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919年于巴黎

1919年中國歐洲考察團在巴黎，中間者為梁啟超

1915年，是《覺醒年代》的故事開啟時間，出于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共同憤慨，日后中共創黨史上著名的“南陳北李”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有了一次戲劇性的會面。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中國看到了通過外交努力一雪當年之恥的可能，剛剛卸任財政總長的梁啟超乘坐日輪“橫濱丸”，率領一個由各界精英組成的團隊前往巴黎，試圖以中國的民氣影響凡爾賽和會進程。

然而，沒有堅強的國力作支撐，公理戰勝強權注定只能是幻想，1919年中國在外交場上的失敗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并深刻影響了之后數十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走向。更形吊詭的是，以善變著稱的思想家梁啟超，他巴黎之行所凝結的思想，沒有被時代接納，他本人也成為繼起的“覺醒”年代的一個落伍者。這則中國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是時代的教訓，也給今人留下無盡的思索。

領命出行

1918年12月，歐戰停火，時任外交總長陸征祥以議和專使的身份率團前往巴黎，出席凡爾賽和會，以圖一雪當年簽下“二十一條”之恥。同年冬天，還有一艘船正駛往歐洲。船上坐的是前財政總長、一代青年宗師梁啟超。此行他是以在野的民間觀察家的身份，前往觀摩不久將要召開的凡爾賽和會。他要“看看這空前絕后的歷史劇怎樣收場”，并“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

歐戰停火，國內上至總統，下至黎民，無不歡欣鼓舞，北京的街巷間旌旗滿街，名流們到處都在演講，梁啟超卻保持著難得的冷靜。所謂加入協約國“參戰”，無非輸出數萬勞工去挖戰壕、埋死尸，他擔心的是，未放一槍一炮“居然”列于戰勝國的中國能否在和會中分得一杯羹。這也正是徐世昌總統所擔憂的，“本錢”的有無，直接關系到戰后的利益分配，總統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訪，展開民間外交，以助中國代表團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

自從退出政界，梁啟超一直在謀劃歐洲之行，此次以和會代表團非正式顧問的身份赴歐，公家撥款六萬元，朋友間籌集到四萬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啟行，也算是得償夙愿了。梁啟超希望此次歐洲之行能為他的國家爭到實質性的利益，故于臨行前，與外交委員會諸人詳細討論，制訂了一個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借地的詳細提案，準備一到巴黎就與正式代表們交換意見。在他準備行裝期間，與日本代理公使芳澤在一次酒宴上見面，梁說：“我們自對德宣戰后，中德條約廢止，日本在山東繼承德國權力之說當然沒有了根據。”芳澤不同意，找出種種理由辯解，梁很不高興，說：“中日親善的口頭禪已講了好些年了，我以為要親善就今日是個機會，我很盼日本當局要了解中國國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連這點口頭禪也拉倒了。”

赴歐之船

1918年12月23日，梁啟超率領這個民間訪問團從北京出發了，成員有蔣百里、劉崇杰、丁文江、張君勱、徐新六、楊維新等六人，都是術業有專攻、又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心的青年才俊。張君勱治政治學，劉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經濟，楊維新作為錄事隨行。蔣百里是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一名畢業生。地理學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薦的，因為此行還要考察歐洲文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的人選都有了，團里有個科學家，看上去更齊整些。

日后問世的《歐游心影錄》，記載了他們最初的行程：

我們是民國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動身，天津宿一宵，恰好嚴范孫（修）、范靜生（源濂）從美國回來，二十四早剛到，得一次暢談，最算快事。二十四晚發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飯后，即往上海。張季直由南通來會，廿七午，國際稅法平等會開會相餞，季直主席，我把我對于關稅問題的意見演說一回。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后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廿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郵船會社的橫濱丸。

七個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兩撥。梁啟超和蔣百里、劉崇杰、張君勱、楊維新等五人為一撥，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達倫敦；丁文江、徐新六則繞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歐洲匯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啟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啟程，登上日輪“橫濱丸”。

船先是沿著海岸線向南，再是向西。那幾日都無大的風浪，波平如鏡，每日與天光海色相對，梁啟超心情極佳。同行者里除了張君勱怕暈船，一登舟就蒙頭大睡，其他人的興致都很高。梁啟超的日課如下：觀日出，習法文，約一時許后，瀏覽日文書籍，兩三天讀完一本，午睡半小時后，與蔣百里下棋，每日兩三局，傍晚打球戲，晚飯后談文學書，中間仍時時溫習法文。除此之外，他寫了《世界和平與中國》等幾篇文章。不久傳來美國總統威爾遜發布的“十四點”談話，讓他時時沉浸在“公理戰勝強權”的憧憬中。他在船上寫信給女兒令嫻，興致勃勃地談及今后計劃：

