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寫好《亞姝》之后，我把文檔發給一位寫作者朋友看。他猜這一定是我真實經歷過的人和事，否則不會把握到如此豐富的細節。他猜得完全正確。六七個月與一位陌生人在異鄉相處，素材的體量和密度剛好夠化成一篇兩萬字左右、剪裁合宜的小說。

這是我第一次寫一篇近乎古典主義意義上的小說，即有人物、鋪陳情節、選用現實題材，等等。這篇小說沒什么想象力（按我自己的標準），只需要把握某種節奏即可——將一小段、一小段的現實與回憶勾連起來的節奏，就像鉤編某種特定花紋的織物。我自知不是一個具有小說家觀察力的寫手，我沒有那種把周圍人的故事吃干抹凈的能力與愿望，但與“亞姝”待在倫敦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力、她的人生故事、我們二人共同卷入的異鄉生活，每天都撲面而來，不由得你不刻在心里。然而太濃烈了，以至于我在六年之后才能沉淀出這么一篇東西。在我與她的距離、我與那段日子的距離，遠到我不至于被其間的情緒所吞噬，但也不至于遠到把細節遺忘掉的時候，我才能也才敢下筆。

“亞姝”，這幾乎是她的真名。然而用人家真名，那不恭敬，也是不可以的。但她的名字作為標題實在太合適了，因為在中國有數不勝數的女性與她重名。我為標題困擾了許久。后來拜一位玩文字的高手所贈，他只改了后一個字的其中一筆，得到了這個“姝”字。她真名所具有的普遍性在改動之后不減分毫，真是妙。她的故事本身也帶著蕓蕓眾生之感：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匍匐著的底層女性，匍匐的方式各有千秋，然而大部分是匍匐著的。雖然她已經實現了經濟條件上的躍遷，又在地理空間上來到了某個世界中心，可怎能不說她是匍匐的呢？承認是匍匐的沒錯，可怎能不說她的人格同時又是有尊嚴的呢？

我更愿意注視貧瘠石縫里的花是如何盛開的。它們比男性主角滿世界扯著風帆大開大合的冒險故事更出人意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的底色就是世界的底色。

然而曾經也有太多“女性書寫”了，我并不想落入窠臼，不想“哀婉動人”，也不想強行賦予什么意義：意義應該是在人與人的相遇中自然流淌的。這只是一個非常巧合的相遇——卻也不那么巧合，因為大流動時代，誰人都可能相遇誰人。我和她雖然同齡，卻是處于兩個階層的人，因此她的生活方式才帶給我強烈震撼；又同為女性，我能完全同理她的處境：歡欣鼓舞于她不曾被磨滅的美德，無能為力于她將來未知的人生路。僅僅是這樣一段經歷，生成不包含任何價值批判的故事。從所有維度講，我與她都是有距離的，“距離”可能對于我來說是很關鍵的東西。素材與我的距離關系到敘述是否能克制在一種不太刻奇的氛圍下。肉身上的距離、情緒上的距離、時間上的距離、空間上的距離、身份上的距離，都是條件。

最后一個“距離”帶有原罪性質，在整個敘述讓人比較滿意地完成后，我想為這個“距離”再懺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