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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的文學批評》一書中，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英語系教授文森特·B.里奇就“批判性閱讀”問題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幾種閱讀方式，諸如“快樂閱讀”“非批判性閱讀”“文本細讀”等等。作者認為，“應該鼓勵快樂閱讀，與此同時，將多層面的批判連同細讀也包括在內。提倡和教授快樂閱讀意味著糾正人們對這種閱讀的錯誤認識，即這是一種不需要思考、非常簡單、沒有價值的閱讀方法。其實恰恰相反。研究表明，個人的‘輕松閱讀’使用了一套非常復雜的闡釋規則。”

快樂閱讀

談到快樂閱讀，不得不提及兩個著名的民族志研究，它們闡明了支撐休閑閱讀的復雜系統，這個系統包括闡釋公約、批評立場和制度矩陣。這兩個研究尤其要提到珍妮斯·拉德威對傳奇小說讀者的研究，以及亨利·詹金斯對抱團緊密的電視粉絲群的研究。盡管人們對于快樂閱讀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是這種閱讀絕不是簡單閑散、不加批判的，事實上恰恰相反。

然而，批評家們，尤其是專業學者,常常將快樂閱讀歸到欣賞性閱讀、主觀性閱讀以及非批判性反應的范圍中。促使他們這樣進行分類的，是一種有啟迪意義的兩級對立體系和一種情感結構。

閱讀的極

批判的/非批判的

學術的/大眾的

客觀的/主觀的

懷疑的/信任的

專業的/業余的

深層/表層

慢速/快速

沉重的/輕松的

費力的/愉悅的

縝密的/印象式的

不帶情感的/興趣盎然的

教誨的/娛樂的

精細的/粗糙的

博學的/天真的

根據傳統的學術觀點，快樂閱讀是一種非批判、輕松、天真、印象式的主觀閱讀法。它的明顯特點是快速推進、粗放、娛樂性和業余性。嚴肅閱讀則與之相反，它是具有批判性、精細縝密、客觀緩慢、帶有懷疑精神的深度閱讀。它與任務和啟迪相連，與休閑和娛樂無關。長期以來，學術禁忌巧妙地將輕松、非批判性的快樂閱讀與博學審慎的批判性閱讀隔離開來。兩者永遠不能共存。

這一標準的描述包含了刻板印象、稻草人謬誤（strawmen fallacy)：指在論辯中有意歪曲論敵的立場以便更容易地攻擊之，或回避論敵較強的論證而攻擊其較弱的論證。——譯者注）以及諸如“幼稚”“輕松”這樣意蘊深厚的詞匯。這套引發一連串對立的價值標準，表面上看是衍生于啟蒙時代的古典語文學、官方的圣經闡釋學，尤其是在大學和專業興起過程中得到鞏固的現代文學批評。但是，當代后現代閱讀法有效地瓦解了這些存在已久的對立。下面讓我用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即拉德威的《閱讀浪漫小說》（Reading the Romance）。 

《閱讀浪漫小說》

珍妮斯·拉德威研究了42名閱讀浪漫小說的中下階層婦女，她們居住在美國中西部的某個郊區，一家書店和一本通訊把她們聯系在一起。拉德威對這個閱讀群體的細致描述，顛覆了批判性閱讀和非批判性閱讀的標準兩分法。她詳細描述了這些讀者的閱讀方式：她們閱讀得很快，常常直接跳到書的最后，不在意風格，忽視批評距離，認同人物角色（尤其是女主角），對情節關注最多。她們喜歡詳細解釋男主角的行為動機。她們擁有一致的評判標準：男主角不能有暴力，女主角不能柔弱，不能出現淫穢內容，不能有不圓滿或不確定的結局。她們是群如饑似渴的讀者，偶爾會反復閱讀中意的作品，尤其是在情緒低落的時候。對于這群異性戀讀者來說，浪漫小說具有補償意義，在一個要么工作太多，要么沒有工作的世界中，它演示了理想的伴侶關系，與現實生活中伴侶往往心不在焉的情況相反。雖然這只是一個愛好閱讀的局部闡釋群體，一群欣賞流行文學的快速閱讀者，但是她們也十分專注，沉浸在當代浪漫小說的傳統之中，知曉那套復雜通用的情感和社會標準。她們并不只是關注審美和表面細節的非批判性讀者。

幾十年來，學術性的文化研究得到傳播，已經給予流行文化及其愛好者充分的尊重，承認不同的闡釋群體具有其復雜性。但是，談到浪漫小說和其他類型的“低俗文學”時，學者們仍然先入為主地將它們視作膚淺、主觀、不精細、帶偏好的文本，認為這些都屬于非批判性敘事。因此，讓我們繼續推進快樂閱讀，但是不要帶有輕蔑。

