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貞吉稿本《滬上銷夏錄》

盡管古城貞吉在滬期間交往較多的都是《時務報》相關之人，但奇怪的是，在《銷夏錄》中，古城對《時務報》諸人卻幾無著墨。不過，對于一些與《時務報》關系不大而又相交甚歡的中國文人，古城還是作了一番描述，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是文廷式與吳樵二人。

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中，有一批由日本財團法人永青文庫所寄存的、名為“坦堂文庫”的藏書，所收大部分為中國古代典籍。書的主人是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古城貞吉（1866—1949），坦堂是他的號。古城自幼熟習漢學，是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所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被公認為是第一部敘述全備的中國文學通史（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而他在上海《時務報》“東文報譯”欄目擔任譯者期間，翻譯引進大量日語詞匯，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為我們熟悉并使用。

筆者曾有幸前往斯道文庫訪學，故能時時翻閱“坦堂文庫”藏書，并閱讀到古城的手稿《滬上銷夏錄》和諸多親筆題跋，其中不乏與中國相關者，很多并未被此前的研究者提及。這些材料中所記載的，大多是古城閱讀中國典籍、行走中國城市、結交中國文人的所見所感，因而略作梳理如下，或能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近代中日文人的一些交往與歷史。

中國之行的次數(shù)與時間

根據(jù)日人所編《古城貞吉先生年譜》記載（見宇野精一主持的座談會紀要《「先學を語る」古城貞吉先生》附錄），古城貞吉曾先后三次前往中國游學。不過根據(jù)筆者所掌握的材料并結合已有研究來看，事實上，古城來華的次數(shù)可能多至五次，具體如下：

第一次（1896.7—1898初）：以《時務報》日文翻譯之身份赴上海，期間曾返回日本。據(jù)杜軼文《古城貞吉と中國文學史について》考訂，在《中國文學史》完稿之際亦即1896年7月初，古城就應汪康年之聘，前往上海擔任《時務報》日文翻譯。又據(jù)沈國威《關于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錄〉》考訂，至少在1896年末至1897年1月間，古城曾短暫返回日本，為《時務報》館購入各種書籍、報紙、雜志，并于1897年2月前后再次回到上海。而其最終離開上海回國，則是在1898年初。此后古城即以郵寄譯稿的方式繼續(xù)擔任《時務報》翻譯，直至1899年初《時務報》（時已改名為《昌言報》）停刊。

第二次（1899.6—1900.11前）：以“日報社”記者身份赴北京。據(jù)杜軼文考訂，古城大約在1899年5月出發(fā)，6月抵達北京；又于次年6月至8月間遭遇“北京籠城”事件。至于古城返回日本的時間，年譜及相關研究者均云在1901年某日，事實上則可能更早一些。“坦堂文庫”所藏《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有古城題識，作“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一月在東京又讀，坦公自記”；又《竹葉亭雜記》八卷中也有古城題識，作“辛丑（1901）二月于東京又撿讀”。據(jù)此可知，古城在1900年11月至1901年2月均在東京，這說明他在11月之前就已經回到了日本。

第三次（1907，短期）：地點不詳。

第四次（1911.8）：杭州、蘇州、南京一帶。關于此次中國之行，似未見其他文獻提及，惟于“坦堂文庫”諸書題跋中多次涉及。

第五次（1929，不滿一年）：地點不詳。

以上是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可以考得的古城中國之行的次數(shù)和時間，其中第三次、第五次除了年譜有記載外，暫時并未找到其他相關佐證。古城在題識中不太習慣標注確切年份，但對地點卻時時加以提及。從這一點來看，年譜所載之兩次中國之行在諸多題識中竟絲毫未見提及，實在是比較奇怪的。考慮到這部年譜的多處記載已被杜軼文、沈國威等人證實有誤，因此這兩次中國之行的記載，很可能也是有問題的。

在上海的社交生活

在上述五次中國之行中，逗留時間較長、受到關注較多、活動內容也相對較為明晰的，顯然是前兩次上海、北京之行。特別是上海之行，因與 《時務報》有關，更是備受關注。而記載其上海之行的重要文獻，除了《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中收錄的古城致汪康年的十六通信函外，還有一部稿本筆記《滬上銷夏錄》（以下簡稱《銷夏錄》）。

