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國電影在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廣大觀眾關心厚愛和大力支持、電影全戰線全系統擔當奉獻和真抓實干下，推出了一大批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優秀影片,推動電影產業、電影事業不斷發展和完善，充分彰顯了中國電影的實力和韌性。回首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以來的中國電影，在挑戰中進步，在機遇里崛起，展現出足夠的發展空間和內生動力，構建出電影藝術、美學、文化、傳播等多維度的共同體，在實現中國電影可持續發展和電影強國的道路上扎實前進。

守正通變：面向未來的重大主題電影

《古田軍號》

回顧建黨百年以來中國電影的發展，重大主題電影尤其是紅色經典電影成為透視建黨以來中國巨變的重要切入點和有效窗口。一部作品能否稱得上是經典或者說何種作品可以成為重大主題，歷來都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事情，因此時間性就成為最重要的考量指標。重大主題電影作為一種與中國共產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密不可分的電影題材是時代的產物，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背景，也有其特定的歷史機制、敘事方式和社會功能。它自身所蘊含的深刻內涵作為特定時代里反復錘煉出的產物，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不僅成為人們的“閱讀記憶”和“完美范例”，而且也經過長期的積淀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進而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如《董存瑞》《霓虹燈下的哨兵》《紅色娘子軍》《小兵張嘎》《烈火中永生》《英雄兒女》等作品不但廣為人知、深入人心，更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精神理想和價值追求，培養了一代人乃至數代人的英雄主義情結。同時，這些作品亦以獨到的視角、傳奇的手法、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塑造出了像李向陽、楊子榮、洪常青、吳瓊花等性格獨特、形象飽滿的英雄人物，體現了機智、勇敢、沉著、忠誠、舍生取義等令人贊賞和敬佩的品質。這種品質不僅屬于個人，更屬于時代、屬于集體、屬于全民族、屬于未來。

重大主題電影創作和生產也由于體制機制的變化、受眾思想及消費的多元化陷入過相對沉寂的時期。黨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后，重大主題影片創作和生產呈現出積極態勢。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出現了一批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相統一的作品。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推出了一批凝心聚力打造的獻禮建黨百年的電影精品,這些影片努力在選好題材、講好故事、拍成精品上下功夫。可以說，重大主題電影創作和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不過能否成為經典流傳，還需要人民的檢驗、歷史的檢驗與時間的檢驗。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經典，同時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經典的詮釋者和捍衛者。在當前重大主題電影創作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熱點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認識到，重大主題電影創作必須堅持唯物史觀、堅持辯證法，包括生活的辯證法、歷史的辯證法，人生和人性的辯證法。換句話說，我們無論對“四史”，還是對社會、現實、人生、人性，都應該有一個辯證的觀察、認識、思考和呈現。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更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反對各種各樣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戲說。同時，重大主題電影創作應該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具體到藝術創作中就是堅持以人為中心，以人物塑造為中心，尤其是要花大力氣塑造好主要人物形象，或者說第一主人公。丁蔭楠導演的《周恩來》就塑造出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環境下周恩來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獨力支撐危局的藝術形象。《血戰湘江》《古田軍號》突破了歷史的某種“慣性”，塑造出彼時彼地毛澤東的藝術形象。相較于過去某些電影中有些機械、刻板的領袖印象，《古田軍號》選擇了一批充滿熱血的青年演員來演繹革命領袖的青春奮斗史，給觀眾帶來富有沖擊力、感染力的新鮮感。可以說，《古田軍號》在領袖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效、有力地突破了傳統主旋律的機械刻板，使得影片與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實現共情、共鳴、共振。

重大主題電影其重要性就在于其本身不僅僅是對某種既定價值觀的傳達，而是參與一個價值系統的建構。這其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正在于，其創作如何吸引更多的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群體。重大主題電影創作除了要在人物的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做出努力之外，還要注重當下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的趣味，摒棄過去那種“公式化”“概念化”“灌輸式”的方式。對于年輕觀眾群體而言，重大主題不是一種經歷、一種記憶，而只是一種“想象”，與他們所處的時代有很大距離，與他們直接感知、體驗到的現實生活也有很大距離。其實，歷史（包括紅色歷史）本身與當下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的接受中間存在一個“裂縫”，重大主題電影要想得到年輕觀眾的接受和認同，就必須有效彌補這個“裂縫”，在思想、感情層面實現個人的“小我”和國家“大我”的有機結合，在敘事和表述層面實現重大主題敘事與個人化敘事的有機結合，使重大主題電影不僅是對某種精神內涵的守正，亦是創新，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的通變集成。

人民性：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底色

《烈火中永生》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實主義就對當時的中國電影創作發展產生了指導性意義和關鍵作用，出現了《狂流》《姊妹花》《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關切社會和民族命運、呼應時代精神的影片，它們開始將目光聚焦緊迫的現實題材，深刻揭露社會矛盾，表現出明顯的進步意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以《小花》《沙鷗》《苦惱人的笑》等為代表的第四代導演創作，既延續了中國電影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又在此基礎上結合當時的社會時代背景和西方電影觀念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內涵，現實主義成為第四代導演洞察人心、透析當下社會的重要武器。20世紀90年代，在商業化浪潮的洗禮下，現實主義創作也遭遇了不同層面的沖擊。在這時，像《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有話好好說》等一批關注當代中國人生存境況和反映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電影開始出現，呈現出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隨后，以賈樟柯、管虎、王小帥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將鏡頭對準底層人物，直面經濟發展下的社會問題。新世紀以來，不少兼具社會需求和市場訴求的現實主義電影強勢歸來，它們試圖穿透當下社會背后的紛繁復雜，直面揭露和反思社會矛盾，洞察人情冷暖。像《孔雀》《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搜索》等影片，以不同的視角和方式呈現出社會陣痛和人性善惡。可以說，現實主義一直以來都是支撐中國電影創作的關鍵力量。

