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學由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不獨是文體形式的置換與嬗變，亦顯示出文學思潮、觀念的深刻變革，這既得益于19、20世紀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也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與更新密切相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現代中國，國外鼓動的革新仍必須作為‘傳統內的變化’而出現。因為即使與傳統最驚人的決裂，仍然是在繼承下來的中國方式和環境的日常連續統一體中發生的。”在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越文化區域內，于“五四”前后曾崛起魯迅領銜的新文學作家群體，率先表現出文學觀念的更新和新文學意識的覺醒，顯出中國文學新舊轉換中“傳統內變化”的深刻影響力，就是一個范例。本文從文學思潮更新視角，探討越地新文學作家由地域文化精神滋生的新文學創造精神，旨在從一個側面揭示越文化作為中國文學在近現代發生根本變革的一個重要“內源性”機制，它對于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一、文化底蘊：文學轉型的“人文因素”之重

審視中國文學的新舊轉型，引人注目的是浙江一地的先聲奪人態勢：在19、20世紀之交，地處沿海的浙江得風氣之先，率先經受世界近代文明洗禮，一大批思想、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崛起于東南一隅。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或從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浙江人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亙古未有的現代神話。其鮮亮奪目的標記是，從這里走出一支由魯迅領銜的中國新文學“浙軍”，陣容壯觀、精粹迭出，長時間居于中國文學的制高點上。據統計，浙江現代作家人數之眾、品位之高，僅以能進入各種版本的文學史計，就多達120余位，其中屬于新文學開創者、領銜者、文學史上影響深巨的作家，也不下數十人。有人以為，浙江作家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優勢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這并非過譽。這一壯觀景象(尤其是它在全國的“位置”)，已足夠顯示其作為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一個典型個案的獨特價值。

應該指出，浙江新文學作家在“五四”以后的強勢崛起，既是一種文學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其生成機制肯定同“五四”特定的時代語境密切相關。由于遇合在中國思想文化大變革的歷史際遇中，它能與整體的中國文學應時而生，相偕而進；但若是從“地域學”的“面型”語碼看，卻不能不說與地域文化傳統有割不斷的聯系，而且從整個中國新文學發生的整體背景考量，在時代語境相同的情況下，浙江一地異軍突起，則后一層地域文化因素更為突出。談到地域文化因素，“地域”應是一種諸元素的“綜合性”呈示，顯現出“時空合一內外兼顧”的多維性特質，不只是自然生態上的“地域性”。誠如嚴家炎先生所言：“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僅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而且越到后來，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文化在其累積過程中，總是不斷同其他因素“綜合”而豐富其內涵，產生出新質。深得越文化滋養的越地新文學作家群體，也是在越文化發展進程中經人文因素的綜合與積累而日漸成形的。

