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60年代，褪去二戰陰霾的英國在經濟復蘇中不斷上演著工人罷工、婦女爭取權益、擺脫征兵制度的青少年要自由等事件，1962年，約翰·伯格搬到了法國薩瓦省的昆西小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希望成為一位歐洲作家。把自己定義為一個歐洲人對伯格來說非常重要，這既是他對全球化的態度，又是他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在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衛報》采訪中，他說“我像農民一樣在那里工作……這片風景是我的能量，我的身體，我的滿意和不適的一部分。我喜歡它不是因為一種視角——而因為我參與其中了。”

離開出生地倫敦，伯格跟農民一起勞作，跟農民學習，這也非常符合他“無可救藥的馬克思主義者”“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傳人”的稱謂。伯格移居在昆西的第十年，BBC推出電視紀錄片《觀看之道》，同時出版同名書籍，才真正讓伯格進入大眾視野，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

《簡潔如照片》首次出版是在1984年，在這之前，伯格已經大量撰寫了有關繪畫、攝影、移民、政治、階級、農民等方面的隨筆散文和小說，他以社會政治視角來分析議題。《簡潔如照片》是一本很難定義的個人化的綜合之書，不為形役，很好地再現了他的理論武器和浪漫情懷。

關于時間

康德在《判斷力批評》中提出，首先要關注的是時間、空間以及因果性的本質，時間、空間也是《簡潔如照片》的兩大主題，事物之間的關系（包括因果關系和歷史關系）隱藏其中。第一部分“時間”，題為“曾經”，伯格描述了一系列如頭腦中快照般的畫面，比如在書的開頭，首先是野兔，然后是小貓、鴨子一家，最后是螢火蟲。他清晰地描繪著視覺內容，試圖捕捉轉瞬即逝的一刻；第二部“空間”，題為“此處”，探索空間的概念，特別是與視覺和距離有關的概念：“可見之物是我們獲取世界信息的主要來源，過去是，現在依然是。通過可見之物，我們定位自己。”

人類最早寫下來的故事是洞穴壁畫。伯格寫道：“那些最早發明星座并為之命名的人，就是故事的講述者。勾勒繁星之間假想的線條，賦予它們以形象和身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他的人物畫了肖像，伯格對細節的關注歸功于他作為視覺藝術家的實踐。1948年至1955年間，伯格以教授繪畫為業，曾舉辦個人畫展。他依賴于視覺經驗，貼近具體事物，貼近觀看之物，貼近經歷過的時刻。仔細觀察，然后對觀察行為所揭示的內容進行反思。一切從觀看開始，伯格摸索到更大的問題。

時間問題在伯格的許多文章中反復出現。動物只能感受到生物有機體事件，而人還能感受到意識事件，對應著這兩類事件，在人的身上共存著兩個時間。存在于意識里的時間，人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理解。“對于任何文化來說，首要任務就是理解意識時間，即理解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系。”

在古代，人們相信宗教觀中的輪回理論，感受到的時間是往復循環的，正如日復一日的太陽升起又落下，春夏秋冬的四季更迭。自在17世紀帕斯卡發現新的計算方法以來，人們相信時間是一支箭，朝著最終的熵的狀態前進，每個時間單位與其他時間單位的價值相等。伯格反駁了現代人脫離循環歷史觀后的線性時間觀，他并非反對質疑熱力學第二定律，而是質疑這種機械的、線性的時間觀點，會讓人陷入虛無主義。伯格將自己對時間的體驗與這種線性的、機械的觀點進行對比，他貼近生活的具體時間，正如農民的工作依賴于時間的循環，他把時間看作是轉動的車輪，車輪轉動，在地上留下了線性的痕跡。

伯格相信身體與意識的二元性，時間不會減慢或加快，而在意識時間里，“瞬間的體驗越深，積累的經驗就越多”，不是長度的問題，而是深度或密度的問題。伯格的時間來自自身的經驗、自然的規律、農民的生活，是一種生活的、感覺的時間，也是普魯斯特式的文學時間。伯格把時間和他感興趣的東西進行捆綁。時間在畫中，“觀眾看到畫作時，看到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時間在詩中，詩人讓語言超越了時間的界限。時間在資本主義文化，偽裝成進步，“成為一種即時的實踐”。

