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胡適敘述新文學發生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算起，“中國新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述數量并不少，但是，“嚴格的學科意義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1949年之后才建立。盡管1949年之前已經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學教育，也誕生了為數可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但是主要還是講授者（如朱自清）、著作者的個人選擇，體系化的完整的知識格局和教育格局尚不完整” （李怡：《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的“民國文學”概念——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而且這些大多完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史還無法貫穿整個抗戰和抗戰文學的歷史。1940年代，有兩部文學史涉及了抗戰文學的敘述，分別是任訪秋1944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藍海1947年出版的《中國抗戰文藝史》，但相對來說，這兩部文學史并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它們所蘊含的抗戰觀和文學史觀，學界鮮有人論及。

任訪秋1941年任教于河南大學，開設“中國現代文學及習作”課程，《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他上課的講稿為基礎而出版，遺憾的是只出版了上卷本。盡管這只是一部并不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盡管其主要敘述的同樣是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文學，但該書整體框架、時段分期以及章節編排，涉及了抗戰和抗戰文學。任著把新文學劃分為5個時期，即“初期試作的時代（1917—1920）”“自然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時代（1921—1925）”“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時代（1926—1931）”“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時代（1932—1937）”“抗戰文藝的時代（1937—1943）”。很顯然，作者編著此書時抗戰尚未結束，只能到1943年為止，值得注意的是，任著特別強調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像“五卅”“九一八”“七七事變”之于文學的影響，并以此為文學史的分期點，而這些事件都和中日沖突，都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相關。尤其是“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之間，任著單獨劃分出一個時段，并以“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與民族主義時代”來涵括，因為涉及這一部分具體內容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并未出版，所以我們無從得知民族主義時代的“寫實主義”與“新寫實主義”更加明確的所指。不過，根據這部文學史已有部分對國共兩黨政治與文藝關系的有意回避，我們至少可以斷定，“民族主義的時代”并非后來諸多文學史中所批判的“右翼”的民族主義文藝思潮。有研究者這樣定位任訪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作者站在民族的、抗戰的立場，在提到當時已墮落為漢奸的周作人時，便用了‘周□□’，表示他不齒于人”（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正因為作者基于民族和抗戰的立場，盡管作者使用民族主義時代而非抗戰文藝來敘述“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之間的文學，盡管作者也把“七七事變”視為抗戰文藝的起點，但無疑在迄今為止所編撰的文學史中，任著對“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文學版圖最為重視，定位也更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1947年藍海出版了《中國抗戰文藝史》，這是新文學史編撰中的第一部斷代史，也是其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惟一的一部抗戰文學史。作者只是在緒論和第一章簡單陳述了“九一八”與“一二八”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這部以抗戰為主旨的文學史，主要敘述的還是“七七事變”算起的抗戰期間的文學。因為急就章的緣故，內容不免有些粗疏；因為資料的匱乏，很多的文藝史實都有不少缺漏；因為戰爭的阻隔，一些地區像延安和淪陷區的文學基本沒有涉及。但藍著的價值在于展現了當時人心目中的抗戰文學觀，像“由前線主義到地方文藝的興起”“活報與街頭劇”“街頭詩與朗誦詩”“速寫與特寫”“講演文學與小說朗讀”“報告的產生”等等諸如此類的章節標題，在其他文學史中恐怕很難見到。僅從這些章節標題和文學類別來看，很顯然，抗戰時期“文學”和我們后來文學史書寫的“抗戰文學”有著很大的區別。因此，《中國抗戰文藝史》的價值不在于其保留或列舉了多少文學史實，而在于它傳達了抗戰歷史現場中大家對文學的理解和定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式起步。新的學科，新的教程，新的文學史編纂，也水到渠成，且迫在眉睫。1951年7月，由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署名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下文簡稱《大綱》）正式公布。《大綱》“緒論”部分，明確規定了新文學發展階段的劃分，“一、五四前后——新文學的倡導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二、新文學的擴展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三、‘左聯’成立前后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五、由‘座談會講話’到‘全國文代會’（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毫無疑問，這樣的章節目錄，這樣的分期和體例編排，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關新文化的論述基本吻合，也凸顯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文簡稱《講話》）的重要性。

