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北京故宮博物院原寧壽宮里，珍藏著十枚鼓形刻石，這就是被稱為中國第一文物的石鼓。石鼓文上的銘文，上承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下啟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文字的秦小篆。十枚石鼓銘文還是十首四言古詩。

千百年來，關(guān)于石鼓制作的年代和石鼓詩的作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爭論不休的主要原因，正是唐蘭所說，在銘文本身上都找不出什么依據(jù)。由于刻石的年代久遠(yuǎn)，文字古高，加上缺泐較多，而辨者大都沒有見過原拓本，這些都是造成誤判的重要原因。

余十年面壁，潛心研究石鼓文，先有五十萬字的學(xué)術(shù)專著《石鼓新響》由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分十五章詳細(xì)敘述了石鼓文的破譯經(jīng)過，繼有若干論文見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先秦詩鑒賞辭典》、中華書局的《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5年第三期）以及《人民日報》《文匯報》等。時至今日，余在報刊和網(wǎng)站上仍能看到有關(guān)石鼓文的考辨文章，年代之爭尚在進行。這本是一個好現(xiàn)象，說明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關(guān)愛，然而作為如此重要的國之瑰寶，人們不知定論，總是缺憾。余以為有必要重點介紹一下，筆者如何從石鼓銘文本身找出依據(jù)，破解石鼓文的千古之謎，并確定石鼓制作的絕對年代。

解開石鼓文年代的關(guān)鍵之一，首先要識別石鼓上的殘文。正確識別殘文，必須有好的原拓本。所幸余家藏日本昭和十四年大阪骎骎堂出版社的宋安國藏《石鼓文中權(quán)本》，印刷頗精，便于識辨。再者，余曾以冶印謀生，因此識辨殘文要容易得多。如第四鼓吳人詩中一個殘文，余將殘缺的線條相連后，豐字立見。豐假為封，作祭祀解，文義立通。第六鼓霝雨詩，“吾來自命”的“命”字，由“天之口”三個字組成，當(dāng)解為“天子命辭”。

石鼓上尚有幾十個被考辨者稱為奇字的銘文，千百年來識者不多。不能識別這些奇文，便不可能通讀詩文，不能通讀詩文就無法從銘文的本身找出依據(jù)。余能識別，得益于理清了古人造字的具象思維皆來自生活的這一基本規(guī)律。如第一鼓汧殹詩中“其游散散”的“散”字作“（見圖一）”，由“四、走、散”三個字組成。這是人們下河捕魚，水面上的小魚四處逃散的會意字。

不識眾多古高奇字，便不能通讀石鼓詩，也就不能弄清石鼓文的內(nèi)涵。內(nèi)涵不弄清，為考證而考證，多成臆斷，故眾說紛紜，勢所難免。歷代辨者于銘文之中大量字書不見的奇字而不顧，僅憑銘文中有不少與秦小篆相合的字形，把石鼓的制作年代定在戰(zhàn)國晚期，無疑是本末倒置。其實銘文中有一個字很能證明問題。第四鼓吳人詩中園囿的囿字，田園中從四木會意，作“（見圖二）”；而春秋中葉的秦公簋已經(jīng)變成形聲字囿。足見石鼓上的文字比秦公簋要早得多。這對確定石鼓制作的年代應(yīng)該是十分重要的證據(jù)。石鼓上的銘文確實有不少與秦篆相合，這正好證明石鼓文是秦小篆的母體。石鼓上的銘文明顯繼承了商周金文的傳統(tǒng)，如從茻之字不計重文凡五見，春秋戰(zhàn)國時的文字大都已省簡從艸。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謂籀文上承石鼓文，這是十分精辟的識見。石鼓上如此多文字初創(chuàng)的會意字，不要說《說文》不見，就是籀文中也很少看到。石鼓年代之久遠(yuǎn)，這些奇字是最好的見證。

余補綴殘文，識辨奇字后乃寫定釋文，石鼓十詩雖仍有缺文，但已能通讀，發(fā)現(xiàn)其中九首都能從《史記·秦本紀(jì)》中找到相關(guān)的記載，唯有第六鼓霝雨詩，說的是洪水之患，《秦本紀(jì)》不見記述。是夜，讀董仲舒《春秋繁露》，乃知：“春秋之書戰(zhàn)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zhàn)，恥伐喪而榮復(fù)讎。奈何以春秋無義戰(zhàn)而盡惡之也，曰‘春秋之記災(zāi)異也’”。《史記·秦本紀(j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jǐn)∽摺Ｓ谑俏墓焓罩苡嗝裼兄刂玲詵|獻(xiàn)之周”。從詩中還可以看到，這場戰(zhàn)爭傷亡慘重。故文公不僅以洪水之患隱喻伐戎情事，句首《吾來自命》還留下了伏筆，意為伐戎非本愿，乃是遵周天子的命辭。由“天之口”組成的“命”字，既說明文公的睿智，也令吾輩嘆為觀止。十首詩內(nèi)容通曉，結(jié)論只有一個，即石鼓文是東周初年秦文公由西垂宮以兵七百人東獵，初至汧渭之會到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其孫新立太子，遂邀集諸侯宴樂天子這一史事。這是時間跨度長達(dá)四十四年的一組分章連詠的敘事史詩，不僅是中國敘事史詩的重要源頭之一，石鼓詩的出現(xiàn)，正是秦國逐鹿中原的先聲，最終一統(tǒng)天下的曙光。

石鼓的制作年代是千百年來辨者爭論的重點。余以為銘文中既然存在大量文字初創(chuàng)的痕跡，石鼓制作的年代不可能晚到會意字已演變成形聲字的年代，因為這完全不符合文字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何況我們已經(jīng)從銘文本身找出了重要依據(jù)，證明它是文公時物。石鼓制作年代的最好證據(jù)是石鼓十詩之外，刻在第一鼓汧殹詩第五行下方的一個贅文，雖有殘缺，但補出后仍能知其為“奠”字，其形與立鼎相類。文字創(chuàng)制的遺意為香案酒器祭奠先人。這與石鼓不似鼓，埋在地下更像大酒杯是吻合的。正如郭沫若所言：“其意猶今人于神祠佛閣建立碑碣”。《史記·秦本紀(jì)》：“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因此。十枚刻石制作和安置的絕對年代是文公五十年，即公元前六一七年。

最后要說的一句話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石刻館,有關(guān)石鼓的簡介，其年代仍以唐蘭《石鼓文年代考》為據(jù)，定為公元前三七四年，比石鼓制作的實際年代晚了整整三百四十三年，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已知前人事，更結(jié)后人看”，為了對先賢和后輩負(fù)責(zé)，余以為很有必要更改一下，恢復(fù)“中國第一文物”的真實面貌。

（作者為知名古文字學(xu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