反對批判

如今越來越多的批評家對學術性批評閱讀，尤其是批判，感到不滿，這促使他們發表一系列的文章，呼吁尋找其他閱讀方式。首當其沖的就是蘇珊·桑塔格，她的著名觀點是反對闡釋，主張依賴感覺和非功利性的即時性閱讀反應。她構想的閱讀模型始于原初的儀式活動和神奇體驗，繼而是意識負擔。在此過程中，所有的批判都被棄之門外。這是一種純粹形式下的現象學。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維克在職業生涯后期極力推崇修補性閱讀（reparative reading），反對所謂的偏執性閱讀（paranoid reading）。她修正了保羅·利科的著名論述并抱怨道，許多當代的閱讀行為都帶有懷疑闡釋學的成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精神分析學、尼采式的譜系學、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在現象學、美學和新批評形式主義中，她發現了修補性閱讀所包含的希望、愉悅和偶然性，而相比之下，上述所謂的“霸權”偏執型的學術閱讀模式，體現的則是所謂焦慮的犬儒主義、對痛苦的回避和非神秘決定論。在這里，快樂閱讀、文學鑒賞以及文本細讀明確地取代了意識形態批判和文化批判。批判的魅力勝過清醒的認識。解脫近在咫尺。

在新世紀，越來越多的批評家，比如塞吉維克，對批判感到不滿，提議尋找新的閱讀方式。馬克·埃德蒙森提倡暫停“讀書”，他在這里的意思是：不要用例如馬克思、弗洛伊德或福柯的專業術語去套文學文本，希望學生和批評家直接接觸并且敏銳感知作者的人生觀，了解他認為應該如何生活、要做些什么。之后才是闡釋和批評。對文本抱有欣賞的態度，懷有存在主義的開放性心態，都是值得贊賞的目標。但是，這里存在對閱讀任務排序和優先權的篡改，引領人們向往舊時的簡單樸素。在閱讀的過程中，批評和闡釋并不只是簡單地服務于個人反應，也不應該是這樣。

另一個替代方案是芮塔·菲爾斯基提出的新現象學。菲爾斯基發現了批判距離、批評冷靜和批評懷疑帶來的問題，并認為這些是當代大學文學批評專業的特征。她突出強調了個人情感的介入，將普通閱讀和學術閱讀區分開來，而這就回答了“為什么文本重要”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批判需要輔之以寬宏，悲觀需要輔之以希望，否定美學需要輔之以對藝術的持續思考，思考其交際、表達和揭示世界的方方面面。”這一段話表露出“非此即彼”的思路，令人印象深刻卻站不住腳，顯然選擇“同時/而且”更有意義。在這里機械地列舉二元對立讓人感到震驚，也沒有任何說服力。盡管如此，菲爾斯基還是委婉地呼吁保持平衡，這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仍然堅持要進行批評。

邁克爾·沃納認同“非批判性閱讀”，認為學術界的批判性閱讀過于專業、陳舊。“批判性閱讀是歷史上的另類人所進行的虛偽的勞動。”據說，批判性閱讀強調現代開明讀者的個性，看重批判距離、抽身而退、抵制否認。此外，沃納還指出，它把學習、隱私和做筆記作為前提，外加編了頁碼的著作，與今天頁面連續滾動的互聯網完全不同。沃納所說的非批判性讀者（尤其是他文學課堂上的大學本科生）突破了學術性的條條框框。他們認同人物角色，尊重作者，尋找內容信息，快速閱讀，隨著情節時而放聲大笑，時而悲傷哭泣。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類型的批判性閱讀都會顯得故弄玄虛、陳舊過時，已經瀕臨窮途末路。沃納的問題是他對他的學生讀者們采用的細讀和批判性閱讀方式沒有認可，也沒有加以檢驗。他假定學生們都是單純幼稚的，完全不會接觸批判性懷疑，不會抵制。在我看來，他把非批判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對立起來，走回到程式化的老路。沃納嚴厲地將專業程度較高的批判性閱讀描繪成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亞文化、一種自私自利的苦行，是非批判性閱讀的死對頭，但他恰好運用了自己所抱怨的批判性閱讀的方法和技巧，這真是諷刺。

這里簡單介紹了非批判性閱讀的幾種模式，其典型特征就是疏于思考，分量太輕，只懂民族志似的習俗分析和快樂閱讀實踐。它們提供的描述過于夸張，缺少平衡，遠離批判，學生的智力被幼稚化了。

