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高原明珠”的滇池，是昆明的母親湖。沒有滇池，就沒有四季如春的昆明。古往今來，贊美滇池的詩詞文賦，可謂汗牛充棟。

明代被發配到云南的四川籍狀元楊升庵泛舟滇池，留下了“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的經典名句。清代文化奇人孫髯翁以他180字的大觀樓長聯，寫絕了滇池的無限風光，概括了云南的“數千年往事”，被公認為天下第一長聯。抗日戰爭時期，全國許多著名作家、詩人、教授、學者云集昆明，寫下了歌頌滇池的詩文。朱自清帶著學生到滇池邊上課，感到“海天一色，蒼蒼茫茫，煙霞變幻，氣象萬千，精神為之一振”。老舍在《滇行短記》里寫道：“在城市附近，有這么一片水，真使人狂喜……在湖邊看水，天上白云，遠如青山，眼前是一片湖水，使人連詩也懶得作了。”冰心在她呈貢居住的默廬窗外看到：“天是蔚藍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綠的，花是緋紅的。”沈從文發現：“昆明四時如春，滇池邊山樹又極可觀，若由外人建設經營，二十年后恐將成為第二個日內瓦……當視為東方一理想地方。”連不大作詩的社會學家費孝通，面對滇池也激動地口占一詩：“遠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貢。”直到1957年夏天，艾青到昆明接聶魯達，還寫了吟詠滇池的100多行長詩《滇池啊》：“我們的車子/像春天的燕子/穿過清新的空氣里/飛向滇池//滇池啊/一片翠綠色的海/遠遠近近/無數色彩豐富的山/環繞著它……”

但是，由于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規模的“圍海造田”和后來滇池周圍數千家大小工礦企業的迅速崛起，滇池純凈的水和透明的空氣到80年代中后期很快受到嚴重污染，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喜茫茫空闊無邊”的“五百里滇池”變成了散發臭氣的污水！

云貴高原最大湖泊、面積300多平方公里的滇池，因生態遭到破壞、水質持續惡化，而從歷代詩人作家以不同角度歌頌贊美的高原明珠，成為我國污染最嚴重的湖泊之一，又經過30年艱難曲折的治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進行艱苦奮斗，從而逐漸向好變清，重新閃耀著“寶石”的光芒，以迎接“全世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的召開。它是怎樣“向死而生”的？冉隆中以30萬字的紀實文學長卷《滇池治水記》（云南美術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作了真實生動、引人入勝的回答。

我認識的冉隆中，差不多40年前大學畢業后就到滇池邊居住、生活和工作。作為從滇池邊走向全國的著名作家和評論家，他是滇池嚴重污染和持續治理的證人和“書記員”。過去他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不少關于滇池的文學作品。為了寫這本“治水記”，一年多來，他又行程逾萬里，連續走訪了與滇池治理有關的數十家單位和數百名個人，其中既有體制內的官員學者和科技專家，也有大量民間環保人士和志愿者，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或滇池沿岸居民。在采訪中，他深切感受到，國家頂層設計將生態文明列為現代強國最重要的標志之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已經成為全民共識，云南和昆明的干部群眾在做生態文明排頭兵方面自覺性和自信心越來越強。

《滇池治水記》的引人入勝之處就在于，它不是平鋪直敘地寫治理滇池的過程，而是以開闊的視野、充沛的激情，從“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的角度，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來講“一個大湖向死而生的故事；一個以大湖的瀕死和新生，來透視生態文明、拷問世道良心、檢驗人性善惡、審視官員作為的故事。”

《滇池治水記》寫了滇池的昨天和今天，也展望了它的明天，作者“溯源”滇池遙遠的過去，對歷史上為治理滇池作出過突出貢獻的重要人物，如元代的平章政事賽典赤和清代雍正的“知心大臣”鄂爾泰的功績和經驗，都作了充滿敬意的描述和評點；還挖掘塵封的歷史，發現以大觀樓長聯名揚天下的一介布衣詩人孫髯翁，還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有“踏訪山河，厘清水路，消除民瘼”宏圖大志的民間水利專家。他獨自一人，“謀定而動”，考察了流入滇池最大的盤龍江，寫成長文《擬盤龍江水利圖說》，后又沿著海口河、螳螂川，入普渡河，并溯流而上，考察了金沙江上游水域，然后畫出草圖，寫下文字，提出了震驚四座的“引金濟滇”宏大設想。這是有史以來關于滇池外流域補水、引金沙江補水的最早構想。近300年后，這一構想，即從根本上解決了滇池自凈化能力有限、補水不足的“引金濟滇”的滇中引水工程，最近才全面開工，滇池全面恢復“四周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的風貌，總算指日可待了。

