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日內瓦萬國宮，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舉行。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備受矚目。這是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與重要國際會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萬隆獨立大廈，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出席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揭開了亞非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時代篇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登上大國外交舞臺伊始，就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外交的鮮明特色和獨特品格，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的解決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次作為五大國之一亮相多邊外交舞臺

歷時近3個月的日內瓦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關系史上的重要一頁，也是新中國第一次作為五大國之一亮相多邊外交舞臺。周恩來總理在機場發表書面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抱著誠意來參加這個會議。”

“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著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國際輿論紛紛聚焦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外交代表團。

由于美國的阻撓，會議關于朝鮮問題的討論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言，在這一回合的較量中，中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證明“是在尋求用協商方式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

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時，也因各方分歧停滯不前。當年5月，奠邊府大捷；6月中旬，法國傾向于早日結束印支戰爭的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組閣。根據新情況，周恩來總理積極斡旋。6月23日，他在瑞士伯爾尼同孟戴斯—弗朗斯進行交談，成為解決問題的一個突破點。7月初到7月中旬，周恩來總理利用日內瓦會議的休會時間，分赴廣西柳州和莫斯科等地，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和蘇聯領導人會談。最終，周恩來總理在會議上提出的解決老撾和柬埔寨問題的方案，即“印度支那三國的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在適用同樣原則時，要照顧到三國的特殊情況”，受到大多數與會國的贊揚。7月21日，會議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復和平，成為印支三國人民爭取獨立過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日內瓦會議的成就證明：國際爭端是可以用和平協商的方法求得解決的。現在世界上贊成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人已經越來越多”。周恩來總理如是總結。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1954年4月29日，中印兩國政府簽訂《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協定的序言部分明確寫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出訪印度和緬甸，在同兩國簽署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都寫入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強調這些原則也適用于同亞洲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

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迅即引起巨大的國際反響。世界著名外交學者羅納德·基思認為，無論是在會議談判之中，還是在談判之外，中國一直努力將國家之間關系納入“和平共處”的構想之中。

和西方大國接觸取得實質性成果

20世紀50年代，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還處于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封鎖孤立的狀態。但是，在日內瓦這個多邊外交大舞臺上，西方大國不得不面對他們在外交上還沒有承認的新中國。

對新中國而言，和西方大國進行面對面交流乃至交鋒，也取得了不少實質性進展。中法兩國總理的接觸，對達成解決印支問題的協議起了決定性作用；中英在會議期間確定互設代辦處，英國貿易代表團決定訪華；美國通過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轉達，要求同中國討論有關遣返兩國在對方的人員問題。

中國在斗爭的同時，對美方舉動作出積極回應。會議期間，雙方代表團就兩國僑民和留學生問題進行了多次接觸。會議結束后，兩國繼續在日內瓦進行領事級會談。一年后，又升格為大使級談判。持續達10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級談判就是從這里開始的，為日后的中美恢復邦交談判埋下了伏筆。

在冷戰的背景下，中國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同法、英、美等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接觸，實質上沖破了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封鎖和禁運，打開了同西方國家擴大接觸的局面，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華盛頓郵報》當時發表的社論認為，美中兩國在日內瓦會談“具有頭等重大意義”。

“求同存異”引導亞非合作行穩致遠

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市中心的亞非大街將城市分為南北兩部分。路邊一座乳白色的三層建筑是亞非會議紀念博物館。1955年在這里舉行的亞非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行發起召開、討論與亞非國家相關重大問題的國際會議。

會議秘書長、印尼資深外交家魯斯蘭在《萬隆脈絡》一書中回憶，由于對中國缺乏了解，再加上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一些國家明確反對中國參會。會議第二天，與會代表中突然出現反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雜音。關鍵時刻，周恩來總理走上講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

發言中，周恩來總理向各國代表闡述了中國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言結束后，會場上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時任印尼總統蘇加諾說，“心里的大石頭總算落了地”。

“（周恩來總理在會議）幾乎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亞非會議上發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共產黨中國登上了歷史舞臺”。全程報道萬隆會議的美國記者鮑大可如是感慨。

據會議工作人員、蘇加諾私人助理司徒眉生回憶，在會議短暫的休息時間里，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抓住機會與各國代表交流，參加各種會見，推動會議達成共識。會議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涵蓋了與會各方在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等多個方面達成的共識。公報中提出了載入史冊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是亞非國家對國際關系準則的重要貢獻。

如今，以29個與會國家和地區的文字刻寫而成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玻璃匾在會議紀念博物館展廳中高高懸掛。印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尤素夫·瓦南迪認為，“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吸納進‘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貢獻。”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60多年過去，中國始終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積極倡導者和堅定實踐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載入中國憲法，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這五項原則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接受，成為規范國際關系的重要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