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周曉（兒童文學評論家） 馮與藍（青年作家）

有人說，人的童年比一生更長。它是初啼之后對全新世界的打量和探索，是由未知向求知和已知的邁進。我們所有的經驗都依附和刷新于童年，并在每一次回望和反芻中汲取著朝著更大未知出發的勇氣。

我們能給中國孩子一個怎樣的童年？百年以來，這個問題在一代代兒童文學作家、研究者心中不斷回響、激蕩，塑造出一部部流傳至今的佳作名篇。那些從爺爺小時就講起的故事，于代代傳承中愈發強健，在今天的孩子心里生出更為鮮活的生命力——我們期待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更多此種故事的誕生和承襲。

在“世界讀書日”即將到來之時，我們推出中國童年專刊，以期構建兒童文學作家、研究者和讀者之間的交流渠道。從創作思考、批評把脈，到業界觀瀾、作品賞析，以不同角度和維度，深入探析兒童文學的褶皺和紋理，并以此拼接屬于中國童年的文學地圖。

“我想盡己所能，為兒童文學的突破與創新吶喊一番”

周曉

馮與藍：周老師，您是我們中國兒童文學界知名的評論家，您的理論批評對國內新時期兒童文學發展起到了推動與促進的作用。我對您和許多前輩并肩耕耘過的1980年代充滿好奇，想聽您聊聊往昔。

周曉：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21歲的時候，進入新文藝出版社，也就是后來的上海文藝出版社。1975年，我被分配到少年兒童出版社，對于在憂患時接納我的兒童文學界，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所以后來，我辭謝了讓我“歸隊”的建議，留在了少年兒童出版社。1979年初夏，少年兒童出版社籌備新時期第一個全國性的兒童文學座談會。社長陳向明同志率領施雁冰和我一起赴京拜訪茅盾、冰心和嚴文井先生。旅途中，陳社長和我有過多次傾談，她懇切地說：“兒童文學理論批評人才太少太少了，我希望你把后半輩子貢獻給兒童文學。”這次關鍵性的懇談，促使我下決心走上兒童文學之路，當時我已46歲。

馮與藍：我記得您在回憶文章里說，在您一生中“最值得珍視的就是：進入兒童文學界的，是一個一掃以往萎靡之態的新生的我”。我想，當時人到中年的您，走上兒童文學之路的時候，洋溢的是屬于少年的精神姿態。

周曉：在這人生轉折時期，給予我后半生以無限的生機和活力的，應該說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很難描述當時內心的喜悅、鼓舞和啟悟，整個精神狀態煥然一新。當時的我，對于兒童文學，是一個“半路出家”的人，因此我邊工作邊加緊學習。當時少年兒童出版社編選多卷本三十年兒童文學選集，召開全國性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創辦新刊物等工作，我都參與其事，這些工作使我概括性地了解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情況。為了探索三十多年來兒童文學創作曲折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幾年時間里，我就兒童文學的歷史和創作現狀寫了近二十篇評論。我想盡己所能，為兒童文學的突破與創新吶喊一番。

“傳統和創新始終是并存著的”

馮與藍：說到兒童文學的突破與創新，我記得您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說：“不尋求突破與創新，我們的兒童文學就很難趕上成人文學迅猛發展的潮頭，也絕不可能達到茅盾同志所期望的那樣，在世界兒童文學中占一席之地。”這樣的言論在當時一定是開風氣之先，引領了兒童文學創作的潮流，在四十年后的當下來看也毫不過時，依然讓我備受鼓舞。2010年開始創作兒童文學起，我有時會在“創新”和“傳統”的表達方式之間徘徊，擔心過于求新求奇，會導致兒童無法理解。所以想請您跟我們聊聊在進行兒童文學的藝術創新時需要注意些什么。

周曉：1980年代中期，我曾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和貴州人民出版社于貴陽花溪聯合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上，進行了題為《兒童小說的創新與探索》的發言（后收錄進《我與新時期兒童文學》）。我認為，傳統和創新始終是并存著的，在共同的發展中相互滲透、互相影響。舉個例子來說，在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上，比如情節性和情節淡化的兩種形式，兒童小說和成人小說情況恐怕是有所不同的。由于兒童心理的特點，假定性在他們心理上占重要地位，因此重情節的兒童小說勢必占主導地位，而重情緒、輕情節的小說，讀者群傾向于高年齡段的少年讀者，特別是一些“文藝細胞”比較發達的初中學生所接受。此外，進行創新的探索，注意當代文學新手法的吸取，需要和兒童文學特點相結合。我們不能無視兒童文學的讀者對象是少年和兒童。兒童文學特點是文學的這個獨立分支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它的傳統性；對創新有幫助的傳統中的有益部分是應該繼承的，而不應輕易地作為過時的東西拋棄。

馮與藍

馮與藍：讀周老師的文論，時常給我酣暢淋漓的感受，許多在三十多年前熠熠生輝的金玉之言如今看來依然閃閃發亮。不知周老師能否為我們這些青年創作者提點建議呢？

周曉：我在一次題為《兒童文學創作發展途徑之我見》的發言（后收錄進《我與新時期兒童文學》）中提到過，兒童文學作家對于兒童文學功能的理解要開放，兒童文學不應只是作為教育工具，更需要努力創作出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概括生活的作品。對時代、對生活的審美反映，是文學的根本特征，也是兒童文學的特征。我認為強調提高兒童文學的文學素質，是發展兒童文學創作的途徑之一。所謂文學素質，照我的理解，并非僅僅指作家們的文藝素養，還包括深入地認識和感受生活，以及藝術地概括和表現生活這兩方面的能力。當我們的作家面向生活，感情充沛地去認識和感受生活，取材的天地就會開闊起來，作品所再現的現實就會顯得豐富和真實。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新民晚報》上讀到任溶溶先生翻譯的瑞典作家林格倫的《長襪子皮皮》的連載，我覺得這部作品對于當時的兒童小說創作路子的擴大可以有所啟發。這套書在瑞典的第一部出版于40年代，曾經引起軒然大波，但現在皮皮已經成為瑞典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藝術形象。總而言之，我希望青年作家們對思想和藝術都有所追求，能深入地認識和感受生活，創造性地在作品中再現生活，和小讀者們真誠地溝通，同時大膽地去嘗試和探索多種多樣的藝術方法，為我們國家的兒童文學“百花園”增添更多的優秀作品。