《大綱》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書寫，產生了深遠影響，《大綱》所設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成為諸多文學史教程和現代文學研究的指導方針。就在教育部組織制定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同時，《大綱》編寫者之一的王瑤，完成了《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兩冊的編纂。這是第一部貫穿新文學30余年的文學史著作，也是一部對后來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新文學史著作，和《大綱》基本一致，王瑤同樣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為指導，把1949年之前的文學劃分為4個階段。不過，王瑤的文學史很快就因“不夠革命”而受到諸多批判，此后的文學史“急遽政治化”，像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第一次鮮明地以中國革命史為綱，把新文學史作為革命史的一個部分來寫”（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

毫無疑問，從《〈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開始，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再到高度政治化的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包括其后的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及始于1960年代由唐弢領銜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等，這些文學史都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為理論指導，都以“左聯”十年的革命文學，以及之后的解放區文學為主線，而抗戰文學為了凸顯《講話》的重要性又被截分為兩個階段。這些文學史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抗戰和抗戰史觀之于中國現代文學敘述的影響，而且抗戰和抗戰文學也被編碼到“解放區文學”和《講話》意義的闡述之中。

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史開啟新一輪的編史熱，并最終形成了頗為壯觀的重寫文學史浪潮，直至今日，重寫文學史的構想（反思）和實踐仍在繼續。眾所周知，重寫文學史的大旗當屬錢理群和黃子平、陳平原積極倡導的“20世紀中國文學”，而錢理群等人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下文簡稱《三十年》）則是重寫文學史的開創性成果。“把《三十年》和王瑤、唐弢先生的現代文學史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現代文學’這一概念的含義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具有編寫者個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現代文學史理念的時期變遷。”（洪子誠：《〈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現代文學”》）的確，不論是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的提出，還是《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編撰，都體現了文學評判從政治標準向文學標準的轉變，文學史書寫從革命史觀到現代性史觀的轉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錢理群也承認說：“《三十年》一書就因為我的關系，而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有了某種聯系”（錢理群：《矛盾與困惑的寫作》）。作為深受20世紀文學觀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其編排體系和分期同樣直接用時間概念來區隔，如第一編為“第一個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第二編為“第二個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三編為“第三個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這三個十年的劃分，僅僅只是時間意義的觀照，回避了以往文學史有關政治和革命意義的標識，和20世紀中國文學對整體時間意義的強調一樣，“時間”概念背后都被賦予了一系列的現代性指向，有關這一點，學界已有不少論述（李怡：《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

盡管《三十年》試圖構建新的現代性史觀，尤其是一些具體章節因為基于審美性、現代性的評判，和之前文學史相比有很大突破，但從整體的闡述框架上，從分期的時間點上，《三十年》與之前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為指導的諸多文學史，區別并不明顯。自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開始，事實上暗含了新文學（現代文學）30年的時段區分，尤其是前兩個十年的劃分，《三十年》和之前文學史的時間起止點完全一致。《三十年》最大的突破在于第三個十年的整體敘述，過去的文學史都特別強調《講話》的意義，并以此作為重要的文學時段分割點。例如王瑤曾專門解釋他的文學史分期依據，“我們不以抗戰八年為一期，而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分期的界線，因為這講話太重要了；解決了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許多問題，使文學運動和作家的實踐都有了一個明確方向”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毫無疑問《三十年》不再因強調《講話》而把最后一個十年的文學分為抗戰前期和后期，這體現了《三十年》對文學性的重視，對文學從屬政治的淡化。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三十年》有關現代文學三個十年的敘述和分期，同樣是以重大政治事件為依據，同樣以1928年的革命思潮和1937年的“七七事變”來區隔不同的文學時期。總的闡述框架上，《三十年》以重大政治事件支配文學史的敘述，與其所努力建構的文學性和現代性敘述范式，形成了不小的反差。這也是《三十年》出來后，有學者們所評價的那樣，“在新的文學史觀及其研究方法與傳統的史的框架之間”（趙京華：《共同謀求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整體突破》）。

