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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會址

為了勞苦大眾都過上幸福生活

百余年前，許多仁人志士為了改變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現狀，積極奮起，推翻舊勢力。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資產階級革命者們也曾經前赴后繼。

比如，梁啟超一生致力于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康有為不斷上書皇帝，請求變法。譚嗣同作為近代中國為變法而犧牲的第一人，讓后人敬仰不已。變法失敗后，他完全可以逃脫，但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

還有一位叫徐錫麟的革命者，戴著一副眼鏡，一看就是讀書人的模樣。他是紹興人，家里非常有錢，和秋瑾一起參加革命。為了推翻清政府，他做了一件在時人看來驚世駭俗的事情。徐錫麟以捐官之法花錢買了個官，借此打入清廷內部。他拜安徽巡撫恩銘為師，并很快得到了恩銘的賞識，引為親信。1907年7月6日，在安慶一所警察學校舉行的閱兵式上，徐錫麟拿出槍來，當眾將恩銘擊斃，并舉兵起義。在那個時代，親手把自己的恩師打死，這是犯了忤逆的大罪。但徐錫麟說：我只有這么干，才能表達我對清朝政府的憤恨，才能表達我對革命的堅定。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有一部分是相同的，那就是推翻反動統治，建立一個新的中國。這是中國共產黨和資產階級革命者的共同理想。但是，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人還有一個革命理想，就是讓勞苦大眾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也是無產階級革命者和資產階級革命者最根本的區別。

上海當時是通向世界的碼頭

歷史為什么會選擇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因為上海當時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通向世界的碼頭。

日本比中國更早開始對外開放。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赴日本尋找救國之路。

日本離上海很近，從上海出發去日本非常方便。這就像40多年前，為什么廣東比上海要開放得早一點？因為它離香港、東南亞比較近，所以改革開放的風更早吹到那里。100多年前的革命浪潮也是這樣。陳獨秀、李大釗、陳望道等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都曾經留學日本，在日本接觸了許多新思想。出于改變中國現狀的強烈愿望，他們始終在積極探索，到底哪一條道路是適合中國的道路。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這是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聯合工農所完成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政權建立了起來。在聽說俄國發生了這場偉大的革命后，又有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去了蘇維埃，比如瞿秋白。他翻譯、介紹了一大批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等雜志上，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播到了中國。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之所以在上海，正是與上海傳播新思想的輿論氛圍有關。在當時，中國沒有哪座城市像上海那樣容納了各種進步刊物，各種新思潮層出不窮。五四運動后，上海逐漸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宣傳中心，特別是陳獨秀、李漢俊、邵力子和陳望道等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匯聚于上海，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群體，利用《新青年》《星期評論》等刊物，宣傳思想解放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正是在這種多元化的文化氛圍中，上海逐漸成為先進知識分子探尋中國道路的核心陣地。

一方面，我們始終在積極探索一條“中國道路”；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為我們帶來了理論和實踐經驗。就這樣，內因和外因互相作用，在這個歷史的交匯點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應運而生。

上海的產業工人占到了整個中國的一半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誕生在上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階級的選擇。

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

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而進行斗爭的理論武器和行動指南。法國的巴黎公社作為一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實踐，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巴黎公社的革命隊伍主要是由什么人組成的？是工人階級。正是巴黎工人舉行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反動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政權。

回過頭來說到中國共產黨，在成立政黨之初，革命隊伍在哪里？是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多的地方。在100年前，上海大約有100萬產業工人，基本上占到了整個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半。

我爺爺那一輩人，當初就有很多到上海當了碼頭工人。我爺爺他們三兄弟原來在老家都是修船的，年輕力壯，于是一起到上海謀生。他們在蘇州河上販運樹木，把大樹運到上海來造船。所以，我爺爺也是上海早期的產業工人。

因為上海的城市發展速度驚人，所以很快集聚起一大批產業工人。正是上海工人階級的壯大以及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弄堂和閣樓，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掩護