《銷夏錄》作于1897年夏，這已經是古城至滬第二年。沈國威注意到其中多次提到與人“筆談如山”，認為古城當時的中文口語并不流利，只能采取“筆談”的交流方式；再加上《銷夏錄》中透露出來的一些其他信息，認為古城在上海的生活可能是孤獨而寂寞的。不過在其他一些材料中，我們或可看到其上海生活的另一種表現(xiàn)。在 “坦堂文庫”中有一部《藤陰雜記》，系《時務報》發(fā)起者之一吳德潚所贈。此書卷六末有古城識語云：

曾淹留滬上，筆硯涉日，四方通刺者日踵步。吳筱村德潚（按：原文作清，誤）為令山陰，贈此書為先容，當時披閱數(shù)章，遂不通讀也。今茲小住銀臺，日夕多工夫，展讀一過記此。三月初三日坦堂外史。

結合《汪康年師友書札》中收吳德潚致汪康年函數(shù)十通，可知古城在滬的交際生活確實頗為繁忙，且這種交際也絕不限于“筆硯”，還有不少實際應酬。

這一點還可通過當時另一位日人山本憲的中國游記《燕山楚水紀游》（山本憲關系資料研究會編《変法派の書簡と「燕山楚水紀遊」——「山本憲関係資料」の世界》，汲古書院，2017）作印證。山本憲游歷中國是在1897年9月至12月間，而逗留上海則主要集中在10月下旬及11月中下旬間。其在游記《燕山楚水紀游》中詳細記錄了與滬上諸人交往的情況，今將其中與古城相關者鉤稽如下（括號內俱為原注）：

10月23日：去訪古城子（貞吉）。古城子為《時務報》館所聘，譯本邦新報。

10月30日：晴。辰上牌，舟達滬。晚，古城子邀飲于聚豐園。會者梁子（原注：啟超，字卓如，一字任父，新會縣人，為《時務報》主筆。將赴長沙中西學堂聘。年未壯，文名甚高）、祝子（秉綱，字心淵，江蘇元和人）、戴子（兆悌）、汪子（貽年）、李子（一琴）、汪子（頌谷）也。樓宇壯大，劃房九十云。鄰房有拇戰(zhàn)者，有歌舞者，妓歌清遠，與樂器叵辨，不似本邦妓歌，與樂器背馳。亥牌辭歸館。

11月15日：下午訪那部子，又訪古城子。

11月18日：夜，汪、羅二子招飲泥城橋，會者王子（惕齋）、孫子（淦，字實甫，現(xiàn)在大阪）、嵇子（侃，字慕陶）、古城子、藤田子及予也。

11月20日：上午抵《時務報》館，與汪子（頌德）、古城子相見。”

11月24日：至《時務報》館，與汪子（名大鈞，字仲虞，浙江錢塘人，美國駐留欽差參贊，穰卿之弟）、曾子（名廣鈞，字重伯，湖南湘鄉(xiāng)人，文正公之孫，在翰林）、田子（名其田，字自蕓，新拔貢生）、古城子相見。”

11月25日：古城子來……此夜葉子招飲于東棋盤街新泰和酒館，會者汪子（穰卿）、曾子（重伯）、汪子（仲虞）、汪子（鐘林，字甘卿，蘇州吳縣人。舉人，現(xiàn)為蒙學會總理）、古城子及予也。

11月26日：晴，風，比前日稍暖。予將以明日發(fā)滬歸阪……訪小田切領事、汪、羅、古城、河本、那部諸子告別。

11月27日：午天抵碼頭，乘薩摩丸。小田切領事、山本技師、河本、那部、古城、山本、荒井、新井勝弘、宮阪、甲斐諸子及莊二送至船。

盡管上述記載都是從山本憲的角度著眼，但也不難看出古城在滬所參與的社交活動不少，且主要都與《時務報》有關，如汪康年、梁啟超、祝秉綱、汪貽年等人，包括此前的吳德潚也是一樣。值得一提的是，山本憲抵滬后參與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宴會（即10月30日），還是由古城做東邀請的。而此次會面，竟成為梁啟超與山本憲后來交往的一個重要開端（可參見呂順長《日本新進發(fā)現(xiàn)梁啟超書札考注》），從而在中日文人交流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滬上銷夏錄》中記載的兩位中國文人

盡管古城貞吉在滬期間交往較多的都是《時務報》相關之人，但奇怪的是，在《銷夏錄》中，古城對《時務報》諸人卻幾無著墨。沈國威因書中記載日本公使矢野龍溪遣人送報酬與古城一事，猜測這可能與古城“負有某種使命”有關。竊以為，古城《銷夏錄》不詳載《時務報》諸同仁，除了此書性質本就偏重于記錄個人感受外，很可能也是因為古城生性謹慎，不愿隨意談論當時共事之人，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麻煩。不過，對于一些與《時務報》關系不大而又相交甚歡的中國文人，古城還是作了一番描述，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是文廷式與吳樵二人。

