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我主要做了兩件事：寫小說和裝修房子。我發現這兩件事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要有一個總體的設計，有無數的細節鋪陳，都要跟各種人物打交道，都要耐得住各種瑣碎的消磨，都要投入和等待，包括結束了都要晾一晾。

只要待在北京的家里，我的腦子就會無休止地在裝修這件事上打轉，為了逃開走火入魔的“裝修腦”，我去了外地，把自己單純地禁錮在寫小說這件事上。初稿將完未完時，我又急于逃開寫作了，為此想趕快逃離那里。一伺寫完，我就一點不耽誤地回了北京，繼續投入裝修收尾和搬家以及搬家之后的拾遺補缺。居家事宜落定之后，我又開始對小說進行“再裝修”，一時又被“小說腦”弄得年都過不安生。

形而上和形而下，其實沒有那么絕對的分野，正如我和我家的鐘點工，其實經常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們的職業焦慮和辛苦，程度上也差不多。

《結婚年》這部小說，二十年前，我作為一個中篇開了一個頭兒，然后就沒有然后了。許多的意想不到，把我和我的生活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當我2020年再次光顧它時，那些舊文字已經完全陌生了，必須感謝成都文學院給了我一個契機。作為成都文學院特邀作家簽約了《結婚年》，我的長篇小說寫作才真正開始了。如若不然，我真的懷疑自己會不會去完成它。

我的懷疑要比一部小說的寫作更為深廣和漫漶。為什么寫作？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一個在慣性中一直寫著的人，一旦問出這個問題，就說明她對寫作發生了自我懷疑。如同一個人突然問為什么活著，那她一定是對活著發生了自我懷疑。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許多自以為不寫出來就死不瞑目的東西，寫或不寫都感覺淡了，似乎沒有什么非寫不可的東西了。寫作的激情和沖動，看起來是那么不可能的一種存在，簡直像一個謊言。一度我覺得，生命的美好是一體的，如果有其他足夠的美好，不寫作也行，或者完全可以不寫作。必須承認，這是對于寫作的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可是，一旦認可了這種無力感，似乎連帶著對于活著這一本體，我都有深深的虛無感了。那么，寫作，也許就是為了抑制活著的虛無感吧。活著，總要做點什么吧？那為什么不能是寫作呢？既然最順手的就是它。

為什么寫小說或寫這部小說？因為，既然總要寫點什么，既然不是非寫什么不可，那也不是非不寫什么不可了，是它又何妨呢？所以，我從評論到了散文隨筆到了小說，或者說，我從非虛構到了虛構——當世而言，我覺得虛構比非虛構容易一點。當然，我也會時不時地洄游。

有的人說真話比說假話難，有的人說假話比說真話難，趨利避害的天性會使人天然地選擇容易的那條路。這無關品格，也許只是能力或運道問題。創作談自然是要關于自己的創作談點什么，可是，無論怎么談，我仍然感覺遮蔽的要比談出來的多，我只是選擇了一個讓自己舒服的透明度而已。

我有一壺酒，足以慰平生，但我還是沒找到那壺酒，或者，那壺酒不過仍然是寫作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