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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

作者：趙冬梅

出版社：中信出版公司·見識城邦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ISBN：9787521723885

定價：98.00元

序：人生代代無窮已，兩種日常達古今

“日常生活”，由“日常”與“生活”兩個詞構成。

“日常”是指按照常規或者在一般情況下會遭遇、發生的一切，其實，日常與歷史記載是“八字不合”的。現代新聞界流行一句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這種說法固然極端，卻也說明了傳媒的本質——求新獵奇，抓人眼球，追求點擊率。就像現代傳媒一樣，傳統的歷史記載也傾向于記錄那些不同尋常的突發事件和重大轉折，比如“崔杼弒其君”，以及大人物的重要言行，比如“唐太宗君臣論治”。一般的狗咬人當然不是新聞，但如果大人物的狗咬了大人物，或許就是新聞了——對象的不同尋常也可以賦予尋常事物不尋常的意義。普通人喝酒唱歌屬于日常，而趙王為秦王鼓瑟，秦王為趙王擊缶，就屬于由外交活動引發的政治事件，因為這關乎國家體面，甚至秦趙兩國關系的走向。而永和九年春那一場曲水流觴的蘭亭盛會，則因王羲之的絕妙書法被賦予了崇高的美學和文學意義而得以流傳。傳統歷史記載中，如果沒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見的。“日常”就像陽光、空氣和水，它與生命同在，卻與歷史記載求新求異的傳統追求相左。

“日常”在歷史記載中多有缺失。舉個例子，通常，我們讀到的思想史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重要思想家的生平，一是重要作品的介紹和重要理論的解讀。除此之外，那個時代一般性的思想狀況——大多數人想什么、信什么，基本是缺失的。好比對中國地貌的介紹，只介紹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和峰頂的無限風光，一千米以下的丘陵、平原、盆地和湖泊一概闕如。當時的記錄者之所以忽略了日常，是因為那是家喻戶曉的，因此不認為有說明、記錄的必要。可是對現代讀者來說，古人的“不言而喻”卻早已變得完全陌生——過去是一個外國。現代化進程，特別是我們這種后發國家追趕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嚴重割裂了現代與傳統。對現代讀者來說，傳統的“日常”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對“日常”的關注，是近年來史學的重要進步之一。而如何從傳統記載中把“日常”打撈出來，則是歷史學者的專門技藝。能夠說清楚的，是歷史學在轉變，開始從傳統史學的套子里跳出來，立足現代向過去提問，關注日常，關注普通。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中文中的“生活”這一概念，泛指一切與飲食起居相關的情況、境遇，也可以指個體生命從生到死的遭遇。“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最尋常、最普通的。我把日常生活簡單地分為兩種：一種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謂“尋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閑娛樂，在“生活的日常”中，我們關心古人物質條件和生活習俗的演變，關注變化的實相與原因——劉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詩百篇”，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還沒有蒸餾酒，酒精度太低了。劉伶與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鍋頭試試才知道。漢文帝聽賈誼講課，聽得動心不覺“前席”，因為他們都跪坐在席子上。李商隱有詩詠賈誼：“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可憐夜半虛前席”是說皇帝聽著聽著不知不覺地往前蹭，只可惜蹭也白蹭——“不問蒼生問鬼神”，那個“虛”字著落在這里，強調的是賈誼的抱負與皇帝興趣之間的巨大落差，而不是讓席子空著。從席地而坐到高桌大椅垂足而坐的變化，發生在由唐到宋的幾百年中。這是“生活的日常”。

另一種“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們關注人的生命軌跡，對同樣掙扎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古代的人們投注理解與同情。在任何時代，當一個新生命誕生，父母親人都會為孩子祈禱——不求大富大貴，但愿平安順遂，“平安順遂”就是希望孩子能過上平凡樸素的生活。然而，一個簡單的“平安順遂”所包含的內容卻千差萬別。首先，性別不同，平安順遂的內容不同，在傳統時代，性別對生命的限制要遠遠超過現代。其次，性別相同，時代不同，平安順遂的內容也不同。比如，在整個傳統中國，除非垂簾聽政、出家或者當妓女，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可能性基本為零；12世紀后期以降，大多數華夏女子還要忍受纏足之痛。又比如，宋代以前，父親是誰比兒子有怎樣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個男人的父親是誰對他的前途而言，就變得沒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這個男人是否會讀書。書念得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絕非黃粱一夢，這是因為有了更為開放的科舉制度。最后，性別相同，時代相同，社會階層不同，平安順遂的內容不同。魏晉時期，王謝高門子弟的平安順遂除了褒衣博帶、“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瀟灑優雅外，還要承擔維護家族地位的責任，關鍵時刻必須能承擔起政治責任；而同時代，一個士兵之子的平安順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戰死。“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限制。在任何時代，無論男女、階層，過平凡而幸福的一生并非一樁易事。盡管我們每天會在發達的網絡平臺上看到很多不盡如人意的消息，但我們絕不是史上最可憐的一個群體。處在時勢的裹挾之中，在制度的規定之中，在自己欲望的驅使之下，在信息海量供給的當下，我們更可能是史上最知情的群體。通過探究“生命的日常”，我們看一看古人如何度過人生、體味生命。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我所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文中回憶了他的個人生活在四十年中所經歷的變化。在我看來，這就是一部簡短的改革開放時代的日常生活史。一個人從二十歲到六十歲，以四十年的時間跨度，完整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高中之前，家里照明靠油燈，他晚上讀書打瞌睡，第二天就得頂著一縷燒焦的頭發去上學。到縣城上高中，他第一次見到了電燈。1995年，他和朋友們籌款四萬多元，給村里通上了電。然后，他看著通了電的村莊不斷吸收著工業革命的成果——購買各種電器，甚至用上了自來水。人類日常生活如此高密度地快速變化，只能發生在當代中國這樣積極進取、勇于改革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它有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后發者有前例可循，有榜樣可學，無須太多創造，只要肯學習；第二，我們肯學習，見賢思齊，有謙卑的態度和開放的心胸，有容德乃大。

傳統時期的日常生活，從某些角度看幾乎是靜止的。比如1900年前后，法倘若我們以為傳統的日常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永恒不變，它又會向我們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變化——服飾、衣冠、起居制度、生命的預期，無一不在變化之中。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卷八）中記載了一個好玩的段子：有個叫翟伯壽的人，喜歡穿唐代的服飾，自己取了個名兒叫“唐裝”。有一天，翟伯壽去看他的朋友許彥周。許彥周頭上梳著兩個小髽髻，穿著犢鼻裈（樣式參考日本相撲手制服），腳上蹬著高底木屐就迎將了出來。翟伯壽頓時看傻了眼兒。許彥周則不慌不忙地說：我穿的這是“晉裝”，有什么好奇怪的? 這故事發生在宋朝。也就是說，就服飾而言，晉裝不同于唐裝，唐裝不同于宋裝。顯然，這唐裝不是當下坊間所謂的“唐裝”。人生代代無窮已，兩種日常達古今。日常生活的變化靜水流深，然而的確存在。透過歷史煙塵，我們來觀察和體會古人“生活的日常”與“生命的日常”，看變化，也看不變。

無論變與不變，最終都要著落到具體的個人身上。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性別、家庭和時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納家庭給予的，并在性別與時代的規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個體的生命故事，在傳統史學中微不足道，卻是最容易打動普通讀者心弦的篇章，無他，只因今天的我們也經歷著同樣的愛欲掙扎，此事古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