論說越文化傳統，可以推衍到“遠傳統”：古越文化有久遠歷史，越人自古以來就不乏自強不息、恥為人后的精神。如王思任之謂“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所”，便是越人向來引以自傲的。魯迅對此有更精當的概括：“于越故稱無敵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異，后先絡繹，展其殊才”。這說明梳理越文化的源頭及其后的“善生俊異”，是觀照越地文化發展歷史的可取視角，體現“遠傳統”的越文化精神已積淀為本地域的一種重要思想文化資源。然而，僅以此闡釋文學轉型之類的話題，卻又是遠遠不夠的。一方面，文學轉型有著更深刻、復雜的文化內涵，并不只是簡單的“報仇雪恥”之類的文化命題；另一方面，文學轉型關聯著特定“人文環境”的生成與傳承，它是一個具體歷史進程的展開，不可能突發性地產生。古越文化傳統在后來的一二千年里，自有其發展軌跡，但越地文學的滯后發展態勢卻是不爭的事實。由于僻居海隅，遠離中原，越地文學創作確是起步較晚，一度與中原地區拉開很大差距。先秦時期直至兩漢、三國，中原腹地已有較為發達的文學景觀，其時諸子散文競相爭雄，詩騷創作蔚為大觀，但越地基本上是沉寂無聞，更沒有產生一位名垂后世的文學家。然而，在20世紀初的文化大潮中，這里突發性地孕生出一支壯觀的文學隊伍，“善生俊異”的特點一下子表現得那么集中、突出，就不是籠統的“歷史”兩字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傳統作為一種歷史的“精神積存”，它是“幾經篩選”才為人們接受的，因此“傳統的進程也是選擇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僅從“遠古”的影響尋覓傳統的蹤跡未免太過渺茫，重要的是要考量現代人在“傳統的進程”中對其做出現代性的“選擇”。從文化發展走勢看，如果考慮更多“人文因素”的作用，那么，對于近現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因而也產生更直接影響的應該是體現“近傳統”意義的文化思潮。此種思潮的現代延伸，注入徹底剝離封建意識形態的“現代性”內涵，就會蓬勃出一片生機。中國晚近的文化歷史證明，中國的“傳統內部”特別是某些文化思潮高漲的區域，的確潛滋暗長著“從舊的因素中創造出新體系”的痕跡。美國學者費正清指出：中國自晚近以來，一直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傳統，即“面海的中國”的“小傳統”和“占支配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腹地”的“大傳統”，前者表現為先進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則依然是“占統治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文化的傳統制度和價值觀念”，兩者必構成尖銳沖突，在沖突中富有變革精神的“小傳統”漸次獲得生機，其釋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變著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漸由“邊緣”向“中心”位移。此說概括了中國文化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中“內部結構”的變化，這用來說明越文化傳統的近現代進程，及其對于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意義，應該是頗有啟迪。

越地作為“面海的中國”的一部分，其文化思潮的演進也是在晚近以來逐步取得優勢地位的。其文化的遞變歷程，既聯系著歷史文化的變遷，又受到特定時代環境的推動。越文化源于根基厚實而又敏于新變的文化土壤，其文化新變是隨著傳統內變革思潮的日趨加劇而形成，遂有“小傳統”地域變革能量的累積構成對“大傳統”的有力沖擊。此種變革的顯性呈現，反映在越地早經人文主義思潮的洗禮，文化、學術思想的空前繁盛。越地古代文學創作日漸提升地位，是以南宋為起點，至元、明、清而達于極盛，而這恰恰與“浙東學術”的長盛不衰密切相關。名之為“浙學”的文化思潮，此后呈持續發展態勢，至近代已奠定文化現代轉型的堅實基礎，并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當時的思想文化潮流。近代文化巨匠梁啟超就認為，出于浙東的“殘明遺獻思想”已處在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位，其影響所及已成為近代“思想界的變遷”的“最初的原動力”。當代學者余秋雨也曾指出：“從明代開始，長江下游的姚江地區，開始成為中國人文思維的一個重鎮，以王陽明、黃宗羲為代表的姚江學者在思維的強度和深度上都處于整個中國文化制高點的地位上。這種情況，使長江下游當之無愧而又平靜厚實地取得了對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的大部分總結權。此時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不亞于滔滔的黃河了。”文化思潮演進，必推動文學的快速發展，便有可能蘊含著中國文學由古代向現代轉型的底色、基調。由是不難認定：文學“浙軍”形成于自成體系的“浙學”背景上，便有越地文學思潮演進助推文學發展的清晰理路；也不難認定：世紀之初新文學“浙江潮”的涌動，“傳統內”固有的“反傳統”質素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學“浙軍”形成于自成體系的“浙學”背景上，遂有轉型期文學思潮促成文學轉型的種種表征。細細分說“浙學”蘊含的多種文學思潮及其與浙江新文學家的內在精神聯系，那么，越地新文學作家承續越文化傳統賦予其文學變革精神、創新傳統，就會得到清晰呈現。

二、啟蒙文化思潮與啟蒙文學的現代延續

探尋文化思潮的歷史演進蹤跡，首先進入我們視野的應是啟蒙文化思潮。晚近以來的啟蒙文化思潮顯然以越地為甚，在五四新文學作家中啟蒙意識之濃烈又以浙籍作家為甚。在這兩者之間找到連接點，不難在啟蒙話題中尋覓出新文學發生的某些內源性因素來。

