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歷史上曾被稱為“南洋”的東南亞地區，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曾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抵達地，也是近代以來華僑支援中國反帝反殖斗爭的海外后援地。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華僑華人，無論經歷怎樣的歷史風雨與現實困境，總是頑強地維系著中華文化的歷史承傳，并在發展沿革中塑造出兼容民族性與跨文化性的特質。在世界視野中考察中華文化的存在狀態與延展變遷，東南亞地區是一個無法繞開的重要扭結點。

學界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認知，從資料的發現與開掘，到研究空間和理論方法的不斷拓展，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成果；然而，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歷史的文化場域，東南亞華文文學依然展現出誘人的魅力，吸引著研究者不斷地進行探索和思考。可以說，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已然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的重鎮之一。而在眾多研究者中，“75后”的金進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扎實的史料梳理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作為年輕學者，金進是勤奮并充滿活力的。年輕使他充滿銳氣，而勤奮治學和對理論問題的敏銳感知，又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史的厚重感和話語的前衛色彩。他師從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攻讀博士學位，讀博期間，受時為復旦大學長江學者的王德威教授學術影響，2007年博士畢業后，又曾在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國臺灣東華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10年，多次在美國哈佛東亞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訪學，直至2016年回到祖國，轉益多師是汝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的學術道路令人羨慕。他的理論素養和文學情懷在《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這部專著中得到鮮明的呈現。他以華語文學“整體觀”的視野，考察世界范圍內華語文學與文化的傳承轉化問題；在“冷戰”歷史背景下梳理東南亞地區華語文學傳承中華文化的譜系線索，并對史書美、王德威等研究者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內涵、理論變遷及局限進行評析。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研究，學界以往討論比較多的話題是“國族認同”、“文化身份”和“本土意識”的糾葛等問題，這些已經被充分意識到的歷史因素成為金進展開思考的基礎，他嘗試在切近歷史真實的過程中發現更多未曾被揭示的“真相”，而“冷戰”作為一種歷史事實和一種影響了世界格局的“思維意識”，成為他思考“認同困惑”與文學的跨域旅行之間關系的切入點，并由此將一些隱而不彰的歷史細節呈現出來。

《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中比較系統地討論了“冷戰”背景下“南來文人”“南下影人”對新馬文化藝術的影響問題，勾勒了世界范疇內中華文化“復合互滲”的特征和歷史軌跡。對“冷戰”作為一種時代性因素在文化藝術與文學傳播中的影響的評析，體現出著者文史并重的嚴謹治學態度，以史料的挖掘、整合與鋪陳，梳理跨區域、跨時代、跨文化的華語文學創作歷程，在文學與史實的對話中，形成極具包容性的個人史觀。論著采取以“史”鑒“文”的研究方式，在文本、文人、期刊、社團等主體中辨析歷史的痕跡，并在史料、史實的佐證下實現文學場域的復蘇與回溯。其寫作的策略，概略體現出如下特點：一是側重于在歷史的呼應下，尋找文本的生成機制。著者以回望歷史的姿態，開始對新馬華文文學以及臺港地區華文文學創作的解讀。在梳理新馬華文創作轉變的過程中，始終暗含著一條精神路徑，即是與歷史演進軌跡相伴生的族裔認同，這條文學史脈絡以典型歷史事件為節點，以豐沛厚重的歷史資料填充著文本誕生的緣起與文本價值的外延。于是，馬來亞本土抗日活動史料成為族裔認同敘事的素材來源，南洋華僑對美國、日本的抵制運動成為20世紀初海外民族情緒的載體，“冷戰”格局的開啟實為新馬華文創作題材調整的催化劑……著者對史料的詳盡掌握、審慎選擇，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留下了真切可靠的歷史側寫。二是借助文人的跨域流動，鋪展群體的遷移史與民族的精神史。論著在對漢素音（韓素音）、溫瑞安等“文人”的個體生命體驗、創作經驗加以考辨時，由“史”出發的文學批評理念，使著者大膽拓展個案研究的文學范疇。如對漢素音文學精神的呈現，并不局限于作品的解讀，而是從筆名的演變意義、個人傳記所傳遞的身份認同等個體經驗史切入，進而以漢素音為原點，延伸出復雜的海外交流人際網絡，以其在政、商、學三界的聲望，奠定漢素音文化身份的特殊性，為論述其左派傾向的具體表征營造出厚實的歷史氛圍感。三是關注“冷戰”格局下東南亞文學期刊的歷史生態。如果說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作為方法論的“歷史”和作為敘事動力的“歷史”由來已久，那么“冷戰”正是著者為觀照臺港地區及東南亞華文文學創作，尋找到的絕佳歷史背景，這一世界時刻下的中國維度，在東南亞文學期刊中映射出種族與國家的話語沖突，凝結成輻射至今的歷史爆發力。

