種才能，所以一直沒動手，希望有這種才能的同志在群眾和干部的集體幫助下早日完成這個工作。現在發表的這個東西是拋磚引玉。

敬禮！

柳 青

1962.11.28

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農村草料緊缺，牲畜瘦弱，柳青想用這種通俗的文體，歸納一下喂養牲口的經驗，在農村推廣，以復壯牲口，提升農村生產力。

今天，透過歷史的鏡頭重讀柳青的信和《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對柳青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的理解更深了。

在文章中，柳青用的是完全徹底的駐村干部和農業勞作者的身份、感情、思路和口氣。柳青為了在作品中寫好農村、農民，自覺地創造了、選擇了這條作家駐村當農民的路子，自覺地堅持14年不改初衷。

柳青關注和操心的是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中切切實實的問題，表現出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理論水準、思想覺悟和求真務實的勇氣。聯想到柳青后來在人民日報發表《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1979年2月1日）一文，從當時實際出發，提出陜北應該盡早休耕糧食、還林還草、多種蘋果。他寫道：“我自信為了人民，絕無私念，更無其他意圖，因為我沒有完成寫作計劃以外的任何目的。這個建議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如有錯誤，愿接受批評。”這就是一位黨員作家的擔當和勇氣。作家不但是社會和心靈的書記員，也應該是社會和心靈的建設者。

整個“三字經”的產生過程，體現了柳青虛懷以待群眾、真情體恤民瘼的情懷，他不是象牙塔里的作家，而是一位深知農村、農民、農業的文化人，是一個切實工作、注重實效的人。他一再強調“飼養管理三字經”是經過群眾討論修改，又在實踐中傳播、檢驗最后形成的。而且表明以后若再搞此類東西，也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定要對農村生活有實效實績。這和他作為文藝家在文學和美學上的自信、堅定稍有不同，我們看到的是在群眾和實踐面前，他的真誠和虛懷若谷。

柳青的來稿于1962年12月22日在陜西日報“秦嶺”副刊頭條發表，很快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評論家艾克恩讀了文章很受觸動，他說：“可見作家為農民服務的方式和途徑并不是狹窄的，而是廣闊的，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多樣的。”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席胡采寫道：“作家柳青同志在農村，沒有浮在生活之外和生活之上，而是深深置身于生活之中，置身于人民群眾之中，他以自己的切身行動和人民一道，和革命干部一道，扛生活的擔子，扛革命工作的擔子。”

1963年8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這個“三字經”的單行本，首印38000冊。殊為難得的是，單行本請到了著名書法家鄧散木用毛筆書寫文字內容，著名木刻家楊永青為之配圖。

…………

時間已經過去了近一個甲子，《耕畜飼養管理三字經》的編輯、發表和社會影響，至今歷歷在目，余音不斷。有時候，一段普通的經歷，一不小心便成了歷史，恒久地溫馨著也鼓舞著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