尋繹越地的啟蒙文化思潮，可以追溯較遠，但就張揚近代理性所必具的啟蒙文化精神而言，應始自初步確立文化中心地位的南宋。“浙學”的源頭，即始自南宋開啟的“浙東學派”(葉適、陳亮、呂祖謙等)，此后又創事功學與心學兩大體系，確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務實精神和張揚人的精神主體性的哲學理念，構成對漢儒經典的沖擊，開啟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啟蒙之先河。浙東學派所鼓吹的啟蒙思想，便包含有針對長期經學統治造就的忽視人的現實存在和自身發展的弊端，而提出重新審視人的全新觀念。無論是“事功學”的強調現實精神：“無驗于事者，其言不合；無考于器者，其道不化”，體現為對于人的經驗世界的尊重和對人的生存的合理肯定；抑或是“心學”的“以心為本”，提出“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敢于同天道抗衡，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主體性，無一不顯示出同封建傳統觀念的挑戰。至明清之際，集心學之大成的王陽明哲學與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史學，促成事功學與心學的合流，建構一種兼具主體精神與事功精神的哲學理論體系，抨擊壓抑人性的經學與理學，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這里成為當時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啟蒙地區。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浙學”概念的提出者恰是程朱理學的創始人朱熹，他并非是對“浙學”的褒揚而是貶抑。其有言云：“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禪學，后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原由就在于：自浙東學派理論出，“將有破壞朱氏全部哲學之勢”，這當然是使朱熹“甚可憂”的。由此亦足證“浙學”的叛逆道統已動搖了程朱理學的根基，從反面印證了越地啟蒙文化思潮的強大影響力。

越地啟蒙文化思潮的演進，必推動著啟蒙文學的進展，并有可能昭示出文學新變的內在基因。作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風雷的呼喚者的龔自珍，便是清末從越地走出的第一流啟蒙文學大師，其詩文開創慷慨論天下事的經世文風，在當時是獨標高格。他痛陳流弊，倡言改革：“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儀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著作中充溢著濃重的危機意識和強烈的改革精神。龔氏的思想學識流布甚廣，“風尚所趨，尊為‘龔學’……家弦戶誦，遍于江浙”，且以其振聾發聵的“改革”呼聲直接影響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思想界、文學界。對于“龔學”，梁啟超也極為推崇：“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導，必數定盦，吾見并世諸賢，其能為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盦”。此后浙江的啟蒙文學持續發展，內中不乏變革文風、“迥絕輩流” 的詩文大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定盦思想的薪火相傳；而當近代化過程加速，“近世思想自由”之風盛行，時代進入“晚清思想之解放”時期，浙江的一批有眼光的學士仁人如章太炎等，率先感受到了近代化的跫跫足音。他們看到封建“衰世”的難乎為繼，喊出了要求變革的激越呼聲，探尋著刷新中國文化之路。這就意味著，它必然也會對新舊世紀之交的“新學”形成產生深刻影響，浙江新文學作家群體的崛起并以思想文化啟蒙實施文學變革，正是對地域啟蒙文化思潮的承傳與延續。蕭萐父先生研究明清時期的思想啟蒙運動，將其界定為我國的“早期啟蒙說”，并認為：盡管我國的早期啟蒙面臨著“啟蒙外來說”的消解與沖擊，但“當代中國現代文化建設要尋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源頭活水，只能與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的現代人文主義精神相接契”。浙江新文學作家也正是有效汲取啟蒙思潮的“源頭活水”而顯出活力的。