相比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本土的資料整理工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在資料的搜集、發掘方面有更多的困難，史料散佚、資源匱乏時常成為研究發展的瓶頸所在。因此，掌握第一手資料，并在史料意識、史識建構等方面加以摸索，就成為確立研究者學術品質的關鍵因素。《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展示了豐富的新馬華文文學歷史資料，著者用詳盡而豐富的史料，帶來“冷戰”時期臺港及東南亞地區華文創作歷史語境的復蘇，并以文學研究實踐對“華語語系”概念重新進行解讀與建構，回應了前些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中堪稱熱點的“華語語系”爭鳴現象。由史書美提出，經王德威重新闡發和糾偏的“華語語系”闡述，近些年來在海內外學界引發了不少爭論，爭議雖然是由文化研究引發，但研究者思維方式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影響卻值得反思。金進選擇從對“冷戰”思維慣性的思考入手，深入揭示不同國家地區研究者文化觀念的差異。正如其在論著“序言”中所強調的：“我們重審華語語系的理論源頭和批評方法，最大的意義就是我們學習和理解另外一種觀看中國文學的方式，它可能不是一種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理論，但絕對是一種片面而深刻的批評方式。”他在研究中不依賴單純的理論推演，而能借助對文學史料的發掘鋪陳，再現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創作實況與歷史真實，并由此辨析“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粗糲訛誤，取其“中國/周邊”、“普通話/各種華語”等多元視角作為華文文學整體觀的補充。其對“華語語系”概念的重新闡釋，體現出中華文化內置的包容性，又于紛繁復雜的文學場域中，提煉出臺港及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與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的互動關系。例如在考察早期馬華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時，論著打通馬華文學左翼思潮與中國左翼文學的密切聯系，中國近現代民族思潮隨著知識分子的流動和信息的溝通，對馬華社會產生沖擊，觸發了文學的激變，在域外彼時相對自由的環境下，形成關于文學、社會、哲學問題的熱烈討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同根同源的異域回應。而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地區對中國現代文學、古代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實現了華語創作的又一次共鳴。著者以典型案例細化著概念的內涵，也彰顯了自身廣闊開放的學術視野。

在《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中，史料與文本、理論交織在一起，使得中國文化的跨域互動呈現得脈絡清晰而又富有層次，在宏大敘事和作家個案的結合中，史料一定程度上彌補著文本內部研究的乏力，成為文化詩學的重要元素。

此外，論著的另一個突出特征是“問題域的跨界生長”。著者在重建歷史維度的探索中，既有對不同主體史料的借鑒與對照，也著意通過跨界創造新的問題域。其中，《冷戰文化、青春書寫與影像表現》《光影中的冷戰——以1950、60年代星港兩地電影互動為研究對象》《冷戰文化、南下影人與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華人歷史、國族認同與官方意識形態的合謀》等篇章，側重從影像與文本之間的裂隙出發，闡述中華文化傳播與影視創作的關系，研究視域的拓展，跨界的思索與發現，為研究者考察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的域外傳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信息。論著一方面關注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電影、電視劇作品對華文文學的影視改編，另一方面關注“冷戰”意識的滲透在不同主體間的差異化選擇。影視改編過程對現代文學經典的尊重或偏移，同樣隱喻出歷史意圖的多樣性，以及“文化中國”情結的日漸生成。與之相應的，是著者發覺了不同作家劇本創作心態的差異，張愛玲對編劇身份的認同，對編寫演員的認知，使得文學創作中的蒼涼風格過渡為劇本創作中的通俗言情面貌，與郭寶崑的左翼現實主義追求對比鮮明。而著者在選擇劇作者入史時一視同仁，堅持以史料驗證歷史、解讀文藝的研究路徑，力爭對“冷戰”格局影響下的華語文藝界做出中肯、客觀的復原與評價。不同于單純由藝術敘事出發的影視改編研究，《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中的影視改編議題，仍舊是著者探尋歷史的通道，甚至是著者著意發掘的史料本身，在探尋歷史縫隙的同時也成為現當代史料學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悉心收集的電影海報、細致整理的電影信息圖表，均從歷史的邊緣一躍而成為時代標識，標識出影像敘事意圖背后的話語權爭奪。

“冷戰”作為人類政治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曾經影響世界格局幾十年，其對文化、政治、經濟等的影響堪稱巨大，不過，研究者對政治、經濟的討論很多，而對于文化的影響則長期被忽略了。盡管“冷戰”已于20世紀90年代初宣告結束，但其思維慣性、精神留痕依稀可見于海外華文文學創作中，《冷戰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對“冷戰”作為時代性因素在文化、文學發展中留下的印記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次以史為鑒的文學史梳理，一次冷靜自持的回望，一次為了走出“冷戰”意識的必要認知過程。王德威評價說：“作者梳理史料，細讀文本、辯證個案，思考政治、教育、倫理與心理因緣，筆鋒所至，道盡一個時代花果飄零下的惶惑，以及靈根自植的寄托——文學與世變的多重關系因此有了新的表征。”誠然如此，探討文學與世變的復雜關系，不僅寄托著研究者的歷史情懷，更具有現實的文化建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