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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突破和發展: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研究范式建構及其創新
    來源:《當代文壇》 | 李瑛  2021年04月29日08:49

    摘 要

    作為一個全新的文學研究對象,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創作呈現出特殊的問題意識和方法意識,展現了一種新的文學研究范式:跨境與文學。重新思考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的概念與定義,多維度更新母語作品文本內部審美要素,不僅把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書寫作為審美領域文學藝術整體加以觀照,同時強化其多重價值與作用,展示文學本體與文學功能之間有機聯系,參照文學內部的靜態文本性與外部諸因素互動形態,包括人物、情節、思想、風物、邊疆、跨境、流動等本體歷史文化語境、現實狀況、跨國界的“地方性知識”等諸多要素,超越時空,與分布居住于異國他鄉的同源民族對話生命美學,探索他們的生活實相、審美心理和精神狀態,思考新的視角,建構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間接地對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研究進行新的觀察與補充。

    關鍵詞

    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范式

     

    1970年代初,美國學者庫恩提出“范式”概念,主要指的是,在進一步探索某個研究領域過程中,能夠提供有關共同理論框架或規則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具體操作性。之后,“范式”在多個學科之中使用,文學領域也移植了這一概念,隨著西方文藝理論進入中國,“范式理論”深深地影響著當代中國文學學界的觀念創新與理論拓展,并成為源自西方卻具有中國文學方法論特色、通行當今學術界的一個術語,尤其是針對新的文學現象,可探索其獨到的認知視域和解析路徑。

    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起步于1950年代,崛起于1980年代,繁榮于2000年,是一個全新的文學研究對象,目前擁有5個民族、8種方言文字的母語創作,其歷史與共和國同齡,至今走過70年獨特歷程,匯成邊地獨特的文學“云南現象”,在中華文學體系的多層次建構中,是邊疆文學、地域文學、族群文學、民族文學、國家文學、當代文學等眾多內涵外延相互交叉、相互區別、相互混合的領域中的一員,需要在中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格局中確認自己的定位,找準自己的方向。它與漢民族書寫、少數民族漢語書寫以及同源民族作家跨國界書寫等并行共生、比肩存在,是中國多民族文學體系中重要的一員,也是推動中國多民族文學共同發展的重要原創動力之一。

    作為一個從邊緣走向世界的新的書寫現象,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創作相關研究才剛剛開始,包括理論探索、文本批評、作家評價、美學表現、傳播影響等等,尤其是不同國度同源民族母語創作實踐,突破了通常民族文學本土地域性特點,投射出多元復雜的價值判斷系統,因此,對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進行研究,除建立在一般文學研究、民族文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基礎上,還須呈現特殊的問題意識和方法意識,考量歸納、建構新的文學研究范式:跨境與文學。重新思考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的概念與定義,多維度更新母語作品文本內部審美要素,不僅把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書寫作為審美領域文學藝術整體加以觀照,同時強化其多重價值與作用,展示文學本體與文學功能之間有機聯系,參照文學內部的靜態文本性與外部諸因素互動形態,包括人物、情節、思想、風物、邊疆、跨境、流動等本體歷史文化語境、現實狀況、跨國界的“地方性知識”等諸多要素,超越時空,與分布居住于異國他鄉的同源民族對話生命美學,探索他們的生活實相、審美心理和精神狀態,思考新的視角,建構自身研究范式,直接或間接地對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研究進行新的觀察與補充。

    一 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傳統定義的突破及新的范式建構

    嚴格意義上傳統的“母語文學創作”,只包括母語原創作品,但是,如果沿襲這一傳統定義,僅僅以“母語原創”去理解母語文學,已經難以適應和不能滿足當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在新的形勢下,需要拓展母語文學理論域問題框架。其原因,一是少數民族文學舊有的自我循環模式已經被打破,并不斷融入當代跨境、跨國、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世界格局之中;二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道路上,母語是一個重要的領域,其具體構成包括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漢民族語言文字,其精神構成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顯現,多元語言文字之間交流與溝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是翻譯;三是創作實踐使然。在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中,有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并非母語首創,而是漢語首創,然后再翻譯為本民族文字,典型代表如德宏傣族作家朱寬柔短篇小說《依罕美》,先為漢語創作,后使用德宏傣文翻譯,再刊載于德宏傣文刊物《勇罕》,漢語創作譯為德宏傣文的經歷猶如一段美麗的母語回歸之旅,不僅充實了傣族母語文學的內容,也豐富了母語作家的創作形態,更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文字的互譯,直接體現出中華民族凝聚力另一種獨特認同方式——母語文化審美,這猶如春雨一般潤物無聲,潛藏著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因此,從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文學創作實踐出發,對“母語文學創作”進行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新界定,普遍性即指母語原創作品,特殊性即把母語創作拓展至“翻譯”,特指“民漢翻譯”,包括“母語原創作品漢語翻譯”和“民族作家漢語作品母語翻譯”,契合和證明了母語創作新的廣義定義具有多元范式特點,拓展有效,新意突顯。

