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1894—1988），江蘇蘇州人，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社會活動家。

葉圣陶著《文章例話》

葉圣陶出身于城市貧民家庭，1919年3月加入“新潮社”，后來成了“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他追求進步，“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受到沈雁冰、楊賢江、惲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共產黨人的影響和感召，為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葉圣陶有很多黨員朋友，排在第一位的是沈雁冰（茅盾），他們的結識得緣于《小說月報》。《小說月報》是商務印書館的老牌文學期刊，創刊于1910年7月。1921年1月《小說月報》12卷1號起“全部革新”，由沈雁冰主編。“文學研究會”恰好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于是“全部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就成了文學研究會代理會刊。12卷1號的“創作”均為文學研究會成員所作，其中就有葉圣陶的短篇《母》。可見，在這之前沈雁冰和葉圣陶就有了聯系。

沈雁冰青年時代就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共產黨員文學家。1921年4月上旬，還在蘇州甪直鎮吳縣第五高等小學執教的葉圣陶，專程到上海與沈雁冰晤敘。他在《略談雁冰兄的文學工作》一文中介紹說：

到了上海，就到他（沈雁冰）鴻興坊的寓所去訪問他。第一個印象是他的精密和廣博，我自己與他比，太粗略了，太狹窄了。直到現在，每次與他晤面，仍然覺得如此……振鐸兄已經從北京到上海來了。我們同游半淞園，照了相片。后來商量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擬訂譯本目錄，各國的文學名著由他們幾位提出來，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稱。

文學研究會總會名義上設在北京，卻并無會址。由鄭振鐸和沈雁冰在京滬兩地負責總聯絡。1921年3月鄭振鐸從北京鐵路專科學校畢業，被分配到上海鐵路南站見習，5月正式調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創辦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鄭振鐸到上海后，文學研究會上海分會實際上成了“總會”。

葉圣陶與鄭振鐸的交往早于沈雁冰。1919年2月，鄭振鐸在《新潮》雜志上讀到葉圣陶的新詩《春雨》后就來信認葉圣陶作朋友。葉圣陶在《略談雁冰兄的學工作》一文中所說的《文學研究會叢書》連同他們同游半淞園拍攝的照片，是文學研究會極其珍貴的史料，也是葉圣陶參與文學研究會領導工作的見證。從此，葉圣陶與沈雁冰和鄭振鐸這三位一輩子心心相印的朋友成了文學研究會的核心人物。1923年初，葉圣陶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當編輯，同時負責主編文學研究會會刊《文學周報》，處理文學研究會的日常工作，寓所的大門上釘有“文學研究會”的搪瓷招牌，藍底白字，非常醒目。1924年7月，葉圣陶把家搬到閘北香山路仁馀里二十八號，特地把文學研究會的招牌帶了去，釘在門上，會刊《文學周報》的封面上也注明“編輯及經理處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馀里二十八號”，直至1927年6月止。

說來也真巧，葉圣陶一到商務印書館國文部，就與沈雁冰成了“面對面的同事”。沈雁冰辭去了主編了兩年的《小說月報》，被安排到國文部編“學生國小學叢書”，《小說月報》改由鄭振鐸主編。葉圣陶知道沈雁冰辭職的真實原因，是他作為兼管江浙兩省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學生國小學叢書”可以慢慢編；《小說月報》是月刊，牽扯的精力太多，只有擺脫開來才能專心致志地做黨的工作。

沈雁冰的革命活動和文學事業一直得到葉圣陶的支持。沈雁冰流亡日本時，發刊之稿件，與親友之通信，均由葉圣陶轉遞；沈雁冰并囑咐葉圣陶夫婦幫助其夫人料理家務，照看老母。葉圣陶在《賦別四絕挽雁冰兄》中寫道：“悄然送別浦江濱，且寄扶桑小隱身。刊稿傳書寧老母，兩家親若一家人。”至于“大革命”失敗后沈雁冰從牯嶺潛回上海，葉圣陶處處掩護他，慫恿他寫小說《動搖》，并替他把筆名“矛盾”改為“茅盾”的事，盡人皆知，也就不用多說了。

葉圣陶認識的共產黨人中最值得介紹的還有瞿秋白。他在1946年6月寫的紀念短文《回憶瞿秋白先生》中說：

認識秋白先生大約在民國十一二年間，常在振鐸兄的寓所里碰見。談鋒很健，方面很廣，常有精辟的見解。我默默地坐在旁邊聽，領受新知異聞著實不少。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胳膊，細細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這個。曾經到他順泰里的寓所去過，看見桌上“拍勒托”跟白蘭地的瓶子并排擺著，談得有勁就斟一杯白蘭地。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就義，時年36歲。瞿秋白生前留下遺囑，要妻子楊之華把他的“一些材料”交給葉圣陶“作小說”（葉圣陶《回憶瞿秋白先生》），可見他對葉圣陶非常信任和欣賞。