“在歐擬勾留七八月，歸途將取道巴爾干，入小亞細亞，訪猶太、埃及遺跡，更在印度略盤桓，便到緬甸，攜汝同歸也。”

2月11日，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與先行抵達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匯合。戰后的倫敦，市容蕭條，但見黃霧四塞，日色如血，一種“陰郁閉塞之氣”，讓他殊覺不適。他們住的雖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館，條件也好不到哪里去。連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難找到，惟一的好處是多年的煙癮給戒掉了。

在倫敦只待了一個星期，他們就去了巴黎。和會已經開了一個月，各國的政要們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國總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療，美國總統威爾遜回國，尚未歸來，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亦回英國休假，三個決定和會命運的首腦人物都不在，和會也就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啟超于是決定乘著這個空當去法國戰地旅游一番。

暗箭中傷

1919年3月7日，梁啟超一行出發考察法國南部戰場。他們從巴黎出發，十天里，“從馬侖河一帶起，經凡爾登，入洛林州，再入亞爾薩士州，折到萊茵河右岸聯軍占領地，假道比利時，循謨士河，穿過興登堡線一帶，到梭阿桑”。

張君勱正在倫敦參加國際聯盟研究會的活動，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調查礦業，都無法分身，同行的是蔣百里、劉崇杰、楊維新、徐新六等人。

三月中旬，他們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續游北部戰地。這次法國全境漫游，他們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見是戰后遍體鱗傷的歐洲，過去的繁華已被一片荒煙蔓草取代，讓他感慨剛剛結束的這場死傷三千多萬人的戰爭，實是文明之殤，“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反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考察結束，梁請軍事專家蔣百里撰寫了一篇《德國戰敗之諸因》，算是為從前他們所欽佩的德國撰寫了一篇悼詞。

歐游的同時，梁啟超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和會現場。他是中國代表團顧問，又是新成立的國民外交協會發起人，聲望卓著，徐世昌總統亟盼著他的民間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團的一舉一動，自然都牽動著他的視線。山東問題在和會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報界的一次歡迎宴會上慷慨陳詞：“若有別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平和之敵。”還致電總統府外事委員會事務長、好友林長民，對政府私下訂約提出質疑：“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時對日換文訂約以自縛，此種密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

矛頭所指的“一二訂約之人”，當指陸征祥無疑。四月底，他又電致國民外交協會，就青島問題警告當局：“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和前電一樣，這一消息經國內媒體《申報》等轉載引發軒然大波。

陸征祥內外交困，屢請辭職，代表團如果真要臨陣換帥，時在巴黎的梁啟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選。然而就在此時，梁啟超突然成了國內媒體的眾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時候，王正廷打電報給上海各報界，說巴黎有華人逆謀助日，一時引發坊間紛紛猜測，矛頭直指梁啟超。

王正廷發給上海報界的電文稱：“吾輩提議于和會者，主張廢止二十一款及其他密約不遺余力，推測日本之伎倆僅有二途：曰引誘，曰用武，然皆與正誼公道相違，必不出此。但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販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所望全國輿論對于賣國賊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輩在此乃能有討論取消該條件之余地。”

王正廷的電文語詞含糊，賣國賊究系何人，也不明說，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燒向梁啟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致電徐世昌大總統并國務院：

“聞梁啟超在歐干預和議，傾軋專使，難保不受某國運動。本商有鑒于此，特電巴黎公使轉梁勸告，文曰：‘巴黎中國公使館探送梁任公君（鈞）鑒，我國之國際和會已派專使，為國人所公認。君出洋時聲明私人資格不涉國事，乃中外各報登載，君在巴黎近頗活動，甚謂有為某國利用傾軋之說，明達如君，當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難免嫌疑，為君計，請速離歐回國，方少辨明心跡，特此忠告，勿再留連’等語，即乞轉致專使，注意大局，幸甚。”

國民黨與梁啟超系多年冤家，借機發難，就連在紐約的徐志摩，也在當地的華文報紙上看到了詆毀梁的新聞，讓稍知內情的徐志摩“一團悶氣憤憤何似”。時隔不久，謠言的方向陡然拐了個彎，燒向了顧維鈞，說喪妻不久的顧即將與曹汝霖的三女兒訂婚，馬上就要搖身一變成為親日派了。謠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渾誓不罷休的勁頭。

此事過去許久，梁啟超一提起還猶自憤憤。雖表示，事過境遷，清濁自分，自己也無須多加辯白，但“最可惜者，以極寶貴之光陰，日消磨于內訌中，中間險象環生，當局冥然罔覺，而旁觀者又不能進一言，嗚呼中國人此等性質，將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那支暗箭把他傷得著實不輕。