近年來，現實主義電影作品得到了明顯回溫，現實主義電影生產的潛力得到有效開掘,高品質、多樣化、可持續的創作生產能力持續提升。這些作品關注小人物、描摹現實社會、展現社會問題，顯示了現實主義深化創作和現實主義路線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和發展空間。同樣，反映現實、聚焦現實、反映普通人艱難生存狀態的電影作品也能夠引發觀眾共情和共鳴，像《我不是藥神》《溫暖的抱抱》《送你一朵小紅花》《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等。這些受到歡迎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共性在于，它們滿足了觀眾的娛樂需求和情感需求，抓住了社會、人生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痛點、“興奮點”，并且給予了一個強故事化的極致表達。影片創作者善于主動設置議題，以主動設置議題產生話題，給予觀眾更多的互動性、話題性。同時，影片尊重生活自身的邏輯，尊重生活中人物性格、命運的邏輯，做到讓生活自身“說話”，讓生活中的人物自己“說話”，而不是把創作者自己的主觀意圖強加給人物，將人物作為創作者的“傳聲筒”。

毫無疑問，網劇的迅猛發展應該說對當下創作提出了一個很大的挑戰，分流了相當一部分觀眾。為了吸引更多觀眾，當下電影創新生產創作要努力在選好題材、講好故事、拍成精品上下功夫,突出思想引領、提高藝術品質。我們都在講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要真正落到實處就應該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和路線。現實主義具有廣闊的道路，具有無限的魅力，也可以為電影創作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只有堅持現實主義，才能夠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落到實處，落到創作過程的方方面面。電影不堅持現實主義，就一定會脫離群眾，電影現實主義的有無既決定著電影與人民的關系，決定著電影的人民性。當然，堅持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底色，也可以有浪漫主義的情懷和表達。即使像《你好，李煥英》這樣的所謂穿越電影，也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某種“另類”表達。事實上，《你好，李煥英》的核心和靈魂還是觸及了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生活痛點，包括情感的痛點和人性的痛點，所以引發觀眾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鳴、共振，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票房第二的紀錄。在筆者看來，中國電影更應該去努力實現現實主義的深化與現代化轉換，努力完成現實主義與電影高科技的無縫對接與融合。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應該是中國電影的基本底色，是支撐，是靈魂。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電影都需要現實主義的底色、現實主義的支撐，只不過表達的方式、呈現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提質增效：電影產業日益完善

自電影產業化改革以來，中國電影市場快速發展，在不斷進步和拓展觀眾基礎、市場基礎的同時，積極提質增效強產業,注重以深化改革增強內生動力，有效激發了電影發展動能動力,延伸了電影產業鏈條,提高了電影綜合收入，不斷夯實和拓展了中國電影的工業化基礎，推動了電影產業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刺殺小說家》中所涉特效均由中國團隊制作完成，但在影片拍攝過程中遇到了諸多難題。換言之，中國電影產業的體量、規模和它的工業化程度并不匹配，中國電影工業化的團隊、流程以及其中的環節、細節都還存在著許多短板，有待提升。但不論怎樣，以此為基才有可能不斷推進所有環節的標準化、流程化、體系化，進而迎來工業化可持續、成規模的健康發展。5G、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使得傳統電影院與互聯網的融聯互通成為必然，畢竟觀眾的觀影習慣已經在互聯網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下發生很大變化。影片不僅要滿足觀眾既有的需求，還需要通過各種技術手段使電影能夠以符合當下觀眾觀影習慣的方式呈現出來，提高觀眾的觀影體驗，給予觀眾更高層次的滿足。筆者始終認為，電影工業化是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動力和組成部分，也是電影強國建設的題中之義。中國電影除了需要重視重大主題電影的創作，堅持現實主義底色外，還需要在電影工業化方面再發力，夯實“新基建”，尋求新增量。

近期，建立電影宇宙成為中國電影工業討論的重點和熱點。回顧世界電影發展的歷史，電影宇宙是電影規模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適應電影工業化和電影技術升級換代的一個產物，而且是必然產物。香港電影有很多所謂的續集電影，基本上都屬于系列電影的范疇，但沒有形成所謂電影宇宙的概念、創意和開發，這與電影的規模化、電影的工業化、電影的市場空間都有一定的關系。毫無疑問，一旦電影宇宙的概念形成，并且能夠形成品牌進行系列電影的開發，將會給制片商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品牌效益，從而將經濟效益最大化，將經濟效益、品牌效應進行到底。很多系列電影都提出了打造電影宇宙的計劃，這是中國電影工業化、規模化、技術升級換代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從中國電影工業體系的不斷完善、電影技術不斷更新換代、電影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來看，中國電影推進電影宇宙的構建和拓展，恰恰抓住了一個比較好的時機。電影宇宙需要的大創意應與資本、技術形成合力、實現無縫對接，推動產業鏈條更加完善,行業結構更加均衡, 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如果我們也能夠成功開發出自己的電影宇宙，塑造出自己的超級英雄形象，從文化層面來看亦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將為實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換、創新性發展助一臂之力。進一步說，這有利于實現中國電影、中國文化更加有效的國際傳播。

如今中國電影仍處在黃金發展期,需要堅守價值底線,弘揚傳播正能量,努力打造中國電影品牌，構建起政治性、藝術性相統一，社會反映和市場認可度相統一的電影評價體系和評估機制、標準。總之，中國電影強國建設征程已經開啟,在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引領下，中國電影前景光明、未來可期、大有可為也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