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在劉醒龍的創作序列中極為重要，獲獎固然帶來了聲譽，但更關鍵的，則是它以近乎標本式的意義，顯現出作者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的普遍性特征，即對時代情感的深度回應、對文化價值的繼承弘揚和對敘事藝術的孜孜以求。盡管這些從《威風凜凜》《圣天門口》《蟠虺》和《黃岡秘卷》等作品中皆有體現，但表達最充分和最全面，也最能體現作者寫作風格的，仍然是《天行者》。《天行者》首次出版于2009年，而與其主題有關聯的中篇小說《鳳凰琴》則創作于1992年，中間隔了17年，這中間橫跨了徹底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歷史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寫完《鳳凰琴》之后，而且在民辦教師問題得到解決后的近10年間，作者始終未能放下這群“在20世紀后半葉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天行者》扉頁語）。這一情結彌散為充盈在《天行者》中的飽滿情感，不僅為以余校長、孫四海、鄧有米、張英才、胡校長、萬站長、明愛芬等為代表的民辦教師形象貫注進血脈和靈魂，也使小說歷久彌新，現在讀來仍然令人感動不已，彰顯出作品的無限生命力。

對時代生活的精準把握

《天行者》以民辦教師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為表現對象，以國家出臺政策集中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最后幾年作為敘事時間。如今回望歷史，小說實際上完成了一個十分重大而又具體的任務，即以審美敘事的方式為民辦教師塑像和立傳，建構并確認了這一對中國社會當代進程做出重要貢獻的英雄群體的功勛，使之被社會和歷史銘記。

這樣說是否有高估民辦教師的作用之嫌？其實完全沒有。從政策上講，民辦教師問題在“九五”計劃收官時已得到基本解決，但他們對中國的影響至今仍在而且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將繼續：當今舉凡30歲以上的農村識字人口和考入大中專學校跳出“農門”的人，皆有民辦教師的教育之功，經他們啟蒙培養的鄉村學子仍然在各行各業中為社會貢獻著才華。受到當時經濟發展條件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民辦教師普遍面臨工作任務重、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等困難；但他們憑著職業責任感和道德良心，長期堅守在農村的教學崗位上，幾乎每個人的從教經歷都有著難以掩藏的辛酸。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民辦教師人數最多時有近500萬，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又牽連起每一個鄉村家庭（那時農村人口還是中國的主體），而這一制度存續時間又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因此，民辦教師問題不是一個短時段的現象，也絕不僅關涉這個群體本身，而是與中國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全國性、民族性問題。

小說體現出作者對現實生活和社會矛盾的高度把握。文本中的敘事時間是改革開放逐步深化、市場經濟得以確立的時代，經濟收入極微薄的民辦教師這一職業驟然成為社會情緒的風口，小說正是由此獲得了進行敘事的動力。《天行者》中的界嶺地處深山，生活閉塞，村民觀念落后陳舊，發展文化教育迫在眉睫。然而，界嶺小學不僅辦學條件差，老師們的工資也常常被村里拖欠，幾乎每一個民辦教師的生活都一貧如洗；鄧有米偷砍紅豆杉、孫四海種茯苓，胡校長替別人挑木炭、舞獅子，鄉村知識分子僅有的一點尊嚴被現實擊碎。于是，轉公成為每一個民辦教師的夢想。鄧有米時時都在打聽有沒有轉公指標下來，癱瘓在床的明愛芬至死都在想著轉公的事。但是，他們的愿望卻一次次落空，當地方上的轉公政策來臨時，竟需要交一大筆錢購買之前的工齡，這給他們的精神和心靈造成了很大傷害。這些情節并非夸大，現實中廣大民辦教師的遭遇比小說中所寫還要更曲折艱辛。

作者將社會對民辦教師不可或缺的工作需要與他們得到的不公的待遇、卑微的地位和知識分子的自尊自愛纏繞成一張帶刺的密網，使他們無論堅守或逃離都會遍體鱗傷。圍繞他們的付出與獲得、生存與理想、道德與責任之間的矛盾，折射出轉型期的陣痛和潛藏的深層矛盾。小說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家對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的深切體驗與準確把握，第八屆茅獎頒獎詞中“精確地書寫復雜糾結的生活”之語，即是對此的肯定。

對精神形象的生動刻畫

對民辦教師生存境遇的書寫，呈現出批判現實的特征。在此基礎上，作者通過對人物形象的刻畫，寫出了清貧守志的民辦教師群體對教育事業、對學生們的無私大愛，以及潛藏在他們靈魂深處的溫暖、善良和悲憫；也替這群民間英雄們傾訴了久積于內心的苦悶與委屈，替他們完成了一場關于生命尊嚴與權益的申訴，最終以文學形象豎立起了一座精神豐碑。

盡管描寫了由人物群像構造出的復雜生活情態，但照原樣反映現實顯然不是作者的終極目標。小說在將生活現象聯結成敘事整體的過程中，始終有一種令人感動的氣脈在人物和事件之間流淌，這就是民辦教師們身上所表現出的職業情操、道德倫理和善良人性，這無疑是支撐小說以及作者試圖傳遞給讀者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構成了小說主題的基本面向。將人物的選擇與艱難的生活聯系起來，他們崇高的靈魂得以顯影，也使被社會忽視的民辦教師們有了足以吸引和感召他人的個人魅力。小說多次借萬站長等人之口說出“界嶺小學的毒”，這里的“毒”是什么？就是老師們身上的精神氣質和人性溫暖。凡是和他們交往過的人，都被深深感動和吸引，令人不忍也不能割舍，連帶著界嶺小學也成了一座“圣殿”。張英才要去教育學院讀書，在告別界嶺時，他的舅舅、鄉教育站的萬站長對他說的一番話就是對此的闡釋：“想說界嶺小學是一座會顯靈的大廟，又不太合適，可它總是讓人放心不下，隔一陣就想要去朝拜一番。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幾個人，是會讓你中毒和上癮的！”曾經在界嶺工作過的萬站長本人和張英才、藍飛，短暫支教的駱雪、夏雨，以及界嶺小學的學生葉碧秋等終生都深受影響。

