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筆談】

粉碎“四人幫”的時候，舉國歡騰，大家感到又一次解放了。當時我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助教，以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就要開始了，中國歷史發展要出現重大轉變，就著重從政治上、理論上積極參與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我在學校、省里的大會上發言，也寫文章，批判“四人幫”。后來我就想，批判“四人幫”要抓住根本性的東西，以推動撥亂反正。

就在這個時候，具體來說就是1977年2月7日《學好文件抓住綱》發表，提出“兩個凡是”。問題變得復雜了。“兩個凡是”本質上是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我們的國家要么堅持“文革”的那一套，這意味著中國人的日子肯定過不好的；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重新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可以說，黨、國家、民族處于十字路口。我是一個黨員，還是一個理論工作者，要盡自己的力量，爭取第二種前途。大致是在1977年3月初，我找到了撥亂反正的關鍵，那就是批判“兩個凡是”。

如何批判和否定“兩個凡是”？在當時這個事還不好辦，直接沖上去是不行的。這就要講究策略。我想，既然“兩個凡是”是錯誤的，那么什么是正確的、科學的呢？雖然有“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說法，但是“破”并不等于“立”，“破”了也未必就能“立”。而沒有“立”，“破”也“破”不成。這就是說，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一個針鋒相對的科學論斷，讓人們眼前一亮，徹底否定“兩個凡是”。

剖析“兩個凡是”的本質，發現它是違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我找到兩條路徑，一是宣傳“實踐論”，一是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反復思考和研究，我選擇了后邊這個。因為“實踐論”這個題目太大了，內容廣泛，一篇文章容納不下，可能淹沒實踐標準，沖淡主題，磨掉文章的鋒芒。提出真理的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直接杠上了，針對性強，而且這個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無懈可擊。

大概是在1977年7月初，我確定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主題，來寫一篇文章。我重讀馬克思主義關于實踐標準的論述，還有《實踐論》。真理的實踐標準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任何理論是否正確，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作結論；二是實踐標準的辯證法，即實踐標準的相對性與絕對性、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篇文章的主要任務是否定“兩個凡是”，要集中火力，因而重點論述前一方面，對于后一方面點到為止就行了，以防止片面性。理論聯系實際也是一個重要原則，必須提一下，但不展開，一切都圍繞著文章的中心來寫，不能沖淡了主題。

為了讓這篇文章更有力度，更有針對性，我著重強調了這么幾層意思：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自覺運用實踐標準檢驗自己的理論，以證實、修正、發展自己理論的典范；二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就在于經過實踐的檢驗證明是正確的。在組織材料時，主要論點、論據都引用馬列著作的原文，完整、準確，這是當時寫文章的一個通行方法。

文章寫好后，在9月初寄給了光明日報理論部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同志。我們是在南京的一個會上認識的，他跟我約稿，并沒有出題目，我就把這篇文章寄給他了。后來這篇文章經過多位同志的反復修改、打磨，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胡耀邦同志審定后，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出，5月11日在《光明日報》頭版公開發表，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

這篇文章沒有多少理論上的創造，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高校的每個哲學教員都知道的。我不過是抓住了一種重要的時間節點，擔負起作為一個黨員、一個理論工作者的責任。我就是要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喊一嗓子”。

我今年86歲了，一直關注著國家大事。現在，我們國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決戰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祖國大地綠水青山。我感到很高興，希望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越來越有力量，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盛。

（作者：胡福明，本報記者蘇雁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