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

我是在40多年前，結識作家高曉聲的。

1979年春天，江蘇人民出版社，擬在新中國成立30周年前夕，出版一套反映江蘇文學創作實力成就的叢書，分小說、散文、詩、戲劇、兒童文學各卷。我和徐州的作家張成珠有幸借調到出版社參與編選這套叢書的散文卷。負責我倆工作的是散文編輯湯淑敏老師。后來我知道她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茅盾研究專家葉子銘的夫人。

編選工作的基礎是挑選作品條目，湯老師將我和張成珠分了工。我主要負責從本省報刊中去挑選；張成珠則從全國有影響的書報雜志中選江蘇籍作者發表的散文。于是新華日報社、中國作家協會江蘇省分會（1992年更名江蘇省作家協會）資料室是我一段時間經常往返的地方。我就是在作協資料室，先后結識了我省著名作家葉至誠、艾煊、龐瑞垠、馬春陽、魏毓慶、李克因、姚忠瑞，其中也有高曉聲。

那時江蘇省作協在長江路總統府東側的一個大院里，《江蘇文藝》（當年7月才恢復《雨花》）編輯部、作協辦公室、資料室等都在里面。資料室最大，書籍期刊一排排陳列書架上。我每天靜坐在這里瀏覽從1957年創刊至“文革”前的《雨花》及近年的《江蘇文藝》，從中精挑細選出作品，交兩位在家待業的女知青謄抄（當時復印機還沒有普及）。我時常看到有人進進出出來這里翻閱查找資料。

一天，有一個人來資料室查閱資料，他個子不高，皮膚黝黑，臉上布滿了溝溝壑壑，給人飽經風霜的感覺。他說話鄉音很濃重，不細聽不易聽懂，身上的衣著也不講究，灰灰的滌卡中山裝，還被煙蒂燙了幾個小圓洞。

這人我看到過幾次，時常見他將幾件洗過的衣服晾曬在大院不起眼的角落，總以為他是作協請來搞后勤工作的。他走后，我問資料室汪家流老師（后來我知道汪是《新華日報》社總編辦王若淵的夫人），剛才那位老先生（我沒好意思講老頭，因為這里都是知識分子，說話得禮貌點）……還沒等我說完，汪老師笑著說：“他不大，才50出頭，是作家高曉聲，從江蘇武進調進作協不久，是我們作協的副主席。”

“哦，高曉聲。”我忽然記起剛創刊不久的《鐘山》雜志上有高曉聲的一篇名為《“漏斗戶”主》的小說。他的形象又讓我想起寫《小二黑結婚》的著名作家趙樹理，也是一身土得掉渣的打扮：常年戴一頂藍布人民帽，身穿一套藍布制服，腳上穿一雙家制黑布鞋，衣服經常是皺皺巴巴的，一點不挺括。眼前的高曉聲和趙樹理一樣，哪像一個作家呀，活脫脫一個老農民。

接觸

后來我才知道，高曉聲“文革”后重出文壇，在南京沒有地方住，葉至誠接替顧爾譚任《雨花》主編時，就讓高曉聲在編輯部落個腳，既然住在編輯部，自然要找個理由，就讓高曉聲也看看稿，晚上就睡在編輯部。看稿的這段時間，沒想到遠在北京的汪曾祺把他新寫的小說《異秉》投給了家鄉的刊物，當時《雨花》一位編輯看了，說這篇小說寫得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曉聲看了以后，說：你們不懂，這才是好小說。高曉聲在他有限的編輯生涯中，破例為這篇小說寫了編后記，并將小說作為頭條發表，在當時的文學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動。汪曾祺的自由來稿被高曉聲、葉至誠看中和推崇，可謂是知音難得，遂成一段文壇佳話。

我第一次與高曉聲接觸，是他要借用1957年的《雨花》合訂本，那上面第一期刊有陸文夫的小說《平原的頌歌》，后被打成“毒草”，高曉聲要看一看。剛好這本合訂本在我手上，資料室汪老師叫我給高曉聲先看一下。于是那個午后，我到編輯部送這本《雨花》給高曉聲，他坐在緊靠里面的一個位子上，右側是龐瑞垠老師，我徑直走到高曉聲桌前說：“高老師，汪老師叫我送來的。”他似乎知道我來作協是干什么的，欠起身：“好，好，看過后就還給你們。”

