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取向代表作者內心對善良和仁愛標準的預設高度。如果一個作家的思考范圍非常狹窄，對于人性、道德、法律的認知都局限在本位的、閉鎖的基點上，無論語言多么優美、結構多么考究，作品的價值都會因失重在理解層面上，形成漂浮著的文字泡沫。作品只有將情節鏈沿曲徑通幽的脈絡，直抵人性本真的善良與純真，才能使創作的價值上升到厚重、高崇的位置，這需要作者具有積善、聚愛、達仁的心靈境界，在創作中以巨大、勃發向上的能量推動文字帶著文明、文化的勁風前行。

有人會說，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具有真善美的精神特質。不錯，這是作品成功的基準線，如果立意或主題跌落到線下以至深淵，作品的價值就無從談起。但是即便是上乘之作，其成功點位的選取是否一箭三雕，核心命題膨脹指數的大小，都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也就是成功之作也有高下之分的原因所在。

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詩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寫出了戍邊將士對國家的赤膽忠心，成為流傳千古的絕唱。但是，在和平年代里的戍邊，所包含的內容就非常復雜而多元。固然有軍人對國土、對人民在盡忠職守，更有文化、文明的滲透與融合。簡言之，用歷史文化的感召力戍邊，雖然不用槍、不用炮，但仍需要有承載、擎托的物質載體與理念、物象昭示。

拉祜族女作家李夢薇的《陽光無界》（遼寧少兒出版社出版）以長篇小說這種文學體裁，講述了西南邊陲多依河（中緬界河）兩岸少年兒童及他們的父母互幫互助的故事，突出了“國有界，仁愛無疆”的主題，突顯了“文學戍邊”的重要意義。

作品以20世紀80年代為寫作背景，以扎而這個13歲男孩的視角，鋪陳開不同膚色的孩子、不同民族的成年人，發生在界河兩岸、熱帶森林中的故事。語言氛圍看似云淡風輕，但是所蘊含的卻是人間大愛。

緬甸少女婉吉一家人與中方村寨、政府機關的交往故事，是那么的可歌可泣又感人至深。婉吉父親在緬方戰亂中受傷后由中方醫治，當她的母親因病失明時，婉吉越過界河來尋找父親，扎而和他的長輩及中方政府官員給以熱情的幫助和關愛，體現了人道主義至上、命運休戚與共的永恒主題。當婉吉的父親故去，婉吉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家中以后，扎而訓練一頭小象聽令于他，能在界河兩岸自由行走，給婉吉和母親送去鄉親們籌集的藥品和食物。當扎而看到小象給婉吉帶去的補養被“小偷”奪走時，他義無反顧地越過界河幫她奪了回來，可當婉吉認出“小偷”是個窮孩子時，她卻把食物送給了她……深夜靜悄悄，“月色欲素愁不眠”的界河邊，互相關愛的故事就那樣自然而然地發生著，傳遞著愛、勇敢和信念。

針對兩個孩子“越過界河”所涉及的仁愛與法治的沖突，作者高揚仁愛之旗，以藝術的筆法做了極為巧妙的處理，使法治被仁愛的光芒所普照，使懲戒煥發著道義的魅力。邊疆小鎮上拉祜族、愛伲族、傣族、漢族、緬族互幫互愛，唱出一曲命運休戚與共的頌歌。

在不久前由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主辦的“李夢薇《陽光無界》作品研討會”上，青年評論家劉秀娟從“文學戍邊”的價值取向上，對作品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劉秀娟說：“這部作品的寫作地域從邊疆跨越到了邊境，很巧妙地進行了居民之間、多民族之間、兩國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深植于新中國成立后處理與鄰國關系的實踐中。這部書恰恰說明這個理念具有邊界居民生活交往的根基、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大同’觀念的根基。這種扎根于邊疆生活，再現20世紀80年代邊界實況的創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了客觀例證。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的孩子們有著強烈的國別意識、國家意識，從這一點上來看，本部作品對于評論界經常提到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戍邊作用發揮，體現得非常突出。”兒童文學以描寫心靈陽光為創作主旋律，文學戍邊以“愛心相切、真情無界”為主導意識。兩者巧妙的結合，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提供多點散射、多重頻道的現實空間。

有分量的文學作品，故事背后總是潛藏著歷史、哲學、風俗等多重文化元素。當時光進入21世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以快速發展，人們更加認識到了和平的重要性。我國不以武力相威脅的文化傳統，在國際交往中產生的認同感越來越高。文化戍邊、文學戍邊在創造和平國際環境與良好周邊關系上將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邊疆地區的文學創作將“文學戍邊”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這種觀點應得到廣大作家的重視并付之于實踐，這是社會主義新時代文學創作的重要任務，也是發揮文學作品影響力的路徑創新。李夢薇的《陽光無界》在這方面的探索和創作，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