新文化運動就其本質說，是企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一次思想啟蒙，五四新文學主要也是通過自身濃烈的啟蒙意識來確證其現代性的。誠如海外學者林毓生所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是一個啟蒙運動，它的基本要求是“知識的追求以及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安排須合乎理性的原則”，其努力方向便是“倡導科學與民主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這是基于中國近代以來先進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內在要求。為了反對封建專制，反對蒙昧迷信，建立新政體新制度，以理性精神為武器的啟蒙思潮就必然最先攝人近代知識分子的視野。中國近代文藝思潮的重要特色之一便是“革弊啟蒙，務實重用”。此種思潮合乎邏輯的發展，是使思想啟蒙成為積淀在現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必促成包括文學在內的整體意識形態的變化。五四新文學的倡導者正是從思想啟蒙(思想革命)的角度切入文學革命的，他們寄希望于文學的便是改造思想、改造社會的功能，或者徑直“以思想家去做文學家”。這在20世紀初由近代向現代轉型的中國新文學第一代作家中可得到印證，思想啟蒙無疑是“五四”作家切入文學革命的重要視角。浙江新文學作家在啟蒙意識的自覺上處于領先優勢，固然取決于他們眼光向外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同時也同越地傳統文化中由來已久的啟蒙意識的深刻浸染有著內在的關聯。從南宋浙東學派開始到陽明心學的承傳，再從黃宗羲、龔自珍直至近代章太炎，一氣貫注下來，形成一種固有的啟蒙文化傳統，必對浙江后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力。正是因為有了如此深厚的啟蒙意識的積淀，才有了蔡元培、魯迅、周作人、錢玄同他們承續先賢在五四時期的內源性自覺，去召喚、感應外來思潮，高舉思想啟蒙大旗，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這當中，蔡元培作為五四文化先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造就思想啟蒙方面可謂功績卓著，其以“教育可以救世”的思想自勵，為新文化運動營造了一個開闊的宣傳啟蒙思潮空間。周作人在啟蒙思想理論鼓吹上更見突出，其重要理論是把五四文學革命看成是“思想革命”，并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明確表達了他以思想革命介入文學革命的立場。

魯迅作為20世紀初中國最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其引領啟蒙文學新潮的意義更為突出。自從近代啟蒙運動以來，“思想啟蒙”理想一直積淀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這對于早就苦苦思索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魯迅而言尤其是如此。早在《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中，他就把思想革命的重點放在“立人”上，認為“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如此，則“沙聚之邦，由是而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由此出發，也就有其著名的改造國民性命題的提出，以及其創作中一以貫之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滲透。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學先驅們也都是從文化批判入手，探求國民性改造的途徑，這可以說是新文學先驅者的重要思想特色所在。然而在新文學群體中，像魯迅那樣對思想啟蒙與文學的關系做出如此清晰的描述，像魯迅那樣以畢生精力用文學實現改造國民性的途徑，恐怕沒有第二人。就啟蒙文學創作實績而論，魯迅并不像陳獨秀、胡適那樣，光提倡理論或是欠缺創作的積累，而是在“思想啟蒙”目的下對于文學啟蒙的自覺的選擇，因而在理論闡發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都有所重，這在中國新文學中也沒有第二人。由于魯迅的重重投入，無形中濃化了五四文學的啟蒙氛圍，提升了整個啟蒙文學群體的創作品位，使五四文學的思想藝術價值大大得以提升，由此可以見出其在整個“五四”作家群體中的重要地位。而就新文學“浙軍”對五四啟蒙文學的意義而言，則由于這個新文學群體領軍人物魯迅的存在，其引領啟蒙文學思潮的意義自然也更見突出。

三、人本主義思潮與新文學“人學”理論建構

與啟蒙意識在同一層面上展開的，還有人本主義思潮。“啟蒙”原意指照亮，康德說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啟蒙意識和“人”的觀念確立，總是形影相隨，密不可分，有啟蒙思想的灌注，遂有“人的發現”“人的覺醒”這類最具魅力的聲音發出。越地文學思潮充分凸顯人的意識自覺，而越地新文學作家則有“人學”理論的系統建構，這兩者形成相互對應關系，同樣昭示出越文化秉有的文學新變意義。

