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詩人娜仁琪琪格的詩歌中有大量關于草原和蒙古族文化的書寫，雖然詩人離開出生地——內(nèi)蒙古的時間較長，但身體里仍流淌著蒙古族的血液。成長地遼寧則是詩人詩歌啟蒙的地方，也正因為有著這樣多元的生活環(huán)境，形成了她詩歌中較為多姿多彩的文學地理空間，這種空間主要通過詩中所建構的詩語意象表現(xiàn)出來。這些意象包含了詩人對血脈所至的草原的追溯和民族文化的探尋，不僅能夠展現(xiàn)出她對山川、草原等自然景觀的真摯書寫，而且在凸顯民族特性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些意象生成于獨特的蒙古族文化空間中，飽含著深厚的蒙古族文化內(nèi)蘊。

詩歌不是情緒的宣泄物，也不是簡單的文字排列組合，詩之旨在于體察萬物、抒寫性靈、物我融合，詩人若只是“隔靴搔癢”，泛濫情感當然不能寫出好詩。所以詩人在寫作中要用切身的體驗感受來為詩歌注入靈魂。

對于詩人娜仁琪琪格來說，寫詩已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詩歌是詩人與自我、與世間萬物對話的產(chǎn)物。作為女詩人，她的視野開闊，詩歌意象種類繁多，有著蒙古族的大氣、從容，也有著女人的細膩溫婉，兩相融合，詩歌韻味便深厚起來，給予讀者諸多愉悅的讀詩感受。雖然詩人生在內(nèi)蒙，成長于遼寧，但蒙古人的血脈依然在身體里流淌，草原人的精神也無時無刻不在散發(fā)魅力，這些特點凝聚在筆端漸漸融合為文字，既有地域性也有民族性，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召喚著詩人，隨著年歲的增長則變成了對“故土”的尋找與回歸，詩行中也會透露出一種強烈的民族認同感。

她是一位行走的歌者，帶著詩歌走進自然、敬畏自然的同時得到自然的饋贈，讓自己的心境更加開闊，同時在與自然近距離的接觸過程中更容易抒發(fā)自我內(nèi)在的真實情感。新詩集《風吹草低》中收錄的詩歌散發(fā)著自然的味道，腳步所到之處都能用詩歌詠，以一種別致的方式記錄當下。

草原的月色，奔騰的駿馬，花香和牛羊，悠揚的馬頭琴都在召喚著詩人。正如她在詩中寫道：

有誰能理解，一個放逐天涯的人

她全部的情感。一出生就向遠方行走，走出了草原

丟失了母語。而她的血液，她的身體

裝滿的是草原的種子。

——《我總是在母語的暖流里，淚流滿面》

詩人把自己當作“被放逐天涯的人”，離開了草原，丟失了母語，有一種遺憾落寞，但筆鋒一轉(zhuǎn)卻表現(xiàn)出了對草原的思念與依賴，血液身體里都裝滿草原的種子，有種子就有希望，詩人滿懷希冀，“尋根”的想法總是難以掩飾！作為女詩人來說，她對這種“根”的尋求如同女兒對母親的依戀，懷有一種真摯的想念之情，渴求在那片土地上找到屬于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但她對歸屬感的探求，有別于男性詩人強烈的血統(tǒng)溯源和族群認可。

像詩歌《草原月色美》《被月光牽引》《星光璀璨的扎魯特草原》中都有“月亮”意象的出現(xiàn)。“月亮”自古以來是文人表達懷鄉(xiāng)之感的必選意象，在詩人娜仁琪琪格的詩中，自然也包含有這層意思，但詩中的月亮不單含有思鄉(xiāng)懷古之意，還能指引眾生，富有諸多女性化的色彩。

從女性的視角連接起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跳出單純的寫景抒情模式，并從中感悟諸多人生哲理，這是娜仁琪琪格詩歌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流暢的文字如同安靜溫婉的詩人自己，她將自己的性格融入詩中，沒有過分的喧鬧，也不會肆無忌憚地以書寫自我為目的，她的詩歌往往是從自我出發(fā)，而又跳出狹小的自我空間，雖有諸多女性化的色彩，但不是“唯女性”，所以更能引起讀者共鳴。女性詩歌若是簡單地將男性與女性進行二元對立，那么這樣的詩歌肯定是視野狹窄的，娜仁琪琪格的詩很巧妙地規(guī)避了這一點，所以詩的格局很大，包含天與人的對話、人與自然萬物的融合。

正因詩歌意象選取天地萬物之景，使得詩歌感情更加飽滿且充滿了靈氣，可能這也是詩人作為女性特有的魅力。此外，四字詞語和形容詞的使用也是整個詩集的一大特點，大量修飾詞語的使用增強了詩歌的表現(xiàn)力，極具繪畫美的特點。

舊時的文化中，對性別存在一定的偏見，僵化地認為女性的思維缺乏理性，不易擺脫自我的精神空洞，且喜歡用情感宣泄的方式創(chuàng)造作品，因而所寫之物空洞乏味。娜仁琪琪格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詩歌情緒化、自我化這方面有了突破，雖然從女性的視角進行寫作，但不僅僅局限于女性自我，更多的是從個體體驗展開思索，從世間萬物中汲取靈感，在女性自我體認的基礎上實現(xiàn)女性詩歌的轉(zhuǎn)向，用文字本身去實踐和證明女性詩歌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作為蒙古族詩人，那片一望無垠的草原寄托了她諸多的情感，因而地域性也成了她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標識。地域差異帶來的不同文化思維使得詩人在創(chuàng)作中潛意識地對意象群進行篩選組合，在相應文化環(huán)境的滋養(yǎng)下寫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

