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些年，我的創作越來越有規劃了，也越慎重了——慎重當然是好事，卻并不一定會帶來好結果。事實上，創作上的事情，一旦有了刻意的規劃，所謂的“有意識”，就很難有旁逸斜出的東西，很難有心血來潮的東西，潛意識里甚至還有拒絕的態度，怕被多余的情緒打擾主導的思路。

還好，算是兩駕馬車齊頭并進，或是左右手兩把抓，兩手都要硬——短篇還是以“縣城”系列為主；中篇呢，就是這一批以“老習俗”為殼的作品（至少題目上都有意體現其特殊性），我至今也沒能給它們安個名號，看來也無這個必要了。截止目前，除了這篇在《長城》發表的《換紅》，還有發在《鐘山》的《惡物》，以及被留用還沒發出來的、還在投稿過程中的、剛寫出來還在修改的，如《好歸》《僮身》《謝土》等，光看題目，就有陌生感，某些外地的朋友大概還不明就里，是個什么意思呢？自然是有意思的，作為我們老家的習俗用語，它們都是有著特定含義和指向的稱謂，每個詞匯后面都代表著一種淵源深厚的身份和禮儀，一個鮮為人知的神秘境地，以及活生生的生活橫切面……自有它們的鄉土意趣、人文意義，或者我試圖賦予它們的生命力，以及更多可供解讀的空間和可能。

所謂“換紅”，在我們鄉間的寓意其實很簡單，就是喪事過后一種去晦迎新的禮儀，它看似寓意著回歸，實則隱喻著重生。我自然不會愚笨到去崇尚老舊的習俗，我最終要寫的還是參與其間的人，習俗只是道具、背景，是作為人置身其中的看似狹隘封閉實則龐雜無邊的生存環境。如同小說中的久賢和紅玉，他們有著相似的命運，或者說相似的來路，在上天安排的路途里，彼此相遇彼此也抗拒——紅玉以出逃的方式回歸“庵堂”，像是對自身宿命的一次絕地反叛；久賢呢，當他開始像僮身那樣試圖聆聽來自靈魂的聲音時，他的人生其實也已經開始虛幻了。

《換紅》寫于去年夏天，相比而言，它算是新作，卻比其他幾個“兄長”都早日出了“花園”。這是小說本身的命運，作者難以掌控。本來小說既然已經刊發，作者所要表達的也基本悉數都在文本里頭了，無論已經言及或者言不盡之處，都白紙黑字呈現給了讀者，唯一有資格評判的只能是那些一字一句讀完它的有心人。作為作者，我一直羞于為作品解釋什么，似乎怎么開口都屬于“狡辯”，或者某種耍聰明的事后諸葛的“圓場”。但是，在每寫一篇小說就得配套一篇創作談的今天，對作者而言，其實是占了便宜還賣乖的事情，因為相對于“行為”，“解釋”永遠是最便捷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