人本主義作為興起于西方的哲學思潮，強調人的尊嚴、價值、創造力和自我實現，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實現歸結為人的創造潛能的發揮，自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但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特別在人文主義精神高漲區域，人本主義思想也有深厚積淀，其中以人為中心的理論鼓吹，以及基于悠久的無神論傳統，充分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個體與社會的統一，主張個體的感情、欲望的滿足與社會的理性要求相一致等，都有顯著呈現。浙江早期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也多是人本主義的堅定鼓吹者。出于越地的我國唯物主義思想先驅王充，便以“疾虛妄”的哲學理念否定鬼神，肯定人之為物的自然習性：“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熱情贊揚構成人的“陽氣”的被稱為“精氣”或“神氣”的精神力量，在人與自然的統一中充分肯定“人”的價值。王陽明的心學思想，以“良知”為核心，以“致良知”為宗旨而展開，高揚人的精神主體性，也有充分釋放自我潛能(靈明)的主張：“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自間隔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兇災祥?”這種“人”可以主宰天地、鬼神的言說，無疑是對人自身的更深入的認知。龔自珍高唱“人”的贊歌，更成為中國近代文學中一個最響亮的音符：“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對“天人關系”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做了全新的闡釋，張揚人“自我”對命運的主宰，體現了近代中國“人”的意識的覺醒，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對這些理論的精神承傳，便有浙江新文學作家在“人學”理論建構上的創造性貢獻。

執著于謀求“人的覺醒和解放”，是新文學作家的共識，由此形成五四新文學創作的基本主題，而這一帶有方向性的路標也是浙江作家首先擇定的。他們對鄉前賢的精神承傳，在承續啟蒙思想的同時，必會有對人本主義思想的繼承，而且還會表現出更為堅定、執著的姿態。周作人無疑是五四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先導者，他最先關注的“中國問題”是“人的問題”，對于“人的發現”和“文學的發現”幾乎是同步的，由是就有其“人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在《人的文學》中，他運用生物進化論從兩方面闡述人性：第一，人有與動物相似的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是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第二，“人是一種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面生活，比別的動物更為復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不難看出，內中不乏對鄉前賢關于人與自然的統一性、人性與動物性的相似性與區別性的闡發，而其強調“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必須充分發揮“個人”的創造性潛能，于此才能“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講人道，做人類”，也與前輩的理論有暗合之處。周作人的“人學”理論在汲取西方哲學后又有所發展，但基于地域人文精神的承傳強調人的自然本性，據此痛擊“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倫理道德，在五四期間無疑具有“辟人荒”的意義。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如果說胡適是側重從語言、形式方面為文學革命尋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則更多地思考與探討新文學的思想建設。這一點，也為胡適本人所認同：“文學革命有兩個作戰口號，第一個是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這是文字工具的革新”，這口號是他和陳獨秀提出的；第二個是要建立‘人的文學’，這是文學內容的革新，這口號是周作人提出的。”由此可見其人學理論有著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學對人的關注，浙江作家中并非周作人一人，多數作家都揭示過五四文學張揚人與人性的意義。魯迅在回述五四新文學運動時即指出：“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茅盾也說：“人的發現，即發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郁達夫對于文學應表現個性解放的要求體會更深切，表述也更加清楚：“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個要算‘個人’的發現。”可以說，“人的文學”作為五四文學的一個中心概念，在浙江作家中已形成一種共識。這一時期的浙江作家創作，就其基本形態說，也是在“人的文學”層面上，顯示出與“五四”方向的一致性。魯迅的創作自不必說，其最重要的使命是重鑄民族靈魂，體現了最顯著的“立人”意識；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也帶有明顯的啟蒙性質，其作品便有對舊禮教、舊制度的“非人”性的深刻暴露。其他如郁達夫在“靈和肉”的沖突中發出要求尊重“人”的尊嚴的呼喊，許欽文等的鄉土小說揭露農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愚昧與黑暗，“湖畔詩人”在凄苦的情詩中吐露感情受壓抑的苦悶，徐志摩的詩作表現對于自由人性的向往等，都是典型例證。如此顯露的“人的意識”的自覺，顯然應合著五四精神，無一不表現出人的覺醒和人的價值、尊嚴的被確認。