萬站長不忘界嶺，固然牽涉與明愛芬的個人情感因素；張英才初上界嶺即折服于此，他不僅向外界寫信揭示真實情況，還拂了舅舅的面子拒絕了別人夢寐以求的“轉公”指標，這似乎也與他初入社會仍然心懷理想有關。但歸根結底，是老師們對待事業的精神風范和人性光輝感動了他們，張英才填表時說得明白：“這表我不能填。應該給余校長他們！事情都是他們做的，我只不過寫了篇文章。”張英才是小說中的主角之一，是民辦教師生活的親歷者和觀察者，作者將其塑造成了一個有理想但四處碰壁，不斷失敗但恪守良知并獲得成長的鄉村知識分子形象。余校長軟弱，鄧有米仿佛是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孫四海則桀驁不馴，他們有著普通人的弱點，但是，在教師崗位上他們卻體現出不凡的道德和人格，成為那個時代里的精神標高。

由于要照顧家庭生活，民辦教師往往只能在本村教學，“他們是土生土長的，總是將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不僅像做父母那樣照顧學生們的日常生活，每逢周末還要翻山越嶺分頭將孩子們送回家中，而且越是刮風下雨越要奔波往返。他們也得維系與村干部的關系，以獲得工資待遇、修建校舍等的支持；而余校長在城里小學“偷藝”的過程更讓人對他們在專業上的追求肅然起敬。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深明大義，同時又深具善良悲憫之心，比如面對一個心心念念的轉公指標，他們一致同意給臥病在床的明愛芬等等。

通過對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寫，作者還使人物的性格形象更加豐滿。孫四海與王小蘭、余校長與藍小梅等的愛情和萬站長與明愛芬的復雜情感等，被寓寄在一曲笛聲、一雙皮鞋、一首愛情詩和一把鳳凰琴里，借助意象，小說錨定了人物行動與意義之間的聯系，不僅為形象注入了血肉和靈魂，也使主題再度得到升華。

對文化價值的繼承弘揚

對民辦教師群體的藝術塑造，直接反映出作者對鄉村文化的關注和憂慮。小說另一個潛在的主題向度，就是對以傳統道義和人文精神為主的文化價值的堅守和弘揚。

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世紀，學校成為農村惟一的知識“集散地”。以民辦教師為主體的教師群體承擔著在農村傳播文化知識、啟蒙教育農民的使命。但是，與前期對政治、后來對經濟的熱情相比，鄉村管理者對教育、教師忽視，鄉村面臨被現代知識和文化“拋棄”的危機。界嶺小學的老師們受到村長余志的欺壓，除了拖欠工資、校舍被暴雨中滾落的巨石砸塌后余校長和砌匠們自掏腰包墊付修繕費用等之外，余實甚至闖進課堂毆打正在上課的藍飛……在“權力”面前，民辦教師是徹頭徹尾“手無縛雞之力”的弱者，但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他們還愛學生如子，忠實履行著傳授知識、啟迪民智的使命，令人感慨又感動。另一方面，則是農民對知識的渴望和對老師們的尊重。家長們外出打工返鄉，第一件事就是來學校門口，既是來接自己長久未見的孩子，更重要的是給老師們送禮物，他們無條件的信任和淳樸的情感或許才是余校長他們能夠堅持下去的根本原因。

沒有正面出現的“老村長”這個思想開明、重視文化的形象，是小說中鄉村文化傳統的代言人。他的墓碑時時成為見證正義、鼓勵老師、校正村民思想的重要力量，也是作者在敘事中用來制衡余志的符號性角色。他在世時力排眾議建起了界嶺小學，從此為山村開通了一扇通往文明世界的大門。作者借葉碧秋的砌匠父親之口陳述了老村長的觀念：“爛泥巴搭個灶，最多只能用十年八載。老師教學生認識的每一個字，都能受用世世代代。”老村長甚至逼迫自己的“苕”女兒認字。張英才到界嶺后還常常見到她背誦課文；當她得知女兒要去城里當保姆，起先哭個不停，后來竟然也說出了“讀書好！不讀書就不許吃飯！”這樣的話。作為知識分子，民辦教師與鄉村政治也有著復雜關系，小說中最終讓孫四海取代余志成為新村長即暗示了，在與鄉村權力的斗爭中，文化和知識將立于不敗之地，這與老村長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具有反思意識的民辦教師和以老村長為代表的鄉村文化傳統同“村閥”余志之間的纏斗，體現出作者敘事中的民間立場。

當然，《天行者》對文化價值的傳承主要體現在民辦教師對教育事業、對內心的理想和信念，也即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上，這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的深邃內涵，也是每個時代都需要的主流價值觀。在由《鳳凰琴》改編的同名電影中，小學校里升國旗的儀式打動過無數觀眾；作為《天行者》中同樣反復出現的精彩場景，余校長拉繩、孫四海用笛子吹奏國歌，簡單、神圣而又莊重的升旗儀式則是昭示主題的重要標志。在國旗的映照下，我們看到了民辦教師群體的赤膽忠心和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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