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現代漢語詞典》釋曰：“研究語言的本質、結構和發展規律的學科。”模仿印歐語法寫成的《馬氏文通》問世標志著中國語言學的產生。此前，我國只有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即小學。百余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有何特點？為什么會形成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研究漢語的百年傳統？如何開創漢語研究新局面？

學者反思中國語言學研究

對于中國語言學研究，呂叔湘將其描述為“外國的理論在那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張志公指出：“實事求是地說，到現在為止，恐怕還沒有任何一部是真正漢語的漢語語法。從引進以后，又亦步亦趨，人家有什么，我們就跟著引進什么”，并指出，“每個人從二三歲時就會說話，而學語法反而是越學越困難了，而且也沒有什么用”。楊自儉總結說：“中國語言學百年歷史證明，中斷自己的傳統、跟著外國的理論轉是沒有出路的。”曹志耘則深為不知道語言學研究有什么用而困惑。所以聶仁發指出：語言學研究“明顯滯后于社會發展需求，正面臨邊緣化”。

百余年以來，常有人批評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研究漢語之風，而且述其害者越來越多。尤其近30年間，不斷有論述語言學研究之弊端與危害的專著問世。例如，潘文國《危機下的中文》一書對百年來中國語言學研究之弊端與危害做了概括性描述；沈懷興《現代聯綿字理論負面影響研究》一書考察了現代聯綿字理論流行在語文教學、漢語詞匯研究、語文詞典編纂及釋義、語言學人才培養等多個領域里造成的危害。此二書一面一點，大致反映出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研究漢語弊多利少的基本情況。其他如申小龍《中國語言學：反思與前瞻》《語言與文化的現代思考》、潘文國《字本位與漢語研究》《對比語言學：歷史與哲學思考》、沈懷興《漢語商論》《聯綿字理論問題研究》以及白平《漢語史研究新論》等，分別從不同的側面揭示出中國語言學研究的諸多問題及其實質。

不過，關于學界對百年來中國語言學研究的批評與否定，我們在《語海一得——兼及語言是什么》的序言中已有綜述，一言以蔽之，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用事實反思語言學研究。特別像上引呂叔湘、張志公、楊自儉等頂級學者之言均于垂暮之年說出，很值得深思。

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弊端明顯

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研究漢語弊多利少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語言學研究仍需進一步全面進入科學軌道。因此，美籍華裔語言學家戴浩一總結說：“20世紀后期的語言學可以說是不成熟的科學，也是劣質的人文學。”由于語言究竟是什么這一根本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固有的研究思路未變，因此，趨從西方“劣質的人文學”理論研究漢語注定弊多利少。

二是漢語研究者忽視了人文學科研究的中西文化差異性及其導向作用。戴浩一同時指出，“現有的語言學理論大多基于印歐語言的現象。在超語言上已經有根深蒂固的偏見”，“現代西方語言學的進展有其特有的歷史背景，但是基本上是隨著歐美不同時代的大思想潮流跟進的”。筆者認為“普通語言學”畢竟誕生于西方哲學文化語境，難免帶有“西方中心論”特點，如果不加審視就把這種“普通語言學理論”橫移過來指導漢語研究，則常有“削足適履”的現象發生，不僅對漢語文教學、語言學人才培養、漢語學發展弊多利少，而且對我國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也產生負面影響。

從成因看趨從西方理論的傳統

那么，為什么會形成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做研究的百年傳統呢？原因主要有四個。

語言究竟是什么這一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潘文國對68種有代表性的語言定義進行分類研究，發現大多是西方學者在西方哲學思想主導下提出的，尚未真正揭示語言的本質，而且在這個課題上也未有共識。有的漢語研究者忽視了這一情況，在對西方語言學理論有全面和深入認識之前，就匆忙移用于漢語研究，而且趨附者眾，反思者寡，“反向格義”的習慣就此產生。

由于歷史的原因，不少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對文化自信的認知還不夠，以至于“反向格義”成風。于是心理學家楊國樞批評中國心理學研究“只能亦步亦趨，以趕上國外的學術潮流為能事”；文學家南志剛批評中國文學研究“以西化中”；哲學家張汝倫批評中國哲學研究“邯鄲學步，失其故步”；文藝學家周景耀批評宋詞研究自入“‘反向格義’的殖民牢籠”。在此背景下，漢語研究者“反向格義”現象也需要深入反思。

缺乏對“語言學無國界”一說的辯證思考，且忽視了中西人文科學研究的文化差異性及其導向作用。我國有世界上最大的語言學隊伍，卻無一語言學流派，即為其證。

不少學者熱衷于對西方理論的引介，沒有給予對中國傳統“小學”研究歷程以足夠的關注，甚至還有很多誤解。這就難以充分發掘本土語言研究的歷史積淀，不利于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體系。

上述原因互相關聯，共同作用，導致趨從西方語言學理論研究漢語的百年傳統根深蒂固。

展望中國語言學的未來

為語言學研究打開新局面，首先要在語言本質的揭示上取得突破。與此同時，在更新語言觀的前提下不斷完善語言研究方法，以便語言研究者從語言實際出發，在揭示語言本質的新語言觀引領下朝著不斷提升語言學應用價值的方向做研究。

具體到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除了要做好上述工作，還需盡快提升文化自信，自覺繼承和發揚國學研究中“為致用而求真，因求真而致用”的優良傳統，從漢語實際出發，堅持論從史出、論從材料來的原則研究漢語。在種好漢語研究這塊試驗田的同時，積極推動語言學在全球范圍內健康發展。為此，還要努力培養確能獨立思考、銳意求真、勇于講真話的人才，以確保中國語言學永葆青春。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