與“人的文學”倡導相關聯的，還有“平民”關懷精神的倡揚。對此做出系統理論闡釋的，仍是浙江作家周作人。他發表的《平民的文學》一文，將體現封建傳統的舊文學概括為“貴族的文學”，認為“平民的文學”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間的區分主要是指“文學精神的區別，指它的普遍與否，真摯與否”，因而對“平民文學”的本質屬性做出界定：應忠實地反映“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描寫大多數人的“真摯的思想與事實”。這既是“人的文學”的具體化，又是“人的文學”的深化。五四新文學的一項重要的成果是“平民文學”的發現，文學引人注目地從“英雄豪杰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轉向“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失敗”。一時間，文壇的通衢市井上跑出成群的“平民”來：如形象高大的人力車夫(魯迅的《一件小事》、郁達夫的《薄奠》)、清道夫(周作人的《兩個掃雪的人》)、小胡同口的菜擔子(《畫家》)、平民的無助與悲涼(沈尹默的《三弦》)等。“平民文學”的理論與創作范本，率先為浙江新文學作家所提出與提供，反映了“小傳統”地域人們對“底層”民眾的關注，無疑是對“人”的認識的深化；而文學表現“人”，體現為“人的文學—人生的文學”“真摯的文學—平民文學”的演進思路，則拓展出一片亙古未有的文學新天地，顯示出文學轉型期浙江作家的獨特創造精神。

四、“經世致用”思潮與新文學經世文風

“浙學”的另一鮮明特質是反對理學家的空談心性義理，提倡“學術經世”，而朱熹最不能接受的便是“浙學”的“專是功利”，由此亦顯示其觀念的鮮明性與尖銳性。“學術經世”體現在文學價值取向上，是凸顯“向真求實”精神以促成經世文風的生成，這恰好與越地新文學作家特重現實主義思潮構成對應關系，個中顯現的也正是其獨特價值所在。

中國新文學在其孕生過程中尋求著現代性轉機，各種西方文學思潮紛紛在中國搶灘登陸，現實主義是被率先引進的，而且長時期處于中國文學的主流地位。這與新文學最具影響力的幾位浙籍新文學先驅的大力鼓吹密切相關。魯迅和周作人都對新文學的“思想革命”表現出極大的關注，目的是在用文學實現思想啟蒙，現實主義便成為一種最可取的選擇。誠如周作人所言：“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新興文學，當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人生的文學。”茅盾的文學觀自始至終堅守現實主義，自然會以更決絕的姿態闡說新文學選擇現實主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五四’以來短短的文藝已經從事實上證明，有以浪漫主義出發的，有以未來主義象征主義出發的，甚至也有以不知是什么主義出發的，但時代的客觀的需要是寫實主義，所以寫實文學成了主潮。”

浙江新文學作家何以如此厚愛于現實主義?大而言之，當然與他們以開闊的胸襟接受世界文藝新潮不無關系；但若是就獨特性而言，這依然關聯著文學傳統的延續性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傳承性，關聯著對中國文學自身積累的經驗和傳統內部新質儲備的探尋。

新文學的“新質”滋生固然得益于外來文化思潮的滋養，但中國文學在近現代進程中逐步累積新質儲備因素也不可忽視。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亦然：除了中國文學受外來思潮的影響做出的自我調整以外，還有就是作為與“大傳統”對立的“小傳統”提供的精神養分，即提供了一種新陳代謝的新質儲備機制并將自身也納入了“新質”的范疇。越文化傳統養成了務實的現代精神，便使這個區域文化場域具備了適宜現實主義生長的條件，其內蘊的現實主義精神，突出地表現在對兩浙史學精神和浙東理學所弘揚的“經世致用”思潮的傳承。梁啟超特別推崇浙東學術，就在于浙東學術的代表人物“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做學問而做學問，而是為政治而做學問”，即使他們的理想一時難以實現，也“寧可把夢想的‘經世致用之學’依舊托諸空言，但求改變學風以收將來的效果”。這一概括，頗合于浙東學術發展狀況，也點出了其獨特的價值所在。

