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8年之后，作家余華長篇小說新作《文城》于近期出版。有評論者認為，這部小說中的各色人物身上散發著一種人格的高貴、溫暖的光芒，而這些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優美的部分。

《文城》出版后受到認可，再次凸顯了作家創作從本土資源與文學傳統汲取養料的重要性。從中國本土生活尋找創作題材，到古典傳統中挖掘寫作經驗，以此來提高敘事技巧，增強語言刻畫力度，已成為許多作家的經驗之談。在先鋒作家完成了現實主義轉型之后，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開始借重古典文學形式，書寫越來越精彩的現代中國故事。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檀香刑》、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余華的《兄弟》《文城》、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畢飛宇的《推拿》、閻真的《滄浪之水》、楊文豐的《自然書》、付秀瑩的《陌上》等，都從寫作題材本土化與審美表達傳統化中獲益良多。

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象征主義詩歌、新感覺派小說、意識流小說、先鋒小說、個人化小說等曾各領一時風騷。然而，西方文學理論與文學作品為中國作家所提供的文化資源，幾乎都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為主要討論對象，是以西方文學作品為內容和對象得出的文學規律與理論觀點，并不完全適用于漢語寫作的中國故事，這也是為何當代中國故事的書寫脫離80年代的西方敘事風格而越來越具有本土性后，誕生于西方文學作品的西方文學理論也就越發無效的原因。中國作家在經歷了對西方文學的崇拜與學習之后，并沒有解決自身所面對的實際寫作問題。典型的表現是，中國作家模仿西方作品的文學創作逐漸形成一種雙重的“無效”。其一，是中國文學面對中國社會、中國問題時的無效；其二，是套用西方眼光和理念解釋中國故事時，發生的誤讀與誤解現象幾乎無法避免。

中國作家意識到，真正構成漢語寫作主要內容的依然是中國本土的現實生活，以及建立在民族心理傳統上的審美觀念。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西方文學熱潮中，馬爾克斯和福克納成為中國作家們的膜拜對象，但莫言卻意識到自己的創作不能滿足于對兩位大師的模仿：“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創造一個、開辟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地區，我就永遠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無法深入進我的只能供我生長的土壤，我的根就無法發達、蓬松。”于是莫言、余華、格非、蘇童等一批作家開始立足本土文學傳統，磨礪創作技巧，書寫具有民族心理與審美趣味的中國故事，他們的創作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逐漸轉型為表現本土生活的現實主義風格。優秀的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必定打上了深刻的本土烙印，本土的歷史、文學的傳統、民族的形式、審美的趣味一起構成了文學作品的豐富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面對改革開放40多年的文學實績，面對共和國70多年的文學成就，面對當下越來越豐富的中國故事寫作現象，中國作家應該堅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立足本土文學傳統，與當下語境直接對話，獲得闡釋歷史與現實的能力，書寫現代中國故事，增強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在民族復興與文化共同體建構的使命推動下，中國作家只有立足本土文學傳統，才有可能創造出反映時代本質、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學作品。

（作者：趙坤，系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