古城貞吉與文廷式只有一面之交，時在1896年6、7月間，當時古城剛來上海。《銷夏錄》曾記此事云：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歸故山，途出滬上，余相見于酒間，筆談如山。贈以所撰《文學史》，廷式有詩云：“滄海橫流剩此身，頭銜私喜署天民。豈知零落棲遲地，忽遇嵚崎磊砢人。定論文章千古在，放懷世界一花新。停云自此長相憶，何處桃源欲問秦。”其人磊砢不與時合，頗有不可一世之氣，故姑及此。

這里提到的《文學史》，正是古城在到訪中國之前剛剛完稿的《中國文學史》。惟此書當時尚未正式出版，因此所贈可能是謄抄或復制之本。盡管文中最后一句 “姑及此”顯得有些輕描淡寫，但事實上這是古城在中國期間唯一提到過的一次贈書之舉。顯然，初抵上海的古城貞吉與文廷式一見如故，所謂“筆談如山”，想必是交流了不少對中國文學的看法，故最終慨然以《中國文學史》相贈。

不過，文氏將此詩收入別集中時，題作《日本古城貞吉字坦堂，相遇滬上，贈余以所撰〈中國文學史〉，索詩，別后卻寄》（見陸有富點校《文廷式詩詞集·知過軒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無論是“贈”還是“索”，似乎都表明古城在此番交流中顯得較為主動。此外，從詩作內容看，文氏似更偏重于敘寫結交之事、遭際之情，對此書則只是一筆帶過，且所謂“千古在”、“一花新”云云，看似評價很高，卻并無實質內容。考慮到古城《中國文學史》一書系以日語寫就，而文廷式顯然無法閱讀此書，故只能籠統(tǒng)贊譽之。不過古城卻并不這樣認為，他不僅鄭重其事地將文氏之詩收錄在《中國文學史》修訂本卷首，同時還在“再版例言”中云：“溢美之詞實不敢當，而深情厚誼無以永記，故錄之。”惟此書再版后不久，文廷式即于1904年去世，二人之情誼也無法再續(xù)。

至于吳樵，則是此前所及吳德潚之子。吳德潚以贈書的方式與古城結交，且所贈為備記人文掌故的筆記《藤陰雜記》，也算得宜。古城對此當頗有好感，故特意在書中作長跋記之。而后結識吳樵，可能也與其父有關。關于古城與吳樵之間的往來，《銷夏錄》中曾作記載云：

吳鐵樵，四川人，錢塘縣知吳德潚（按：原文作“瀟”，誤）之子也。相見滬上，歡然如舊知，筆談至夜分而猶未厭。既分手之后數(shù)旬，書至，有“臨岐執(zhí)手，至今黯然”之句。又數(shù)旬矣，鐵樵訃音至。噫吁！人生無常，臨岐執(zhí)手，于今益黯然。鐵樵邃于算學，人品醇正，洵可惜哉。

文中稱 “筆談至夜分而猶未厭”，則相比文廷式似有過之而無不及。關于這位吳樵，譚嗣同曾作《吳鐵樵傳》概述其生平性情。根據(jù)傳記可知，吳樵去世的時間是農歷光緒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公歷5月22日，逆推“數(shù)旬”，則其與古城“相見滬上”的時間應該是在1897年的4月中下旬。吳樵生前不僅知識淵博，行事果斷，而且重情重義，確實是一位值得交往的“人品醇正”之士。且與之初交時，譚嗣同稱“片言即合，有若夙契”，古城先生則云 “歡然如舊知”，這恐怕并不單純是因為人品，而更多來自思想觀念上的契合。事實上，吳德潚、吳樵父子曾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一起，共同參與維新變法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先驅。古城與之相契，亦足見其對當時維新變法運動的支持態(tài)度。

吳樵去世時年僅三十二歲，古城與其恰好同歲，這恐怕也是古城為之扼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數(shù)年之后的1900年夏，吳德潚及全家四十余口人在衢州西安知縣任上，被作亂拳民悉數(shù)戕害（參見林紓《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潚全家被難事》）。古城在多年后題跋《藤陰雜記》時，并沒有提及此事，因此我們也無法確定他是否曾經獲知此消息。如果當時知道，即便沒有留下文字，想必也會非常感慨吧。（本文所用書影承蒙斯道文庫批準使用，特此致謝）

（作者為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