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文學概論》韋葦/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柯萊特被譽為20世紀法國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寫作歷程長達50多年。她有好幾部散文作品如《動物對話》《葡萄卷須》等，憑著女性獨有的細膩的感知力與觀察力，以及溫婉和愛心怡怡的筆觸，記錄了很多小動物的生活，比如小狗托托、小貓咪姬姬、雌貓諾諾什等。我在讀到柯萊特這類作品時，曾心生好奇：這屬于“大自然文學”嗎？顯然不屬于。我心目中的“大自然文學”，應該以“野生”動物、植物、四季物候和個各種自然氣象等為主角，恐怕不能把以生活在庭院里、客廳里、壁爐前、甚至是動物園里的動物為主角的文學涵蓋在內。

那么，該如何準確、科學地界定和命名這一類作品呢？睿智的韋葦教授篳路藍縷、作善知識，在他的新著《動物文學概論》里對諸如此類問題做了詳細的學理上的探討和論述，使我茅塞頓開、豁然開朗。這部“概論”，以開闊的學術視野、豐富的作品采樣和精準獨到的研究觀點，改寫了中國在動物文學研究領域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即只有個體的文本評論和賞析，而鮮見全球范圍內的整體觀照和研究的現狀。因此，這部著作完全當得起填補動物文學研究領域的空白與欠缺的“開山之作”和“具有學術拓荒作用”這樣的評語。

全書共分六章，加一篇長篇緒言。在緒言和第一章“動物文學獨立研究的必要性”中，作者從動物與人類生活如影隨形從未隔離過的相互關系、現代科技文明突飛猛進背景下的動物文學、人文文學與動物文學的本質區別、動物文學被兒童文學“收編”的合理性分析等角度，確認了動物文學獨立研究的必要性、合理性、科學性和可能性，從而為這門已然成為“顯學”的學科理直氣壯地“正名”和立論。

在這部書中，作者有很多觀點和見解熠熠奪目。例如他認為，真正的動物文學，首先要擺脫“人類中心主義”“人類沙文主義”立場，要消除人類對動物的傲慢與偏見。這個觀點，與《沙鄉年鑒》的作者、美國著名生態學家和環境保護主義先驅奧爾多·利奧波德提出的“大地倫理”一脈相承。這個倫理準則，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但韋教授同時又旗幟鮮明地強調說：“動物文學不是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宗旨的文學。”他認為，動物文學是文學，有自己必須完成的“藝術使命”；如果將動物文學附麗于生態和環境保護的倡導與需求，那就把動物文學的文學審美意義給“洇淡”和功利化了。

又如，作者在閱讀和研判了世界范圍內被公認的、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動物文學”的諸多作品之后，不能不略帶遺憾地發現，“地道的動物文學作家總是為數不多”。他一再強調，動物文學以自然、真實為前提，在此前提下而對動物生命歷程和生活習性的種種事件做出生動呈現和細致描摹。因此，世界上最優秀的動物文學作家，往往同時也兼有動物學家、動物行為研究家或動物考察和保護專家等等身份。

再如，作者認為，動物文學創作應該尊重“叢林法則”，而人文文學和動物文學的根本區別也在于此。他以國內的一位作家為例，認為他在動物小說里的字里行間，多有人類倫理、人類憂思的映射與隱喻。辨析之后，他也明確指出：“這種人類意識的植入倘使被無節制地運用，那么西頓在20世紀20年代就提醒過的‘擬人化’陷阱，就是容易掉入的。”

正是基于這些清醒的認識和觀點，作者把動物文學與慣用動物做主角的寓言、虛構的童話故事、動物知識讀物等，嚴格地做了區分，從而確認了“動物文學在文苑中自立門戶”的門檻，以及使動物文學成為獨立和自足的研究學科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概論”第二章研究的就是“動物文學的分類”。作者認為，包括故事、傳記、傳奇、特寫、隨筆、小說、散文、詩歌、童話在內的幾乎所有文體形式，都可能為動物文學所采用。

我注意到，作者在這個分類里有意擯棄了寓言的文體。對此我保留一點自己的看法。比如法國的拉封丹寓言。拉封丹幼年時經常跟著父親去森林里散步、玩耍，長大后他回到家鄉夏托蒂埃里的森林和河流邊，與森林、溪流和飛禽走獸為鄰，去擁抱和了解大自然，細心觀察過各種動物的行為習性和花草樹木的生長姿態，以及它們微妙的相互依存的關系。拉封丹留下了240多篇寓言，其文體固然是“寓言”，但狐貍和田鼠出沒的小路，獅子和豹子散步的山岡，各種動物走過后留下的蹄印……都出現在他的字里行間，他因此被稱為“大自然的詩人”。所以我認為，至少拉封丹寓言不應被排斥在動物文學的門檻之外。

“概論”的第三、四、五、六章，分別是“盛產動物文學的加拿大”“盛產動物文學的俄羅斯”“其他動物文學作家及作品”和“在追隨中崛起的亞洲動物文學”。書中重點論述和分析了加拿大的西頓，俄羅斯的普里什文、比安基，法國的勒內·吉約，美國的杰克·倫敦，捷克的黎達，日本的椋鳩十……這些在世界動物文學領域已經確立了經典地位的作家作品的個性特點，以及他們為攀登世界動物文學的藝術高度和追求風格多樣化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其中也論述和分析了中國當下優秀的動物文學作家沈石溪、黑鶴等人的創作成就和藝術個性。

韋葦教授本身是一位世界兒童文學史學者，著有《世界兒童文學史》等視域開闊的史論著作；又是一位目光如炬的動物文學“選家”，僅為一些出版社編選的世界動物文學名著和動物文學讀本，就有三四十種。他又是一位翻譯家，翻譯過比安基的《森林報》等動物文學名作。面向全球的開闊視野，豐富的文學樣本比較與選擇，加上基于原文的原汁原味的鑒別與判斷，有這幾項“條件”做基礎，由他撰寫一部概論式的“拓荒”之作，可謂水到渠成，幾乎也是不二人選。

尤可值得稱道的是，《動物文學概論》中引用的大量鮮見的動物文學作品文本，特別是堪稱動物文學“大國”和“強國”的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大多出自韋教授自己雅達可信的譯筆，可能有的文本還是專門為這本論著的例證所需而首次翻譯的。無論是所譯、所論，皆帶著作者一種“視若己出”的愛與知。所以，與一般的文學概論不同，這幾章里的文本論述和賞析文字，既流貫著一種擊賞和愛惜的激情，也閃爍著一種洞悉和識見的光芒，于風聲鶴唳、狐奔虎嘯之中，亦可見文心閃耀和文采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