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晚年翻譯手稿為東方文學課程的開設、東方文學學科的初創打下了基礎。正是得益于穆木天翻譯的東方文學研究資料，北師大東方文學學科才得以擁有作為學科基礎的學術資料。

穆木天手稿 作者供圖

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依此，各高校重新修訂教學大綱、教學計劃，外國文學學科構建面臨新任務，東方文學學科建設也由此拉開帷幕。為培育師資、完善教學、推動學科建設，先前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外國文學教研室主任的穆木天憑借良好的俄語素養和豐富的俄蘇文學翻譯經驗，歷經10年，從蘇聯期刊和著作上翻譯了共計19類94種2633頁170余萬字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內容幾乎涵蓋了整個東西方文學史。這批資料一直以手稿的形式保存、流傳。

推動外國文學學科建設

1949年前，中國高校雖然開設過外國文學課程，但缺乏系統性及學科意識。外國文學學科的體制化與規模性建設，是從1949年后開始的，穆木天及北京師范大學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2年11月，教育部印發高等師范院校《中國語文系教學計劃（草案）》，規定了高等師范院校中國語文系的培養目標、教學方案、必修科目及學程安排。根據新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方案，中文系需開設外國文學、兒童文學等新設課程。此時，穆木天剛從東北師范大學調至北師大，他有多年外國文學翻譯、研究、教學經驗，于是，便承擔起籌備北師大外國文學學科的工作。

經過辛勤籌備，1954年9月，穆木天第一次給本科生開設了系統的外國文學課程。1955年，穆木天在全國率先招收外國文學研究生。在平時授課中，穆木天嚴格按照教學計劃要求，系統講授從古希臘到19世紀的西方文學。經過一段時間，他認為“對中文系的學生，一方面應該系統地講授文學史；另一方面，還要在這個基礎上，重點介紹幾個有代表性的作家，細致分析一些代表作品，從而確定了文學史與作家作品并重的教學體系”（《穆木天研究論文集》）。時至今日，他所創立的這套教學體系仍為我國許多高等學校所采用。

1956年，教育部制定高等師范院校教學大綱時，穆木天被任命為外國文學教研組組長，領導起草外國文學教學大綱，他起草的大綱“經過會議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與會專家討論修改之后，成為全國通用的文件，對全國的外國文學教學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穆木天研究論文集》）。同年，穆木天、彭慧主持了北師大舉辦的由蘇聯專家擔任主講教師的蘇聯文學進修班和蘇聯文學研究班，為全國高校培養、輸送了一批外國文學教師。

1958年，北師大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外國文學課程在原有基礎上“又增添了東方文學和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這些全新的內容更增加了工作的難度”（陳惇《穆木天文集導語》）。鑒于外國文學新增的教學內容、外國文學研究資料的匱乏及青年教師的經驗不足，穆木天決定利用自己的翻譯經驗，從蘇聯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中選譯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從而推動了北師大外國文學學科的發展。

穆木天翻譯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具有體系化、系統性特征：從時間上看，手稿涉及從古希臘到20世紀50年代各個時期的文學，幾乎沒有間斷，對每一時代的代表性文學作品均有涉及；從空間上看，手稿包括各國文學。此外，手稿具有時代性、前沿性特征，穆木天立足于當時的時代語境，譯介蘇聯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力圖推進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以法國文學手稿為例，包括《1917—1956的法國文學》（一、二）、《批判現實主義的基本特點》《自然主義》《維克多·雨果——偉大的法蘭西作家》《巴爾扎克》等18種924頁68萬字，既有對法國文學的整體勾勒，也有對法國文學思潮、法國文學代表作家及具體作品的詳細分析，體系化、系統化可見一斑。

穆木天晚年翻譯手稿對北師大外國文學學科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其學生陳惇回憶，“教研室的青年教師通過這種途徑接受了穆先生的幫助，渡過了自己的困難時期，如今回想起來，無不懷著由衷的感謝”（《穆木天文集導語》）。經過穆木天的辛勤耕耘，北師大的外國文學學科得以創建、發展，并“成為全國培養外國文學（俄蘇文學）教學和科研人才的重要基地”（吳澤霖、鄒紅《彭慧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促進東方文學學科初創