關于空間

延續《第七人》對漂泊的勞工史的研究，伯格探索了遷徙的空間。農民的生存空間被擠壓，流亡者是伯格所處時代的特色人類，也是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的群體，包括難民和尋找工作的移民。面臨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伯格解讀了跟人生存最緊密的空間——家。家與建筑沒有關系，也不是一個住所，“對于弱勢群體來說，房子不代表家，某種或是一系列實際行為才代表家。”遷徙拆散了人們的家，進入了一個更支離破碎的世界。

卡拉瓦喬，一位只在室內作畫的畫家，被譽為革新明暗對比手法的大師，“創造了新的空間——黑暗和光明對比的空間。”伯格研究了卡拉瓦喬畫中獨特的、擁擠的空間，認為“陰影就像四堵墻和屋頂一樣提供了庇護。”同樣是描繪下層人民生活，卡拉瓦喬不像其他畫家只是為了展示不幸或危險，他把自己融入觀察之中，因為他自己的生命也經常處于危險之中，處于法律和光明世界的邊緣，卡拉瓦喬創造了一種新的空間，“那些生活不穩定、習慣擁擠生活的人會對開放空間有恐懼心理，這種恐懼撫平了空間和隱私的缺失所帶來的沮喪。”

空間產生于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也就有了聚集和分離，“空間及其產生的分離一旦成為存在的狀態，愛就要與分離一爭軒輊。愛要縮短一切距離。死亡亦是如此。然而愛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死亡則摧毀所有。”如果萬物注定分離，愛的目的是拉近所有的距離。

智性即詩性

在《簡潔如照片》這本書中，伯格用藝術、攝影、哲學、詩歌和個人軼事來處理時間和空間問題，探討死亡和永恒；他用藝術家梵高、倫勃朗、卡拉瓦喬來闡述藝術與生命本質的關系，他一貫認為偉大的藝術應該反映社會，將社會、政治角度融于他的藝術評論。

此外，這本書里散文與詩歌混雜在一起，伯格也闡釋了詩歌的意義和力量，“詩歌使語言產生共鳴，因為它將一切密切聯系。這種緊密聯系是詩歌創作的成果，是行為、事物、事件和觀點結合在一起的成果。沒有什么比這種共鳴更重要，能讓人尋得一隅以對抗這世界的殘酷和冷漠。”伯格的詩簡潔、感性，不過分煽情。他并不同意奧登所說“詩歌不會讓任何事發生”，他認為詩歌可以改變我們對周圍世界的感知，無論多么微小，這些認知導致我們做出數百種不同的選擇，包括政治選擇。

在《簡潔如照片》中，我們看到了智性即詩性。傳統上的詩性是感性的延伸，伯格則屬于把智力的閃光和迸發等同于詩性迸發。

伯格將卡拉瓦喬的畫作和他在藝術中捕捉到的面部表情帶入他對痛苦和快樂的討論，“如果說這種表情在快樂和痛苦、激情和勉強之間搖擺，那是因為性的體驗本身就包含這些矛盾的情緒。”

奧維德在《變形記》第四卷中描述了皮拉摩斯的死亡，由于時間和空間的原因，他無法與他的愛人在一起。伯格在書中的敘述會突然轉向未知的“你”，也就是他的愛人，就像夾在書中的情書，也反映了他們之間痛苦的距離，對愛與死亡的理解。

約翰·伯格站在批判階級意識的立場闡釋藝術在當時無疑是一種革新，幫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藝術和現實。隨即而來的批評認為他過分強調政治立場，但并沒有真正指出政治問題。這本書里，我們也能看到伯格對社會正義深刻的承諾，他肯定無權無勢者、被忽視者的存在和權利，能感受到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底層人民的體恤和同情。他對藝術、愛情、死亡、家、記憶、語言、詩歌、攝影、政治、階級、移民等方面進行了哲學思考，一如既往的睿智、深刻，是他對當代資本主義廢墟上建立的不穩定生活的回應。

世界對于我們，都是一種觀看方式，詩性的觀看但不喪失理性的光芒，約翰·伯格說，“我們的面容，我的心，簡潔如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