冉隆中濃墨重彩著力寫的當然還是滇池的今天——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取得的積極進展。滇池故事撲朔迷離，情節起伏跌宕，矛盾錯綜復雜。他從作家采訪、百姓觀點、專家視角、官員看法、問題導向等不同方面，有選擇地講述這些年來與滇池治理有關的各種人物和精彩故事，由近及遠或由遠及近地勾勒線索，梳理脈絡，反思災難和教訓，審視成就和經驗，瞻望明天和愿景。他生動總結了中國湖泊治理的“滇池模式”：河長制、生態補償制、雙目標責任制（即對水質與污染負荷實行雙目標管理）；他詩意盎然地抒寫了滇池邊在水質逐漸改善過程中出現的一片片醉心迷人的濕地風光，記錄下滇池邊小學孩子們傳唱的新編兒歌……

本書給人印象極深的篇章段落很多。其中“向死而生”一節，寫到2017年初，滇池確認在上一年“摘帽劣五類”的歷史時刻，一位分管副市長情難自控，他洶涌的眼淚讓人難以忘懷。又比如“圍海造田”一節。對于滇池污染的最大來源，很多人可能都會理解為就是歷史上的那幾次“圍海造田”。在冉隆中看來，“圍海造田”確實造成過滇池的傷痛，但是，滇池之殤原因是復雜的，有歷史的更有現實的，是點源、面源、內源等多種原因造成的。在書中他假托一個詩人的喟嘆說：滇池與人的關系，概括來說，以前經常是水欺負人（洪澇災害以及各種水患），后來基本是人欺負水（污染湖水、阻隔湖岸以及填埋湖體等等）。冉隆中在書中確實寫到了部分圍海造田的參與者，如今他們已鬢如霜，說起這段往事，感慨唏噓，追悔不已。但這就是歷史。人在歷史中的局限，盡顯其中。我們需要的是反思總結，以開啟更好的未來。

熟悉滇池的讀者都記得一句話：全國湖泊治理重點在太湖，難點在滇池。為何說滇池治理比太湖還更難？冉隆中用生動的故事和深入的思考回答了上述問題。在他看來，滇池治理的最大難題，是昆明城市環滇發展的強大動力與滇池生態承載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他還講述了從滇池聞名全國的河長制。河長制作為治理水環境的制度安排，是從昆明開始聞名全國的，時間在2008年春天。河長制在昆明率先鋪開，在滇池全流域大規模推廣實行并取得明顯成效。對于滇池如今的治理成果而言，河長制確實功不可沒，但是也還有諸多提升空間。

冉隆中寫了大量“滇管人”，以及身份各異的大量普通市民。他們大多數都是真正的熱愛這片“大海”，都在默默地為治理奉獻力量。文學是人學。《滇池治水記》是紀實文學，是介于文學和新聞之間的一種文學體裁。因此具有文學和新聞的雙重性。寫人，正是文學必須承載的基本任務。這部作品寫的人，從類型說，有大大小小的官員、體制內外的專業人士、企業家、文人、記者、市民、農民、大中小學師生等，大約近百人。他們在各自崗位上，為滇池治理貢獻了巨大力量。

冉隆中在一篇創作談中說，所有的寫作不外乎“寫什么”和“怎么寫”。他對這個題目還做了引申思考，比如，“我要寫”和“要我寫”。他說：“這兩者雖然殊途同歸，實踐起來也各有側重。比如‘要我寫’，它的標準可能就是有關部門設定的：政治性，思想性，精品……我自己也設定了‘我要寫’的標準或自律：寫我經歷過的，辨識過的，思考過的，盡可能達到這些目標。我這部書的寫作，最大的難點是找到‘我要寫’和‘要我寫’之間最大的公約數。此外，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寫成流水賬、功勞薄、表揚稿，更不要做成文件匯編，也不要寫成夢話連篇——事實上，這樣的先例是不勝枚舉的。在文學和文件之間，在人和事之間，我盡量選擇前者。”應該說，他以《滇池治水記》的寫作，兌現了自己的思考和承諾。

滇池治理，可以說是“美麗云南”乃至“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縮影，《滇池治水記》堪稱是一部生態文明建設的壯麗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