    一方面,從文學本體角度去考察,母語創作本體的內涵與外延,除“母語原創”文本的審美性、形象性、語言風格等要素以外,直譯、意譯、歸化等翻譯領域的現象和技巧也成為母語文學創作本體一個特殊的部分,形成多視角母語文學創作本體研究的擴容,推動母語創作文本形態多樣化發展;

    另一方面,母語文學創作翻譯研究范式創新實踐表明,通過翻譯,即把母語作品翻譯成漢文,能夠極大地激發母語創作所潛藏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為打破過去單一的母語傳播,民漢雙語文本同時得到分享和傳播,從而使母語文學獲得更廣闊的閱讀空間。人類文化學把翻譯視為理解其他文化的一種基本方法,翻譯作用是維護文化多樣性、達成認知共通性,拓展始源語內容的傳播空間,把人類的知情意溝通起來,文化交流,其橋梁作用可使文化天塹變為通關大道。語言、文化、翻譯三者緊密聯系,不可分割。文化交流自古就有,但是如果沒有翻譯就會處于困境。少數民族母語由于受眾比較狹窄,急迫需要漢譯,民漢文本雙向交流過程中,能為跨境民族母語文學提供一個發掘多元樣貌及價值評判的視角,尤其是翻譯作為一條打造社會和諧之路,是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方法,如同一個美妙的窗口,彰顯的是中華文明多元性、整體性及其原生形態性的寬闊視野。

    民漢雙語文本強有力地推動母語原創作品的傳播與影響,作品漢譯本進入大眾視野,其美學意義與社會意義都將比原生母語文字存在的形態要得到更多的關注和審視,透過其藝術性,社會意識和社會作用獲得大眾分享,因此,母語創作一方面延伸到本民族的閱讀根脈中,但另一方面,因民族文字受眾較少而又變成當代閱讀被壓縮的空間,翻譯正好成為民漢互動統一的橋梁,形象地說,翻譯是母語原創文學一雙美麗的的翅膀,帶著母語原創飛向更高更遠的文學天空。

    母語原創是母語文學的核心,翻譯是與原創同樣重要的精神高地,在語言文字的交流和傳播方面,基于中國文學國情,多民族語言文字與漢語言文字互譯,能夠使母語作品得到最廣泛的傳播效果,同理,擁有5個民族8種方言文字的云南跨境民族母語創作,其獨樹一幟的內容與風格,需要借助翻譯,推廣分享,進入更為廣闊的天地,走向未來,綻放更強影響力的光芒。母語原創及其漢譯是攜手保持文化多樣性重要方法之一,是民族認同和文明對話的獨特表現,母語原創與漢譯所組成的珍貴雙語文本共同體,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學基礎,是從母語文學領域探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道路,是確證中華文化存在力、發展力難以替代的重要元素。

    二 文學史、邊疆史相結合的評價維度

    跨境民族橫跨中國與不同國家區域,其母語創作紛繁復雜、多姿多彩。有別于其他創作現象最大的不同點,跨境民族母語創作擁有一個特殊的背景:跨境性。跨境性帶來新的審美閱讀空間和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其中諸多文學規律、文學現象需要去發現、梳理與總結,首先需要使用文學史方法,觀察其發生背景、運動軌跡、發展歷程、性質特征、成就地位、價值意義,以及作家作品的特色與風格,等等。在觀察過程中,跨境的特殊性與邊疆性緊密關聯,跨境民族文學與邊疆文化治理是兩個不同領域對邊疆的觀察和反映。跨境民族是邊疆史研究的核心,邊疆史必須以跨境民族為重要對象,從這個角度看,跨境民族文學和國家邊疆治理兩者為不同學科領域,共同面對一個研究對象卻幾乎是同一個,邊疆史體系中的很多問題提供給跨境民族母語創作反觀自身多重價值的研究視野,而跨境民族母語創作作為人文精神力量,是邊疆史研究中關于歷史發展、邊疆安全、穩定、和諧、國家認同、民族團結等議題的一個佐證。

    比如,德宏傣族作家郗保常有一部中篇小說《勐煥風云》,這是一篇反映德宏以傣族為主體,聯合各民族抗擊日寇的小說,其中蘊藏著邊疆人民,具體說是芒市傣族人民的抗戰事跡,作家在序言中說,有一些事件為他本人親身經歷,因此,既是文學的想象與描寫,又是新的邊疆歷史材料,非常珍貴。