第二天，他就將《雨花》還給了我。多年后我才知道，高曉聲一直留意著他的這位同齡文友，他們曾有過一段相同的人生命運。這以后我見到他，總稱呼他“高老師”，有時也聊上幾句，漸漸也熟悉了他老人家濃重的武進口音，并從他的鄉土氣質里看出有俗人沒有的東西。

至天氣炎熱的時候，我的散文作品條目基本挑選完，準備轉移到《新華日報》社。離開總統府前，我去《雨花》編輯部和諸位相識的老師話別，當我握住高曉聲的雙手時，那雙手是多么的粗糙，銼刀似的，哪像一個文化人的手。特殊年代的生活，造就了他這蘊含著艱辛和苦難的雙手。我們對望著，他說有空常來玩。我說，剛復刊的這期《雨花》上，看到您的新作《李順大造屋》，寫得真好。他淡淡地微笑著。

幾個月一晃過去，當這年的11月，我收到省出版社寄來的江蘇30年文學叢書，首先不是先看散文卷，而是翻開《1949—1979江蘇短篇小說》（上下冊），想看一看我敬仰的高曉聲老師入選的是哪部作品。在目錄頁上我看到，有《解約》和《李順大造屋》兩篇，前者是從他1955年出版的《解約》短篇小說集里選出的；后者則是發表在當年復刊的第7期上的《雨花》頭條上。后來我又讀到他1980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第2期上的新作《陳奐生上城》，這兩篇小說分別獲得1979、1980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對高曉聲老師更是肅然起敬，崇敬有加。此后“陳奐生系列”成為高曉聲的代表作和他小說的標志性風格，并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贈書

大概是1981年左右，省作協從總統府搬到建鄴路朝天宮旁（原省黨校），這里離我家很近。我時常去資料室翻閱全國各地交流的文學期刊。一次碰到高曉聲，他微笑著和我握握手，隨即帶我到他的辦公室，我心里有些微的緊張，在我眼里他已不再是我初識時的那個形象，正想著，只見他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書送給我。我一看封面是紫紅色的，書名《79小說集》，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他送我的第一本書。那晚我看了他以《擺渡》為題所寫的一篇代前言，確是出手不凡，構思絕對奇妙。

繼《79小說集》后，高曉聲后來陸續出版了《高曉聲80小說集》《高曉聲81小說集》《高曉聲82小說集》《高曉聲83小說集》《高曉聲84小說集》，一年一本小說集，有點像個人的創作年鑒，可見高曉聲老師在1980年代初期創作量相當可觀，并引發文壇一段時間的“高曉聲熱”。“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高曉聲的文學作品，是歷經了無數次人生磨煉而成就的精粹，是生長在農村土地歷經了無數次風雨而綻放的驚艷，讓人看到在他瘦弱的軀體里有釋放不完的亟待釋放的生命潛能和創造活力。

后來省作協搬到城北頤和路2號。一次我到省作協遞交入會材料，問及高曉聲老師，才知道他不習慣大城市的生活，仍然眷念故土，回武進（今屬常州武進區）去了。偶爾遇上些重要會議才來趟南京住上一兩天。

有一次，南京文協（作協前身）辦的文講所（后來改為青春文學院）請來高曉聲老師給學員們講課，我那時擔任文講所的輔導老師，又一次見到了高曉聲。他說話的幽默、舉止的率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天課間休息時，學員們都圍著高老師問這提那，這時文協副主席俞律老師給高曉聲送來一杯白開水給他潤潤喉嚨，哪知高曉聲忽然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白酒瓶，里面裝著半瓶酒。他對俞律說：“我有這個。”說著仰頭喝了一口。隨即又遞給俞律：“你也來一口。”旁邊的學員們看了都哄堂大笑起來，頓時氣氛又熱烈起來。

1999年7月6日，高曉聲在無錫病逝。我在報上看到訃告，盡管我和他的接觸僅限于此，平淡如水，也沒更多深層的交往，但我心里實在很難過，他笑起來露出的滿口黃牙，和那和藹可親的面容仍給了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對他一直抱有敬意。他送的那本書還在書架上，每一撫摸，總能想起當年的情景，怎么也不會忘記。只悔恨自己當時太年輕，也不知道請這位作家在書的扉頁上簽名寄語，每每翻閱這本書的時候，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