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在萬安公墓李大釗烈士陵園即將正式開展的《不朽的功勛——李大釗生平事跡展》上，一份李大釗親筆書寫的《獄中自述》手稿正在屏幕上閃現，看后令人心緒久久不能平復。

1927年4月29日，一個消息震撼了整個京城——《晨報》報道：李大釗等前一天已執行絞決。李大釗生前留下的《獄中自述》，成為其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歷史見證，更是他用生命譜寫的一曲正氣歌。初讀《獄中自述》，難免發出疑問，為何李大釗只字未提他一直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卻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寫了這篇自述？我們穿越時光，重回近百年前的那段歷史中探尋答案——這篇大約2800字的自述背后，深藏著李大釗堅定的理想信仰、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及他舍身護衛年輕革命者的眷眷之心。

李大釗的《獄中自述》

獄中篤定落筆展現堅定信仰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李大釗。

在獄中，李大釗留下了兩份珍貴的文獻資料——《獄中供詞》和《獄中自述》。《獄中供詞》是李大釗被敵人審問時的回答，而《獄中自述》則是他以書面形式向敵人作出的回答。

當時，李大釗的被捕和入獄，震驚了京城內外，各界人士競相營救。北京25所大學校長集會，發表聲明要求“移交法庭辦理”；李大釗同鄉300余人聯名請釋；西北的國民軍通電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殺害李大釗：京津不少報紙也為李大釗呼吁；北方鐵路工人甚至組織了劫獄隊，決心不惜代價，全力營救李大釗。但李大釗聞訊，卻不愿革命力量再受損失，堅決勸阻。中共北方組織忍痛取消了劫獄營救計劃，工人們為有這樣偉大的領袖而感動落淚。

壓力之下，京師警察廳在抓捕李大釗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進行審理。

1927年4月8日的《世界日報》上記載：“李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須，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云云。”

問到后來，他干脆說：“因預審中供詞，由書記記錄，多與彼原意不甚相符。”于是，就有了后來被廣為傳誦的《獄中自述》。終日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釗，終于借這個機會梳理了自己的一生。

《獄中自述》共有三稿。初稿較為簡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一稿大約2800字。1957年，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將其捐獻給國家。

《獄中自述》的字體蒼勁有力，書寫一絲不茍。透過這些字，仿佛可以看到李大釗在獄中篤定落筆的樣子。雖是危難關頭，他卻沒有絲毫的慌亂與猶疑，因為，他心中的信仰堅定而熾烈，為了實現再造中國之理想，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李大釗英勇就義的場所——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

字里行間洋溢赤誠的救國理想

“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九歲。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獄中自述》中，李大釗用很大篇幅回顧了自己壯烈的、革命的一生，表達了他的偉大抱負，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改造中國的革命主張。

那是一個世紀前的古都北京，政治形勢錯綜復雜，各種新思潮風起云涌。

1916年，一位留著威嚴八字胡、目光銳利的27歲青年，從日本留學回國，抱著救國理想來到北京。這位青年就是李大釗。正如他在《獄中自述》所說，“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今欲挽此危局，非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

也有《獄中自述》故意略去的一段經歷。早在留日前后，李大釗就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潮，到北京的第二年，即1917年春季，他研究了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及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中的作用。十月革命的勝利，更讓他看到了中華民族自救復興的曙光，李大釗以深邃的歷史眼光，認定它代表著世界新潮流，于是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

李大釗38年的短暫人生，有10年是在北京度過的。北大紅樓、石駙馬大街后宅胡同35號小院（現西城區新文化街文華胡同24號）等處，都留下了他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北方工人運動、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等偉大革命實踐的足跡。

就義前的李大釗

革命利益高于個人生命安危

《獄中自述》中，李大釗以國民黨人自稱，未曾談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為何要以國民黨人的身份寫自述呢？