1949年前，我國的東方文學翻譯與研究已經展開，但不成體系，多為局部、零散的翻譯與介紹。1949年后，東方文學的規模化翻譯與系統化研究拉開帷幕。在東方文學翻譯與研究的基礎上，高等師范院校的東方文學課程安排開始提上日程：1956年8月6日至18日，教育部委托北師大在京主持召開高等師范院校文、史教學大綱討論會，審訂了20種科目的教學大綱；1956年11月5日，教育部印發高師教學大綱討論會上各校教師對于教學計劃的意見摘要，其中提出“逐步創造條件，開設東方文學專題”的要求（陳惇、劉洪濤《窗硯華年》）。

1958年，北師大等高校的東方文學學科得以初步創建，這就“在外國文學教學研究領域改變以西方文學取代外國文學的現狀，建立東方文學體系，形成西方文學和東方文學共同組成外國文學的新體系”（何乃英《東方文學研究會與東方文學學科建設》）。但作為一門全新的課程、一個全新的學科，東方文學課程的開設與東方文學學科建構面臨巨大挑戰，資料嚴重匱乏成為東方文學學科初創時期的最大困難。基于學科建設需要，穆木天此時正著力翻譯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并側重東方文學研究資料的翻譯。穆木天翻譯的東方文學手稿共計46種1388頁58萬字，囊括印度兩大史詩、泰戈爾與普列姆昌德、日本古典文學及現代文學、阿拉伯古典文學及現代文學、波斯文學、朝鮮文學、越南現代文學以及非洲文學等，為當時東方文學研究與教學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資料。

以阿拉伯文學為例，雖然1949年后我國迎來了阿拉伯文學譯介的高潮，但阿拉伯文學研究相對薄弱，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成果幾乎沒有，穆木天的手稿填補了這一空白。手稿中的阿拉伯文學研究資料共4種，計67頁，3萬字，涉及阿拉伯文學的整體概況以及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個案研究，成為當時北師大東方文學專業教師講授、研究阿拉伯文學的重要依托。

第1種：手稿《阿拉伯文學》13頁3900字，整體介紹了阿拉伯從遠古時期到19世紀的文學發展歷程。

第2種：手稿《〈一千零一夜〉序言》13頁3900字，劃分了該書的故事類型，并且討論了該書產生的時間、地點和作者。

第3種：手稿《〈阿拉伯散文作品選〉序言》47頁14100字，對收錄在《阿拉伯散文作品選》中從1910年到1930年的阿拉伯文學（短篇、長篇小說、散文詩、政論文學）做了整體的分析與評論。

第4種：手稿《法胡利的創作道路》57頁17100字，介紹了奧馬爾·法胡利的文學理論（要現實主義地反映現實）、文學創作（《魔法的門》《四部集》《毫不留情》等）和進步的社會活動。

穆木天晚年翻譯手稿為東方文學課程的開設、東方文學學科的初創打下了基礎。何乃英在《我的大學老師》中對穆木天手稿的作用回憶道：“穆先生通曉日文、法文和俄文等多種外文，當時他一上班就坐在桌子前面翻譯俄文資料，幾年下來譯稿積累了一大摞。穆先生體弱多病，并且眼睛高度近視，幾乎是趴在桌子上看書、寫字，能夠翻譯這么多的東西實在并非易事。穆先生翻譯的這些資料是很寶貴的，其中有關東方文學的內容對我的工作幫助極大。因為當時我剛開始講授和研究東方文學，資料奇缺”（《機緣五十八載：1954—1958—2012》）。

正是得益于穆木天翻譯的東方文學研究資料，北師大東方文學學科才得以擁有作為學科基礎的學術資料。同時，北師大與其他高校通力合作，共享資料，使東方文學課程在中文系落地生根，“從而打破了以外國文學為名、西方文學為實的不合理局面，在講堂上為東方文學爭得了早已應有的一席之地”（何乃英《東方文學研究會與東方文學學科建設》）。東方文學學科在今天的興盛與發展，離不開穆木天的貢獻，他的翻譯手稿對東方文學學科創建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者單位：洛陽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