繼續考察

和會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敗局已然注定，梁啟超決定繼續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離開巴黎前往倫敦。

在英國待了一個多月，差不多到處都跑遍了。7月14日是法國國慶節，聞聽這一天法國將在凱旋門舉行閱兵典禮，梁啟超一行又從倫敦返回巴黎看熱鬧。

此后他們一路經行比利時、荷蘭、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所。此時的巴黎已是嚴冬季節，回想自六月初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游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周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于奔命。現在，他是要好好靜一靜了。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里頭，傍著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這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寫出來。”

他在給女兒的信中說，回到白魯威后，晚睡晚起的惡習全都恢復了，游記的寫作頗順利，已經寫了六七萬字。他計劃在這里再住三個月，待書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國。

但一起出來的徐新六忽接家中電報，說是夫人病重催著回國。徐是他們中法語最好的，此人若一離開，行動會很不方便，于是幾人一合計，也都決定收心回國了。梁啟超本來還有往游波蘭和奧地利的計劃，看大家興味索然，也就作罷。

靈府革命

去歐一年，梁啟超的思想飽受刺激，也時作反省，他寫信告訴弟弟梁仲策：“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甫一回國，他感到這場靈府深處的革命終于要來了。

在上海，梁啟超應吳淞中國公學之邀去作了一場演講。校方請他去，是要他談歐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說，卻大談中國的各種好，總之一句話，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樣樣都是中國好，中國和歐洲，固有基礎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何況目下的歐洲病得不輕。

梁舉例說，譬如英國的代議制，乃世界一大潮流，為何在中國本該神圣的國會和議會淪為權貴們爭權奪利的工具呢？那是因為人家有這個根底，“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于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說到經濟，梁認為，西方經濟之發達，全由于資本主義，但戰爭的爆發，正說明資本主義“乃系一種不自然之狀態，并非合理之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然已將趨末路，且其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豈非天幸？”

梁說，自從經歷了這次歐游，他已經轉變成了一個樂觀主義者，“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他像一個勵志演說家一樣，要求學生們“對于中國不必悲觀”，要從“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做起，“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演講中他還提到了剛剛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列寧，說以人格論，當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

3月19日，梁啟超到京，向當道循例周旋，謁見徐世昌總統報告歐游經過，于24日坐火車返回天津。在給女兒梁令嫻的信中，他說，“吾自歐游后，神氣益發皇，決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因住在北方不太方便，計劃兩個月后南下，搬到上海附近居住。

上層的政治活動，他已無意去做了，惟用全力從事于培植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和文化事業。其后的一年間，他發起中比公司，與同人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邀請羅素來華講學，肇因皆在于他自稱的“靈府里的革命”。

他在巴黎時寫了一半的《歐游心影錄》，回國后因雜事纏身，已無法繼續，但他還是整理了部分發表。他滿心以為，這些帶著他獨特體認的文字，就像他以前那些銳利的文章一樣，會在讀者中不脛而走，起到匡正時弊的功效，引領中國走上一條中西互為調劑的道路。《清代學術概論》已經脫稿，《中國歷史研究法》也由商務印書館承印，在各高校和團體所作的最新講演集，也將成書，這一些，于“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這也是他發起共學社的宗旨），都是大有補益之事。

但他不合時宜的憂患，首先招致了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的批評。歐游歸來，他在許多個場合推崇列寧的人格，推崇社會主義是現代最有價值之學說，但又認為“精神和方法不可并為一談”，不贊成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十月間，羅素來華，亦指出中國實業不發達，不存在階級差別，故當務之急不是宣傳和實施社會主義，而以興辦實業發展教育為要。他和張東蓀都持此調。論戰一番后，一班夢想著徹底根治社會不平等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就把他拋棄了。他們說，任公倒不如不去歐洲，去了一趟歐洲把腦子都搞渾了。

陳獨秀這樣反駁他：“由資本主義漸漸發展國民的經濟及改良勞動者的境遇以達到社會主義，這種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經開發、政治經濟獨立的國家或者可以這樣辦，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revolution（革命），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revolution 呢？”

“五四”后的一班新進少年，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到了三年后的“科玄論戰”，一場把知識界的名宿、大佬、新銳全都席卷進去的混戰，他和張君勱一起被批作了“玄學鬼”，幾乎成了“五四”一代的公敵。這個昔日的思想界勇士、青年導師，已經被他曾經呼喚的時代拋棄。

彼時的歐洲，遍地沉疴；俄國經由一場革命的洗禮，正意氣風發。中國往何處去？覺醒了的知識分子正在醞釀掀起一場革命的狂飆。在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梁啟超的調和折中注定要被時代所忽略。歷史讓1919年成為近世中國的一個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