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十四天》的過程中，我常常會心生恍惚，覺得我寫的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部舞臺劇。

隔離的情景太有文學意味了，都不需要刻意設定，本身就是一個天然的舞臺。我有一個比較偏激的看法，人其實不太適合群居（這個群指家庭），之所以家還存在，是因為我們在一天中的有效時間段其實是不在一起的，上班，上學，彼此分開，制造距離，減輕終日四目相對的壓力，一旦這個距離消失，有多少人能夠承受？據說那段時間很多人沒能經受住考驗，離婚的，吵架的，不顧一切離家出走的。但我不會去寫這些，太常見，太刻薄，隨著年紀漸長，我越來越不喜歡刻薄的寫作，也不喜歡揭露、譴責這些字眼，萬事萬物都不是沒有來由的，我更喜歡去探究那些來由，語言和行動背后的東西，說不出口的東西，我真的寧愿去看一些美好的東西，去想象一些溫柔的可能。如果大家都在哭泣，在受傷，手絹就是最寶貴的。

《十四天》不是一個應景式寫作，完全不是。疾病、災難、戰爭，一直都是人類的終極考驗，每一代人至少經歷一次，這樣的考驗始終都是文學的母題。只是這一次，它來得太突然，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突然之間就跟它狹路相逢了，就像是一次突擊考試，根本來不及準備，只能依靠平時積累，交出一份真實的答卷。所以這答卷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我慶幸自己沒有等，沒有期望所謂的沉淀，置身其中時，就很沖動地交出了屬于自己的答卷，因為那段時間我滿心滿眼都是它，我不可能想到別的，我也做不到置身事外、去寫跟我當時的思考不相干的東西。我想，彼時彼刻，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用自己的方式交出自己的答卷，醫生有醫生的方式，警察有警察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

直到今天，我已經寫了八個長篇小說，幾十個中短篇小說，但我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所謂“井”，我不可能不為此介懷，但后來我慢慢明白過來，我可能根本就沒有值得終生探索的“井”，我在生活中沒有強烈的歸宿感，也沒有在某地扎下過牽扯不斷的根系，我是一個活得很輕的人，只能靠始終張開的觸須去感知這個世界，所以我從來沒有寫作計劃，通常都是寫到一半的時候，關于下一篇的零星想法突然而至，我會把它記下來，卻不管它，任它慢慢放大、繁殖。這種狀態導致我的寫作是零亂的、即興的，同時又是響應現實的，從這個角度說，我其實也是有“井”的人，我的“井”就是我所生活的時代，就是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生活。這個“井”無邊無際。

《十四天》當然也是“井”中之作。事發之前我正計劃途經武漢，逗留幾日再回老家，也就是說，我差點成為《十四天》中的一員。

話說回來，我們大家誰又不是《十四天》中的一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