細讀

近來，“細讀”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我看來卻是空洞無力的。為什么呢？首先，這種閱讀法有眾多各不相同的模式。在沒有確指的情況下，“回歸細讀”這句口號在我看來既沒有經過檢驗，又缺乏任何誠意。如果你想知道我指的細讀模式是什么，我簡單地羅列出以下六種眾所周知的不同案例作為回答：克林斯·布魯克斯在《精致的甕》（The Well Wrought Urn）中體現的形式主義[例如，他在第一章中談論約翰·多恩的“宣布成圣”]；馬丁·海德格爾在《語言》一文中[這篇論文談論格奧爾格·特拉克爾的詩《冬夜》]提出的本體論現象學；埃里希·奧爾巴赫在《摹仿論》（Mimesis）第一章“奧德修斯的傷疤”中談論的語文學，這一章對比了《荷馬史詩》和《舊約》；羅曼·雅各布森和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著名的結構主義代表作《夏爾·波德萊爾的〈貓〉》；雅克·德里達在《論柏拉圖的藥房》中展示的解構主義；羅蘭·巴特在《S/Z》[該作品詳細分析了巴爾扎克的小說《薩拉辛》（Sarrasine）]中提出的后結構主義符號學。我不再進一步羅列更多細致且不同的細讀模式，其實這反倒很簡單，我想仔細研究一下克林斯·布魯克斯形式主義細讀風格的主要程式和前提——這種風格長期以來都是北美大學批判性閱讀的標準。這與拉德威傳奇小說讀者之間形成鮮明對比，頗有意義。

這里是形式主義細讀的十條關鍵規則，來自克林斯·布魯克斯提出的新批評模式。

1. 選一篇簡短的經典文學文本，最好是首抒情詩。

2. 堅持客觀性，避免個人的情緒反應。

3. 排除歷史探究，主張文體和審美分析。

4. 多次進行回顧性閱讀。

5. 預先假定文本是錯綜復雜、緊湊統一的。

6. 暫時放下不協調和沖突，追求整體的統一。

7. 展現矛盾、諷刺和含混，以解決各種不和諧。

8. 將文本視作不帶個人色彩的劇本，是制作精良、具有獨立審美性的物體。

9. 聚焦于意象模式、隱喻語言和文學性，不要，堅決不要將重點放在心理、道德、社會或是政治經濟上。

10. 努力成為這樣的理想的讀者。

有了這些標準，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大多數的新批評家可能會認為約翰·多恩是比沃爾特·惠特曼更出色的詩人。但是，我不想老調重彈這一冷戰早期非常有影響的唯美主義閱讀形態，也不想再深談其相對優勢和劣勢。我也無意抨擊布魯克斯。這個程序手冊以及這些評價標準讓我感興趣，是因為它們與拉德威的傳奇小說讀者所認同的批評原則截然不同。傳奇小說讀者可以完全不贊同里面的任何一條批評前提，而新批評形式主義者也可以不遵從早前為傳奇小說讀者確定的十條規則。我本可以在這里繼續對之前提到的諸多細讀模式做個對比，探討它們之間的差別、重疊的部分以及偏好。但是我不打算這樣做。我的目的不僅是要質疑與批判性閱讀和非批判性閱讀差異相關的標準價值體系，還要指出含糊地要求“回歸細讀”所體現的學術偏執以及誠意缺失。關于這種學術偏執還有很多可以談論。

當代許多對于細讀的鼓吹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戰爭期間首次提出的，在新世紀不斷升溫，在我看來，鼓吹這些要么是為了恢復偉大的文學文本典范，要么是為了消除理論的“勝利”，要么就是為了讓我們這些學者遠離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或者三者兼而有之。此外，有些吁求是反學術的，有些反知識分子，還有一些則是蓄意張揚貌似先鋒。在新、舊細讀運動的背后，隱藏有一系列的愿望和詛咒。這里舉幾個例子來闡明我的觀點。首先是希望恢復普通讀者的這個愿望，在我看來，普通讀者是個迷人卻神秘的角色。其次是渴望回歸早前的審美分析和評價，這些分析和評價常常伴有詛咒，詛咒的對象是當代身份政治、意識形態批判以及病毒式傳播的流行文化。正在進行的去審美化改革，想要將文學轉變為一種傳媒商品，剝奪其光輝，使它和娛樂生產、娛樂分配、娛樂消費的商業循環糾纏在一起，人們對這一改革存在著普遍的不滿和抵制。企業大學中對研究產出率的需求越來越高，人們對此感到既矛盾又沮喪。據說，理論、文化研究和批判之所以能夠成功，其背后正是這種“要么發表，要么滅亡”的要求，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相互競爭的闡釋群體會迅速增多。我需要重申，“細讀”這個口號承載了許多學術偏執。想要理解它，需要考慮環境和動機，而這些都帶有價值取向，并且存在爭議，常常晦澀難懂，這一點并不出人意料。我做出的所有評論都不是為了否認細讀的價值，實際上，我強烈支持細讀，并且在我自己的教學與研究中也會加以實踐。

《21世紀的文學批評》， [美]文森特·B.里奇/著，朱剛 洪麗娜 葛飛云/譯，南京大學出版社·折射集2021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