浙東學術的經世致用思潮，有著清晰的發展思路。浙東學派的葉適就提出“道不離器”的觀念，反對“專以心性為宗主”的學問，明確表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浙東先賢王陽明秉持“五經亦史”“隨時變易”的文化史觀，闡明事與道、史與經的統一關系，對儒家經典以有力的挑戰；清代章學誠更提出叛逆性的“六經皆史”的命題，試圖打破千百年來的“尊經”傳統。對“史”的強調與尊崇，其內隱的是越地文人的崇實精神，昭示出他們與現實主義審美規范的一致性，而對“史”和“實”的重視，恰恰顯示出浙江學人對現實主義的體認具有了外顯和內隱雙重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浙東理學鼓吹的經世致用思想，還直接呼應著時代社會的變革。明清之際，由于資本主義的萌芽，浙江地區重商言“利”之風日熾。朱舜水力倡“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圣賢之學，俱在踐履”33。黃宗羲也認為：“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工商皆本”務實思想的提出是經世致用思想的集體演練，它完全不同于中原腹地的“農本”思想，顯出了“小傳統”地域人們思想的開闊性和務實精神的進一步張揚。于是就有章學誠的大聲疾呼：“文章經世之業，立言亦期有補于世。否則古人著述已厭煩多，豈容更益簡編，撐床疊架為哉!”其對文學的“經世”功用就有了更深切的體認。“經世”是與“治國”相對應的，對文學來說，經世致用就是強調文學的功利性要求。文學的功利性內涵已經被現代人所置換，更多地承擔的是社會救亡的功能。這些傳統積淀的因素，無疑為浙江新文學作家的現實主義接受創造了先機。

綜觀浙江新文學作家的現實主義貢獻，不只反映在他們的開創性勞績上，亦表現于在整個新文學現實主義發展進程中持續不斷地把握現實主義的思潮特色。最顯著的例證是：中國新文學的三種主要現實主義形態：思想啟蒙型、人道關懷型、社會批判型，分別由浙江作家魯迅、周作人、茅盾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開拓創造。他們對現實主義表現出敏銳的感知力與創造力，固然有勇于接受世界文學新潮的因素，自然也緣于地域文化精神的驅動，與越地的崇實風尚、經世文風浸染密切相關。這三種形態現實主義，從三個視角切入現實主義，可以從區域文化場域昭示出他們對現實主義的體認，從中顯出地域文化對整體文學的推動意義。魯迅開創的“思想啟蒙”型，是越地啟蒙文化思潮的集中呈現；周作人為代表的“人道關懷”型，是以“人道為本”的現實主義范型。與“經世思潮”最相關聯的，則是茅盾開創的從經濟視角切入的“社會批判”型。茅盾現實主義創作的顯著特色，是“努力探求人們每一行動之隱伏的背景，探索到他們的社會關系和經濟的基礎”，故而其創作的小說，往往與經濟命題有關，以解剖社會經濟結構和探索中國社會的根本性問題見長。《子夜》中貫穿始終的是一條明晰的“經濟”線路，作品描寫的公債市場、金貴銀賤、廠經跌落、銀根吃緊等，便是與社會變動息息相關的一個個經濟問題；其取材于杭嘉湖地區的《林家鋪子》和《農村三部曲》等，圍繞城市、鄉鎮、農村的經濟現狀分析社會，全面反映20世紀30年代經濟崩潰狀況，寫出經濟互動關系形成的惡性循環，產生了猶如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成為最典型的社會剖析小說，使“社會批判”達到應有的對“社會”的認識深度和批判力度。置身于經濟繁盛區域，長期受到工商為本理念的熏染，使茅盾有對經濟問題的特殊敏感，將其滲透于現實主義創作，便有對現實主義的深切把握。強調文學的“經世”功用，是浙江新文學作家的特色所在，也是優勢所在，其承續先賢的探索與創新，必使新文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