    再比如,評判跨境民族歌手詩人建國初社會主義重大政治題材表現問題,需要結合邊疆與文學史,通過時代性、地域性以及創作主體的思想性,才可知其珍貴。一段時間以來,曾對于建國初期頌歌式的政治性題材寫作有所爭議,認為空洞直白庸俗,然而,這個文學形式卻正是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多維創作視野第一個亮點體現,這是第一代母語作家從邊疆走向中心的一條從未有過的路徑,他們吐露的不僅只是對新時代生活的幸福心聲,最為重要的是,發出了國家認同的最強音,它突破了詩人本民族傳統文學所規定的主題束縛,以飛翔的姿態,在母語文學的天空開創新的創作領域。在舊時代,傣族歌手只能有兩個寫作核心:以佛祖(帕召)為主,圍繞天神、國王和王后唱頌歌,內容僅限于講述“佛祖普渡人類的業績和帕拉西幫助人間擺脫災難的事”。解放以后,一批新型知識分子以及年輕歌手,站到了時代的最前沿,謳歌文明進步的新生活,贊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等,雖然直觀,但一改往昔的文學面貌,最為可貴的就是,推出表現時代文明演進而出現的“新英雄”人物,成為向邊境少數民族百姓進行國家大事、黨的政策以及多方面宣傳的重要渠道,不僅是新社會的見證,也是邊疆少數民族文學文化大發展的見證,是值得肯定并載入史冊的驕傲。

    三 藝術創新兼顧傳統的分析維度

    首先,原汁原味繼承傳統。由于使用母語創作,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本身就是最強大的傳統形式,因而,5個民族8種方言文字的創作,受到本民族原生形式的影響極大。比如,在修辭方面,各民族都有只屬于自己的諺語、比喻、夸張等修辭,如漢族諺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而景頗族人說的是“有錢能使鬼舂米”,只是兩個字的差別,卻顯示出景頗族作為山地民族,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被“舂米”這個簡單但是獨具民族特色的詞語,一下子就帶到了讀者面前。凡是居住山地民族,沒有碾米機,每天舂米是一個必須的工作。這確實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諺語,閃爍著鮮活的、靈動的生命力。

    再如,德宏傣族作家岳小保在其傣文長篇小說《帕英法》中,通過記寫刀安仁創作《游歷記》的情形,展現傣族傳統的詩歌程式的印跡,小說里是這樣描寫刀安仁寫作的情形和內容:

    刀安仁拿出他的《游歷記》寫道:“翠綠的柳葉啊(歌頭襯詞),有時心里悲傷難過到想放聲哭泣,我們已經在這無邊無際的大海上漂流多日,轉眼熱季就要來臨了,不知該如何傾訴,我們遠離了喧囂的塵世,困在這船里已有多時,我心沉痛(歌頭襯詞,抒發心中的沉痛),不知何時才能迎接和平之日,返回我最思念的家鄉。寧靜的月光斜照著寂靜的海面,放眼望去只見茫茫的大海,心中又涌現出思鄉的念頭,不知不覺已進入了熱季,我們從去年跨越省份,遠離家鄉,如今已到了五月份,卻仍行駛在海中,沒有到達目的地。濃香的花兒呀(歌頭襯詞),從去年臘月月末背井離鄉,為何都幾個月了,我們還是沒有到達呢?美麗的花兒呀(歌頭襯詞),在海上漂游了幾個月,如今終于來到了橫濱。到了橫濱我們見到了火車,火車站人山人海,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大伙第一次看見火車竟能承載成千上萬人,又驚奇又激動。”

    上述刀安仁記寫的語言中,“翠綠的柳葉啊”“我心沉痛”“濃香的花兒呀”“美麗的花兒呀”等,全都是歌頭或襯詞,這既是傣族民歌最常見的詩歌形式,也是很多民族民歌中的特色。

    襯詞在具體使用過程中,根據不同的內容和歌體而定。有的歌體襯詞放在前面;有的歌體襯詞放在后面;有的歌體歌頭歌尾都有襯詞,有的襯詞沒有實際意義,有的襯詞則能起到起、承、轉收的作用,除此以外,還可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上述刀安仁使用的襯詞就具有表達不同情感的作用。通過岳小保的記述,可見傣族民歌形式對作家創作具有極大的影響。

    其次,關注新形式創新的理念與實踐,即寫當代故事,卻用民族傳統敘事的手法,而又融合新的結構,現代性的介入使得文本新意倍出。哥布創作的哈尼文長詩《神圣的村莊》,就是敘述視角與結構融合的新典范。這部哈尼族書面文學首部敘事長詩,獨特的敘事結構特點是,站在現實,重返祖靈之地,敘述視角多變,安排多個敘述人,自由地不斷穿梭在不同的時空,閃回或者閃出,頗有哈尼畢摩講古的神韻,從而充滿荒誕、魔幻的風格。