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同的地域環(huán)境會形成各具特色的地理意象，這些意象立足于詩人豐富的自我生命體驗和個體認知，其自身包含了諸多可抒寫的詩學內(nèi)涵。娜仁琪琪格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有許多鮮明的地域特色，經(jīng)常出現(xiàn)諸如“扎魯特草原”“科爾沁草原”“大青溝”“蒙古包”“戈壁灘”“成吉思汗”“菊麗瑪”“穆瑤洛桑瑪”等極具西北地域特征和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地理意象。這些意象都凝結(jié)著詩人對本民族文化的喜愛與思索，同時也是詩人行走天地間的一種感悟，正如詩人自己所說：“我一直認為，詩人就是行走天地間的使者，就是神與人之間不斷搭建橋梁的那個人，他們有著人神共有的特質(zhì)，以敏感、超驗、精微，甚至是幽冥的感知力來體察、洞悉、感受一切，而后傳遞著彼此的信息。”她的詩歌是對大自然的禮敬，也是對自然萬物的感恩。

詩歌《發(fā)現(xiàn)自己的那匹馬》描繪了蒙古族人民特有的競技活動——賽馬，展示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特色：“在觀禮臺 終于等來了那一刻/禮炮燃起 繽紛絢麗的煙花/拉開萬馬奔騰的序幕 當號令響起/風涌而出的駿馬 每一個都是離弦的箭/騎手們不是端坐于馬上 而是飛身躍起/勒緊馬韁 在馬背上表演風馳電掣的絕技”。氣勢磅礴的場面頓時浮現(xiàn)在眼前，在感受賽馬的同時，更能體會到詩人對草原、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族群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顯然，獨特的地域意象形成諸多可供書寫的詩學空間。作為蒙古族詩人，娜仁琪琪格在感受這種地理意象的時候，較常人有更多發(fā)言權。又因詩人從小離開這片草原，此刻是以一個探尋者、拜訪者的身份踏在這片充滿親情的土地上，所以她表現(xiàn)出的情感更加濃烈真摯，也更為復雜深沉，每一處能映入眼簾的景，詩人都倍感親切。如詩人所寫：

草原之上是墨綠的叢林，而后就是連綿的山巒

一個人走向海日罕，濃郁低矮的灌木

向我交出了神秘。咻咻的小獸的喘息

近在咫尺

——《遠山裝著巨大的神秘》

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將目之所及的景色記錄下來，如同一幅畫卷那般緩緩鋪展開。似曾相識的景在讓詩人欣喜的同時，也會有淡淡的憂傷涌上心頭：而我的心已經(jīng)飛上了，高山頂上的敖包/五彩的經(jīng)幡，在向我招手，我聽到了/遠遠的呼喚——/水汽攜帶著草原強大的信息/向我襲來，我是一個急于撲向父母懷抱的孩子/寂靜、空闊，我一個人向遠方行走/在青草更深處，把紅色的絲巾披在了/勒勒車上，雙膝跪下/敬拜長生天，敬拜草原上的諸神。（《雨后扎魯特草原》）一個走向遠方的孩子，此刻正在“父母”的懷抱中享受這片刻的靜謐安寧，詩中“高山頂上的經(jīng)幡”“敖包”“勒勒車”“長生天”等這些蒙古族地理意象正是在“西北”地域景觀中生成的，既表現(xiàn)了詩人對草原景觀的贊美，又體現(xiàn)了詩人對回歸草原的渴望，同時這些意象結(jié)合詩人自身的身份和彼時的情感傾向又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詩歌風格。

又如詩中的曼德拉山，已不是單純的自然景觀本身，而是遠古以來，蒙古族歷史與文化的見證者，能夠永恒地記錄下滄海桑田的變化，在上天提供的紙張上，書寫下一個民族的過往：“那些來過的記憶，被抒寫，被描繪，被鏤刻/那些巨石，黑亮的玄武巖/是滄海桑田后，上天提供的紙張？//這些天書，如今被鎖在了鐵籠子里/它們是多么拘謹。夜幕降臨，萬星涌現(xiàn)的夜晚/封印的萬物，可否推門走出？/哦，這古代先民留在大地上的天書/被贊美，被詛咒；/被保護，也被拘禁。”“曼德拉山”本質(zhì)的意義功能建構起了詩歌較為廣大的內(nèi)部空間，當詩人面對這些景象的時候，她的寫作視角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思考感受已不再局限為眼前那座立于天地間不動的山。

除此之外，蘊藏在詩歌中的民族性是娜仁琪琪格詩歌的又一特色，同時也是詩人理解和記憶本民族文化的一把鑰匙，畢竟“一部作品的民族化或區(qū)域化程度是與作者對本民族、本地域民族生活的理解深度成正比的。對于一個民族區(qū)域的歷史文化、生存狀況體驗愈深，他筆下的藝術造型也就愈洋溢著獨特的區(qū)域或民族的氣息”。娜仁琪琪格對于蒙古族的文化、生活有著深刻的了解，她與蒙古族的一些重要歷史之間更是形成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這就決定了詩人對本民族的特征書寫更具真實性和創(chuàng)造性，使其創(chuàng)作出的詩歌也更為自然真切。

如詩人所說：“詩人是被上蒼寵愛的孩子/ 滄海桑田/無論塵世如何紛雜沉重/依然保留著一顆簡單 柔軟 敏感的心”。在遼闊的草原上，詩人是盼歸的孩子；在詩歌的海洋里，詩人是擁有自由靈魂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