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

朱東潤先生是一位非常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史家、傳記文學作家和教育家，他在1957年到1967年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期間，以養成與眾不同的讀書習慣、理論功底、思考方式與人格塑造為目標，制定了科學合理的課程設計和學科架構，對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他崇尚獨立思考、持之有故的治學風格也影響了一代代學人。

我196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對我讀書、工作、做人等諸多方面影響最大的，就是朱東潤先生。

我是1959年9月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的。兩年前的1957年，朱東潤先生剛剛由中文系中國文學教研組主任升為中文系主任。這個職務是由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任命的。從1929年到1957年，朱東潤先生先后在武漢大學、中央大學、無錫國立專修學校、無錫第二中學、江南大學、齊魯大學、滬江大學執教28年。朱先生認為，對中國文學、中國語言的探討，還沒有闖出一條科學的道路。舊時代的文人，不理解漢民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關系，更不理解中國語言和外國語言的關系。而新中國的中國文學系就負有這樣的使命，搞清楚這兩者的關系，以及擔負起新一代中文系人才究竟怎樣培養的重任。1952年當朱東潤來到復旦大學時，就帶著這樣的愿望：在中國文學、中國語言學方面做出努力，在華東帶一個頭；在全國，和兄弟學校的中文系共同努力，以期不辜負他所處的時代和使命。

要實現這個目標，單靠朱先生一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依靠中文系文學和語言兩個教研組主任的力量。他制定了五年制的文學、語言專門化的教學課程規劃；基礎性的工作即是按照老中青師資隊伍，安排教學崗位。我入學時，中文系在課程設置上是一個專業——中國漢語言文學專業；兩個專門化——中國文學專門化和中國語言專門化。文學專門化設置有基礎必修課中國通史、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文藝學概論、語言學概論、寫作、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古文文學作品選、中國古代文學史；語言專門化設置有基礎必修課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漢語史、漢語方言學與方言調查；專業必修課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政治經濟學、外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英語或專業俄語；限制性選修課則有西方美學、楚辭研究、紅樓夢研究、魯迅研究等。實踐證明，朱東潤先生為復旦大學中文系設置的這些課程，對于培養中國文學和漢語言文字方面從事教學、科學研究和理論工作的專門人才是非常切合實際和有效的，以養成與眾不同的讀書習慣、理論功底、思考方式與人格塑造為目標，顯示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計和學科架構的科學與合理。這是朱東潤先生從1957年到1967年作為中文系主任對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科建設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他的教育思想和學術追求至今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所繼承。

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朱東潤就對綜合性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辦學宗旨，提出三點看法：現代的學術應當具有世界的意義；現代的學術應當有理論的基礎；中國文學批評是一門純理論的科目，學生不具備一定的素養或許不能了解，所以應當放在四年級的必修課目里。我們正是在大學四年級時上《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課的。任課老師正是朱東潤先生。他戴著一副老花眼鏡，蓄著短胡子，理著平頭，穿著一件中式上裝，手執教案走進教室。身材筆挺，臉面略帶微笑。講課時，不看講義，在講壇前踱著方步，面對學生侃侃而談，常常兩手對搓著，打拳似的，非常生動有力。采取的是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式的講授方法。其學術眼光極其敏銳，常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不敢發。他對歷代文學批評家的時代背景、政治活動、學術見解了如指掌，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史實記載以及學術細節，都能脫口而出。朱先生上《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課時，基本上也還是沿著他1944年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線索展開的，而這本書的章目里只見無數的個人，而不見時代和宗派。遠略近詳，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朱自清稱“《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我國第一部簡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全史”。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郭紹虞的被朱自清稱為“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所以，從中國文學批評史著書立說的歷史來說，郭紹虞先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拓者，朱東潤先生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奠基人之一。

朱東潤先生讀書扎實，很用腦子，他總是不斷地發現問題，崇尚獨立思考、持之有故。他讀書的方法與人不同，例如讀《詩經》中《關雎》一篇，他要把齊、魯、韓三家詩的看法、《毛傳》的看法、《鄭箋》的看法，以及后代陳啟源、陳奐、馬瑞辰、龔橙這些人的看法一一讀過來，沒有把《關雎》這首詩的看法搞清楚以前，決不讀第二篇。《詩經》《楚辭》都是無數前人研究過的故典，一般教師上課是人云亦云，作知識的簡單傳遞。而朱先生通過閱讀和研究，認為從《國風》160篇所言的名物章句，可確知其為統治階級之詩，凡80篇，皆有明證。更以類推之法言之，自 《螽斯》《桃夭》以降，共20篇，皆可自統治階級之詩而推定。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最后他說：“大抵民間文學之立足點，在將來而不在過去，與其爭不可必信之傳說，何如作前途無限之展望？吾人果能溯已往以衡將來，則知今后之民間文學，其發展乃正無窮。何則？凡一種階級能為文學上之表現者，其人必有相當之素養，與最低限度之余裕，而其中必有格格欲吐，務求一傾而快之情感，然后始能見之于文學。”1940年，他發表《國風出于民間論質疑》，認為《國風》不得稱為民間之詩者。1951年，他發表《〈離騷〉底作者——〈楚辭〉探故之二》，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這兩個驚世駭俗的論斷，震撼了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學術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朱東潤也不改變自己的結論。