“藝術上的成功，永遠屬于勇敢而堅韌的探索者”

馮與藍：感謝周老師的提點，這些建議對我們來說都很珍貴。對了，周老師，說到兒童文學的優秀作品，就不得不提《兒童文學選刊》這本刊物。您曾長期主持這本被稱為“中國兒童文學窗口”的刊物的編輯工作，對這本曾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刊物，您懷著十分深厚的情感。

周曉：我和這本刊物結緣是在1980年歲末。當時任大霖先生提議少年兒童出版社創辦一份名為《兒童文學選刊》的新刊物，并向當時的社長陳向明和文藝編輯室主任施雁冰兩位同志建議，由我擔任責任編輯并負責籌備工作。我依稀感到，這將是一份在兒童文學界大有發揮余地的刊物，因此，對于這項工作，我是全身心投入的。聽取了種種意見，經過充分研究后終于定下了以下原則：《兒童文學選刊》應該及時反映新時期兒童文學發展的面貌，主要供兒童文學工作者、寫作者、愛好者閱讀，同時兼顧少年讀者的需要。選刊的主要工作在于選，這主要取決于選者以敏銳審視創作發展的眼光衡量作品，以及相應的藝術鑒賞力，同時，不講情面也是我們選作品的一條重要原則，不會在取稿時有所照顧，寧可開罪于某些作者，也要對此始終信守不渝，這成為了編輯們的共識。我想，這是《兒童文學選刊》具有一定權威性的原因之一吧。

馮與藍：我記得《兒童文學選刊》曾經在2012年9月號的“小說展臺”欄目選載了我的兩篇新小說，并約我寫了一篇創作談，給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更堅定了我繼續創作兒童文學的決心。這么多年來，一定有很多作家前輩的作品被《選刊》發現、選載、討論，甚至爭鳴，他們和我一樣被鼓舞，被激勵，然后在兒童文學這條路上長久地走下去吧？

周曉：在整個《兒童文學選刊》的工作中，編輯們在推崇中老作家佳作的同時，的確是給新人新作以更多的關注和扶持。我記得1980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的迅速發展帶動了當代文學的發展，我們兒童文學創作也發生了新探索新變化，當時的中青年作家們在藝術上的新追求各有特色。比方說曹文軒和常新港的作品具有相當的力度，展現了屬于少年的力與美；陳丹燕打開了少年心理王國之門的創作探索；秦文君著重于對少年朋友的體察、理解和情感交流；程瑋的小說意境和氛圍引人回味，誘發少年讀者思考；梅子涵的作品重情緒和心理描寫，給人詩意感受；彭懿的“狂想型”童話具有不斷變化的特色，周銳的童話戲謔幽默，他們的童話作品受到小讀者熱烈歡迎；班馬的小說《魚幻》是兒童文學新潮派的代表作，引發了長時間的爭鳴；張之路在兒童小說藝術上進行了創新，他的“幻想——荒誕”形式的小說采用了同時運用在藝術法則上彼此對立的寫實與非寫實的手段寫作，灑脫而又得心應手……看到作家們以他們新的創新佳構，在艱難的路途上奮力開拓，推動兒童文學前進，這讓我們感到無比振奮。我始終相信，藝術上的成功，永遠屬于勇敢而堅韌的探索者。

馮與藍：您在回顧自己兒童文學的評論生涯時提到了關于1980年代文學熱潮時的種種。我好奇的是，當您陷入論爭，甚至面對“毀譽參半”的議論時，您是怎么想的？會有動搖嗎？

周曉：我曾經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寫過一些“人云亦云”的應景之作。“重生”之后，我恥于再作“鈍刀子割肉半天不見血”的文章，也絕不主張“語不驚人死不休”，而是力求有自己鮮明的和一貫的觀點。我衷心希望，批評和爭鳴應在同一層面上，彼此針對論題切實地展開論述，不糾纏，不“上綱上線”，這樣就很好。在此我特別要感謝任大霖先生，在我擔任《選刊》責編期間，他給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方衛平教授曾為我的第二本評論集《少年小說論評》寫過一篇序，其中有段話是這么說的：“我想，只要人們對真理懷有共同的誠意，那么一切分歧和對立就都不會是毫無意義的，而彼此暴露的破綻或者不足，也就會得到平靜、善意的理解和對待。”他說得太好了。

馮與藍：我記得方衛平教授在為您著作代序的文中還寫道：“回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很難想象，一個隨波逐流的文學評論家能夠創造歷史。在那個時代，周曉先生以其高潔的批評品格，用他堅韌的專業意志力和獻身精神，義無反顧地參與了那個時代的文學生活及其歷史塑造進程。”他曾經描述過2011年6月在浙江師范大學為您舉辦的“思辨與品格”研討會的盛況，上海兒童文學界有三十多位作家出席。作為晚輩，我非常遺憾自己沒機會目睹前輩們口耳相傳中那一場場“文學盛宴”，但在和您的對話中感受到了對文學藝術執著的信念和力量，非常感謝您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