如果說，《三十年》尚“帶著明顯的歷史過渡色彩”（ 趙京華：《共同謀求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整體突破》），那么時至今日，重寫文學史已開展了近40年，早已越過了《三十年》編寫時的歷史過渡期，《三十年》也幾經修訂再版。回過頭來，我們再重新審視一系列文學史著述，不論是基于革命史觀的敘述范式，還是訴諸純文學性、現代性史觀的歷史表述，不管是強調革命政治的主導地位，還是回歸純文學的價值評判，以重大政治事件來引領文學史敘述，依然是大家共同的選擇。甚至彼此之間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的研究者和文學史編著者，他們在現代文學30年的劃分上，是出奇的一致。丁望在為《文學史話》寫的序言中，有關新文學的分期，第一階段“起步時期”，第二階段“豐收時期”，第三階段“戰爭文學時期”，這樣的劃分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指導下的文學史，和《三十年》完全一致。丁望也專門闡述道：“新文學總是與時局的變化和民族的福禍有很密切的關系，感時憂國的時代精神，貫穿了整個新文學的發展史——這是有異于外國現代文學的最大特色。” （丁望《〈文學史話〉序》） “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也是海外學者夏志清“專論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大特征”，收錄在他頗有影響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附錄中。雖然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各個版本中反復聲稱，“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但他的小說史同樣是以1928年和1937年這樣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來做文學史的分期點。同樣的例證還見于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司馬長風寫完有關30年代文學內容的中冊后，他在《跋》中表明自己的文學史編寫首要信條，“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鎖，干干凈凈以文學為基點寫的新文學史”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雖然他有關新文學“誕生期”“成長期”“收獲期”“凋零期”的提法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但1928年和1937年同樣是他文學史最為重要的分界點。

眾所周知，抗戰文學是現代文學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很顯然，我們姑且擱置有關“抗戰文學”更為內在的性質辨析，抗戰文學首先是以時段命名的概念，就像有學者所說，“抗戰文學就是抗戰時期的文學，猶如‘五四文學’是五四時期的文學一樣”（蘇光文《大后方文學論稿》）。顯然，近些年對于抗戰的起止時間有了新的共識。但是，1937年作為抗戰的起點，近些年來受到了史學界的一再質疑。不論是中國抗戰史學界，還是中日歷史學界，抑或是二戰史研究界，大家都把“九一八”事變視為日本大規模侵華和中國人民抗戰的起點， 共同認可中國人民的十四年抗戰。

十四年抗戰史觀意味著新的抗戰起始時間，也意味著抗戰文學時段要有相應的調整，這樣的調整無疑會給既往的文學史敘述帶來巨大沖擊。學者李怡對近些年現代文學研究進行了細致的評述，他總結道：“當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更傾向于將文學研究置于更大的歷史文化場景，在文學與社會歷史的廣泛對話中發掘各種‘文化意味’”（李怡：《文史對話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確，在文史對話不斷推動現代文學研究愈發深入愈發豐富的當下，面對歷史學界已然達成“十四年抗戰史觀”的共識，我們顯然不能無視之，因此，如何重敘抗戰文學的歷史，進而如何應對新的抗戰史觀帶給現代文學既有闡釋框架的沖擊，都是我們必須正視且亟需解決的重大命題。當然，這并非把史學界的十四年抗戰觀簡單移植到現代文學的歷史敘述中就萬事大吉，恰恰相反，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促使我們真正回到抗戰的歷史和抗戰文學的歷史，在文史對話中重新認知抗戰和抗戰文學。因為，過去我們對抗戰文學的發生，有關抗戰文學的內涵和外延的認識，太過模糊了，大家都認為抗戰文學不就隨著抗戰的爆發自然而然就產生了嗎，可是，抗戰爆發的時間點有了新的共識，抗戰文學還能“自然而然”地產生嗎？更重要的是，這不僅僅事關抗戰文學自身的命題，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勢必對現代文學闡述框架造成巨大沖擊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