1954年5月，朱東潤先生接受了中華書局《左傳選》的編注工作。他不是隨便編選，而是首先對《左傳》提出兩個問題：一，《左傳》的性質及其書名；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時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的“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這是說這本書的原名是《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作品是和《魯春秋》并行的歷史記載。但卻沒有肯定這只是《魯春秋》的解釋。清姚鼐《左傳補注序》指出“余考其書于魏氏事跡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這個主張，有人還不能同意，但是從三個方面看來，不妨認為這是戰國初期魏人作品。《左傳》關于魏事的敘述特多，有夸張，有頌歌；《左傳》所引對于禍福的預言，幾乎無一不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都是從后傅合；《左傳》所記秦事，自公元前627年殽之戰以后，即逐漸減少，甚至對于穆公遂霸西戎，如何獲得霸權，也沒有應備的記錄。因此，《左傳》成書在魏開始強大、趙內亂未定、和秦與東方諸國隔絕的時期，可以假定為公元前四世紀初期。《左傳》成書的年代確定了，便可以從此認清《左傳》的思想價值，其進步思想是主要的。最后，朱先生提出《左傳》在由《左氏春秋》轉手為《春秋左氏傳》的時候，插入了解經的語句，以致上下語氣不連貫，這是明顯的事實，有的選本索性把經解刪去，文義更覺流暢。《左傳選》這本書對于解經的語句，另用仿宋體排印，一面保持原來的面目，同時也表示有所區別。朱先生還說，這本書的前言雖然無法確切地指出這是吳起的作品，但是從作者所處的魏國所生的時期和所有的思想看，很可能是吳起，這和郭沫若在《青銅時代》這本書里所作的宏論是符合的。從朱東潤編選《左傳選》這些細節，讀者不難窺見朱先生是怎樣嚴謹治學的。

朱東潤先生深感自己在古典文學教學和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責任重大。他作出嘗試，擺脫歷史的因襲，大膽追問，努力尋找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方向。其科學研究成果有《讀詩四論》（1940）、《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1943）、《史記考索》（1943）、《左傳選》（1954）、《陸游研究》（1962）、《中國文學文學論集》（1983）、《朱東潤文存》（2014）。這一系列的古典文學著述，無不顯現了朱東潤特立獨行的學術人格。

錢鍾書有一次在給王水照的信中說：“郭朱二老，當代耆碩，學問篤實，亦京華冠蓋中所無也。”耆者，強也；碩者，大也。郭紹虞、朱東潤兩位先生，是當代學問之強大者。

在復旦中文系念書時，我已經知道朱先生早在英倫留學期間因讀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就對傳記文學發生了興趣，1940年開始研究傳記文學，1945年出版了《張居正大傳》。但是其中的原由，我是畢業很多年以后才了解到的。朱東潤先生無論是教學、培養人才，或是著書立說，都著眼于國家文化建設和光明前途，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他為什么要寫《張居正大傳》這本傳記呢？他說：“寫這本書的時代，是怎樣一個時代呢？三十二年的時候，敵人的勢力，深深地侵入整個的中國。國民政府跼促在西南的一角，半個中國已淪陷了，其余半個中國，時時感受到威脅。單憑這樣的國家，遇到這樣的國難，除了等待奇跡的來臨，我們還敢有什么奢望？這使我想起明代的張居正。明代的建國，本來就是中國人從異族統治之下爭取生存的努力，張居正以那種以社會國家為己任的精神，他認定自己對于社會國家負有莫大的責任。要求一個人在不受物質誘惑而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擔當鞠躬盡瘁的責任，在他后面，必然有一份以身殉道的精神，才能給他有力的支持。這正是張居正的精神，也正是這一點使我發心寫這本大傳。”朱東潤是為喚起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前進而寫作《張居正大傳》的。

朱東潤先生既是中文系主任，又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任課老師，寫書的時間哪里來呢？他說，完全是憑著自己起早摸黑，擠出時間完成的。他是在自己極其繁忙的教學和行政工作之余，陸續寫出了《張居正大傳》《王守仁大傳》《陸游傳》《梅堯臣傳》《杜甫敘論》《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以及后來的《朱東潤自傳》和《李方舟傳》。朱東潤先生的這些傳記文學作品無疑是中國文化積累的一份寶貴財富。朱先生曾在許多不同場合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愿意被后人稱為傳記文學家。朱東潤先生不愧是現代中國傳記文學的重要開拓者。

朱東潤先生是一位非常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史家和傳記文學作家，是我國當代一位具有強烈國家意識、強烈民族意識、高度時代使命感的出類拔萃的教育家。我今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有自尊、自重、自信、樂觀人格和處世態度的老人，還喜讀書、勤思考，完全與朱東潤先生對我的教育、熏陶、潛移默化的影響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