    第三,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傳統的源頭不只是本民族文學這一個傳統,而且還具有其他民族的文學傳統形式。如岳小保創作的德宏傣文長篇小說《帕英法》,就直接借鑒漢民族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創新成為傣文章回體小說,獲得極大成功,影響頗大。由此,跨境民族母語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交融和藝術創新的空間。

    四 文學比較與比較文學的雙重比較視野

    從文學的比較到比較文學的發展,兩者形成相互關聯而又各自獨立的交叉關系,帶來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綜合性特征。具體更體現為自身特色所帶來的屬于自己擁有的研究和比較方法,即雙重比較現象。

    首先,全球化推動文學研究國際化,因此,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的研究需要置于世界文學中進行考察,拓展視野。比較文學學科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文學研究,但最重要的是,原則上為不同國家的文學創作的比較,才符合比較文學嚴格意義上的研究范圍。

    針對所有跨境民族母語文學而言,處于一個雙重比較的境遇,首先,雖為同一民族,但是分布于不同國度,可以劃入比較文學學科的研究范圍之中,但是,畢竟是同一民族,依然還是不太合乎標準,因此,對于跨境民族文學不同國度作家的創作,一方面,可參考比較文學方法,如平行研究法、影響研究法等,另一方面,也適用于以普遍文學比較的理念進行把握和研究。

    境內外作家母語創比較視角是多元的,如語言風格的比較、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等等;比如,女性形象比較,目前,緬甸景頗族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眾多,特色是她們受基督教文化影響很大,性格特征是不同方式的隱忍,通過宗教救贖,相比于境內母語作家的女性形象,境內作家賦予筆下女性更多的是抗爭和走向獨立。

    再有,家園意識與身份認同書寫比較也是一個必然的比較維度。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創作是從興衰沉浮的跨境命運和現實生活中,一步步構建起來的文學形態,家園意識和身份認同成為創作內容上的一個表達重點,在文化多元中守望故土和民族的根脈,不過,具體的作品中具有表達上審美差異和態度上的模糊不一。客觀而論,境內母語作家的家園意識和文化認同明確,境外作家則具有較為隱性、較為深入的認同抒寫,當然,也有徘徊和模糊的情況,因而,需要從形象、語言、意象等文學構成要素中仔細甄別,從外部表層進入精神內核加以把握。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境內外母語作品常常在充滿情感的眷念中,滲出憂傷,在親人的關懷中,揮灑淚水,在困苦時,吟誦詩句,不因為身處不同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而拋棄家園和民族的信念,在國際大背景下,尊重歷史與現實,凝聚民族精神文化,沒有宏大敘事,但有細致的情感以及歷史與美學深沉的力量,從大地的根上發出聲音,凸現強烈的民族意識,生動闡釋了社會和諧包容發展的人類共同命題。

    遠隔千山萬水,卻用各自的母語、相互間不同的語言、跨越國界講述著人類最本真的故事與情感,既散發著不畏犧牲的氣魄,也充滿著溫婉親切的鄉里民情,從世間萬象匯聚家園意識:自然環境、風俗習慣、禮儀節日、鄉土風情、婚喪嫁娶、禁忌規則、刀耕火種、狩獵漁業、農牧生產等,那些表面看似很簡單,比如植物、樹木和季節,實際上卻隱藏著“物”與“心”雙重語境的追求:中國多民族、以及由多民族共同組成的中華民族文化大系統,對故鄉的贊美和美好的心靈,一草一木,一枝一葉,血脈相融,氣韻同在。中國人情感表達的一種方式,如同南北朝詩人江總詩云:“心遂白云逝,形隨北雁來”,唐代孟浩然詩云“曠野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李商隱詩云“故鄉云水池,歸夢不宜秋”,這樣的意識,東南亞各國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的作家們,也有同樣的認知,在2016年湄公河文學頒獎典禮上,高棉作家協會會員切穆諾發言:“一個國家各種不同的文化匯聚一起才創造了文化的多樣性,這是文學靈魂創作不可或缺的,”越南作家陳登科用詩意境很美的語言總結到:“共飲一江水,需要一顆心”。

    五 價值和意義

    常規穩定系統下的范式通常因時代、思維、對象、范圍的突破而可能被刷新,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創作研究范式的建構與實踐,更新了母語作品文本內部審美要素,強調母語創作體系的開放性,人類母語有重要而獨特的使命擔當,母語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直接而重要的代表,其鮮明的實踐品格獲得了深遠的人文蘊藉,當代云南跨境民族母語文學秉持著特有的原創精神和人文內涵,對邊疆和諧文化建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感染力。在中國“一帶一路”邊疆發展戰略中,無論是打造經濟走廊、旅游開發、生態保護,還是保護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維護民族團結與世界和平,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創作所起到的審美、交流、接受、傳播及影響有更為巨大的作用,母語文學創作猶如邊疆地區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擔負著邊疆和諧文化建設的重任,豐富和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文學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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