葉圣陶的寓所仁馀里廿八號在五卅運動期間成了左派的聯絡點。1926年初應共產黨人的邀請主編中國濟難會會刊《光明》半月刊，為“救濟解放運動之被難者及其家屬”做了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1926年初，沈雁冰到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到上海后，接替惲代英擔任共產黨的秘密機關上海“交通局”主任（即黨中央聯絡員），各省地方黨組織的報告，用“鐘英先生”的名義寄給沈雁冰轉交黨中央。因為仁馀里廿八號，是文學研究會的會所，沈雁冰看中了這樣一個公開身份，每天郵差送來的信件又多，就托葉圣陶代他收信，凡是信封上寫著“鐘英先生收”的，收撿在一邊，說待有人來取就交與。“鐘英”就是“中共中央”的諧音。至于共產黨人在仁馀里廿八號秘密開會的事，葉至善在《“賦別寄哀思”》一文中介紹說：

有些晚上（沈雁冰）還借我家開會，會場就在客堂后間的樓梯底下。我父親從不問他們什么會，總是在晚飯以后，先從后門進來一個我父親認得的人，我父親把把門的大權交給了他，管自上樓去做自己的工作了。前面的客堂里睡著祖母和我。我已經懂點兒事了，知道在板壁后面低聲說話的是“革命黨”，而“革命黨”被抓住了是要殺頭的，北火車站的電線桿上就曾經掛過小竹籠，籠里盛著“革命黨”的腦袋。我走過那里連頭也不敢抬。在寶山路上，我經常看到那些兇巴巴的“執法隊”在巡邏，身背刀把上飄著紅綢的明晃晃的大刀。想著想著，我害怕起來，把身子貼近祖母胸前，不一會兒就睡著了，不知那些開會的“革命黨”什么時候悄悄離去的。

葉至善說他母親跟他講過，馮鏗到仁馀里廿八號開過會，陳獨秀也曾來過仁馀里廿八號。1927年“四一二”后，國民黨上海特別市清黨委員會查獲了沈雁冰經管的文件，還有私人信函、日記和書籍，“清黨委員會”以此作為共產黨“破壞革命”的“確實證據”。8月13日，上海《民國日報》發表《請看共產黨陰謀毒計 上海清黨委員會披露在沈雁冰宅中搜得》，公布1925年11月5日在仁馀里廿八號召開第一次黨團會議的內容和決定，內容包括“黨團會議之主席”“黨團之目的”“發展組織”“整頓分部”“商務分部的改組”“訓練班由楊賢江負責”“出版問題”“經費另籌”等。8月14日，上海《申報》發表《上海特別市清黨委員會披露中國共產黨操縱上海本黨干部之真憑實據——在沈雁冰日記簿中檢出》，再次披露沈雁冰在仁馀里廿八號召開會議的“實據”，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改組中央黨團、整頓區黨部，以鞏固共產黨對革命的領導，反擊蔣介石繼“中山艦事件”后，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的赤裸裸的反共提案——“整理黨務案”。面對“清黨委員會”的“清算”，葉圣陶一家人先是躲在劉海粟家的車庫里避開風頭，后來搬到上海西區斜橋天祥里，又從天祥里搬到景云里11號。景云里位于租界與華界的交界處，當時還比較僻靜，魯迅稱之為“半租界”。

五卅運動以后的那幾年，葉圣陶把一切革新希望都寄托給了大革命，光明不僅在望，而且已經伸手可以觸摸到。忽地天翻地覆，什么都落進了漆黑的無底深淵。長歌當哭，他創作了短篇《夜》、長篇《倪煥之》以及童話《冥世別》等一系列“革命文學作品”，控訴反動派兇殘的“大屠殺”，謳歌民眾的覺醒和抗爭，把希望寄托在新興的無產階級的身上。

這之后，葉圣陶的立場更加鮮明。“九一八”事變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活動，參加發起成立“文藝界反帝抗日大聯盟”，抗戰期間，又參加發起成立“文藝界抗敵后援會”。1945年10月16日，葉圣陶應邀到重慶曾家巖出席周恩來的宴請，日記中寫道：“聞周之名已久，見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氣，頗不凡俗。”見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之后，葉圣陶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更真誠了，這從他1949年3月1日寫的一首詩《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諸公》中可以體會得到。詩云：

南運經時又北游，

最欣同氣與同舟。

翻身民眾開新史，

立國規模俟共謀。

簣土為山寧肯后，

涓泉歸海復何求？

不賢識小原其分，

言志奚須故自羞。

應中共中央邀請，葉圣陶與夫人胡墨林于1949年1月7日乘永生輪秘密離滬，11日抵香港。2月27日，登一掛葡萄牙旗之貨輪北上。一同乘船北上的還有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俞寰澄、張炯伯、鄭振鐸、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等多位民主人士和文藝界的老朋友。3月1日晚飯后在船上舉行第一次晚會。輪到葉圣陶說笑話，他說了一個謎語，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謎底為《莊子》中的一個“篇名”。宋云彬猜中為《知北游》，向葉圣陶索要獎品，葉圣陶寫了這首詩。最值得注意的是“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何求”兩句。背一筐土去堆山，怎肯落在別人后頭；像小溪一樣流歸大海，真是再高興沒有了。葉圣陶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歡迎新中國的。到北平后，他擔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他滿懷著“簣土為山寧肯后”的情操，為黨的文學、教育和出版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作者：商金林，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葉圣陶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