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斗爭形勢，便不難理解李大釗的抉擇。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西湖會議，決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會后，李大釗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第一次見面，就一見如故，兩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也記載了這段經歷：“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那時的孫中山，看到了共產黨煥發出的勃勃生機，要借以改造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李大釗兼任共產黨北方區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部長，領導著直隸、山西、山東、河南、綏遠、甘肅、新疆、黑龍江等北方15個省區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運動。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變之后，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危急下，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懇請蘇聯提供軍火援助，這才令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具備了與北方反動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因此，李大釗自然被反動軍閥視為“眼中釘”。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及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被通緝。3月底，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繼續領導北方人民的革命斗爭。不久，奉系軍閥控制了北洋軍閥政府，更加重了北京的白色恐怖。當時，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先后被殺害。任“討赤聯軍總司令”的張作霖，將捕殺李大釗等人列為特別緊迫的軍事行動。

但李大釗仍然沒有離開北京，堅持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

危險日益迫近，李大釗和同事在后院僻靜處，將一沓沓的文件扔進熊熊的爐火中。雖然很多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但他不肯。據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回憶，父親曾對母親說：“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你要知道現在是什么時候，這里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哪能離開呢？”

當時的中國從北到南，戰火不休。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接南北革命斗爭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匯聚到蘇聯使館舊兵營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轉出去。與此同時，北方革命力量也在迅速發展。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京的共產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000余人發展到4000余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就是大帥府秘書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在獲得帝國主義公使團的默許后，張作霖不顧國際公法，悍然派兵闖進蘇聯使館，瘋狂搜捕。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連同滯留北京地區的國共兩黨工作人員及蘇聯駐華人員數十人一同被捕。

看到這里，我們自然也就明白了李大釗的抉擇。在這種險惡形勢下，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黨的組織再次遭受破壞。鑒于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黨，李大釗在自述中隱藏了自己中共領導人的身份，絕口不談共產黨，有意利用國民黨這層關系，最大限度保護一同被捕的其他人。

萬安公墓李大釗烈士雕像。劉岳/攝

為保護革命力量字斟句酌

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講述了一些事情，仔細閱讀可以發現，李大釗可謂是字斟句酌。他煞費苦心地和敵人周旋，以保護革命組織，保存革命力量。

為了迷惑敵人、保護革命力量，《獄中自述》中寫道，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自吳稚暉、于右任等相繼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釗”“目下在北方并無重要工作”“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劃，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

為了保護進步工人、工人組織，他寫道，“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只有黨之組織，而無工會之組織……黨籍中之工人黨員，亦甚罕見。”

當時，敵人把李大釗等一案誣為“蘇聯陰謀案”，把共產黨誣蔑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謂“討赤驅赤”。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堅決聲明：他們的住所是由國民黨人徐謙等掌管的“庚子賠款委員會”，而不是蘇聯大使館；一切事項“并未與任何俄人商議”，一切用款則全由國民黨自廣州、武漢匯寄。李大釗以此說法來盡力保護一同被捕的人員。

李大釗經過慎重選擇，也談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國民黨的情況。例如，他提到了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的名字，談了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一些情況，但這些情況都是已見諸報端的。李大釗借用這些信息，掩護了真正秘密的信息。

在《獄中自述》的結尾處，李大釗依然在獨攬責任，全力保全他人，“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他還特別寫道：“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李大釗（前排左五）與《晨鐘報》編輯部同事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合影。

為主義視死如歸

但是，力主“討赤反共”的張作霖想要的絕不是這些。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共22天，堅貞不屈，沒有向敵人泄露黨的任何秘密。

張作霖派出參謀長楊宇霆，讓他以同鄉的身份勸降李大釗，并對李大釗許以高官厚祿。李大釗輕蔑地回答：“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

所以，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李大釗口供頗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李無確供”。

在獄中20余日，李大釗絕不提家事。當他在審訊處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見到同在獄中的妻子、女兒時，只是靜靜地看著她們，沒有對她們說一句話。

即便是“無確供”，特別法庭還是在4月28日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決，立即押赴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執行。

李大釗身著棉袍，在鏡頭前留下了最后一張照片：頭發剃去了，寬闊的額頭，濃黑的雙眉，兩眼目光淡定，臉上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李大釗第一個登上絞刑架，英勇就義，時年38歲。

李大釗視死如歸，因為他對生命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如同他在1919年發表的短文《犧牲》中所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歷史資料：《北京的紅色覺醒》《不朽的功勛——李大釗生平事跡展》《北京紅色地標》、李大釗故居、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

聯合出品：北京日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市地方志辦