我認為，上海之所以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搖籃，還與當時的時局和各個城市的特點有關。為什么這樣說？我們來作幾個比較。

首先說說北京。我在北京生活了41年，發現上海和北京很不一樣。我從部隊轉業到北京后，一直在沙灘北街2號工作。沙灘北街2號的南端就是北大紅樓的舊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最早是在這個地方謀劃的。再往西去，便是故宮、景山、北海。北京老城區的房子都是一個大院挨著一個大院，院子的大門很大，圍墻很高。北京城的這個特點不太適合從事地下工作。無論是氣勢恢宏的故宮，還是四四方方的四合院，封建皇家形成的管理體制和建筑樣式都不利于力量弱小的革命者從事地下工作。

1927年，李大釗躲在位于北京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旁邊的一個兵營里開展秘密工作，由于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李大釗犧牲后，中共中央從上海派了中央候補委員王荷波到北京繼續開展工作。王荷波歷任津浦鐵路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也是富有地下工作經驗的，但到北京沒多久，又被反動勢力抓捕并殺害。

再說廣州。100年前的廣州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群眾基礎不錯，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不在廣州成立呢？因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以廣州為據點，它的革命力量以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主。

還有哈爾濱。哈爾濱離蘇聯近。那為什么不選擇哈爾濱呢？和北京相類似，哈爾濱當時的白色恐怖也很嚴重，不利于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開展地下工作。

再回過頭來看上海。上海位于我國南北海岸線的中部，地理位置非常優越。最早一批的中國共產黨人，除了李大釗以外，很多是蘇浙、安徽一帶的人，對上海比較熟悉，對這塊土地有感情。

上海那些如同毛細血管一般細密交錯的弄堂和層層疊疊而起的小閣樓，正好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護。我實地走訪過虹口區山陰路一帶的弄堂，中共江蘇省委舊址也在那里。石庫門多為三層樓房，有多個出入口，里弄更是四通八達。選在這里召開會議，緊急情況下，地下黨組織也便于撤離。

建黨百年之際，我們要記住這三個人

最后我想說的是，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我們今天一定要記住這三個人——維經斯基、李大釗和陳獨秀。

維經斯基是俄國人，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他受列寧的委派來到中國幫助建立新的政黨。如果沒有他，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可能會是另一番光景。

他第一次到中國是1920年4月，但他到哈爾濱不久就被捕了，在監獄里被關了一段時間。此后，他來到北大紅樓，找到了李大釗。在這里，他和李大釗、鄧中夏等人討論中國的前途命運，決定先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讓他去上海找陳獨秀，于是，維經斯基帶著一封信來到上海。

陳獨秀聽維經斯基介紹了俄國革命的情況后非常興奮。他說，中國就要走這樣的道路。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并起草了黨的基本綱領。

1920年，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但這個中文全譯本的《共產黨宣言》苦于沒有經費出版。這時，維經斯基將共產國際的活動經費1000大洋給了陳獨秀，《共產黨宣言》就這樣印刷了出來，為建黨做了思想準備。

1921年春天，維經斯基又一次來到上海，與陳獨秀一起定下了建黨的具體事宜。此后，維經斯基回到俄國，主要負責共產國際的遠東工作，而把協助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交給了馬林。因此，馬林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外國人之一。

我們要感謝的第二個人是李大釗。大家知道，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又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他是一位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正是他把維經斯基介紹給陳獨秀，并促使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孕育。

還有一位要感謝的是陳獨秀。毫無疑問，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發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我寫《革命者》這本書的時候，閱讀了大量有關陳獨秀及其家人的書，走入陳獨秀的心靈世界，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震撼。那些生動的事跡，讓我感到黨的歷史是有溫度的，是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聯的。它可以讓每一個熱愛、追隨它的人，都能從其波瀾壯闊的歷程中獲得精神力量和人生感悟。

總而言之，上海作為東方第一大城市、中國沿海第一產業工人聚集地、進步的知識分子聚集地、中國南北之中心，“天時地利人和”。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個偉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了！

（本文選自“何建明系列黨史課”第一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